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伙伴们闹翻过。诟骂、发誓、诅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叫你害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然而我们彼此之间仍旧处得很友好。那些伙计们猜想我是个什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说是连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们又说他们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已经有十年没去忏悔了。他们为这种浪荡的生活辩白说，油漆工在人们当中的地位就跟乌鸦在鸟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们看重我，对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静而规矩的生活，这显然使他们喜欢我。只有两件事情叫他们不痛快，不满意，那就是我不跟他们合伙偷干性油，也不同他们一块儿去向顾主讨赏钱。偷主人的干性油和油漆在油漆工当中已经成为风气，他们简直不认为是偷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就连萝卜这样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性油。至于讨赏钱，就连在玛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觉得害臊，每逢我看见伙伴们在开始上工或者结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向一个微不足道的顾主道喜，各人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低声下气地道谢，我总是感到又气恼又害臊。
他们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普隆涅斯①。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说。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们附和说。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许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们在背后对顾主总是抱着讽刺的态度，比方说他们看见老爷坐在阳台上看报，他们就说：“他在看报，可是大概连吃的都没有呢。”
我没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间里有字条，写得又简单，带着焦虑的口吻，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告诉我说，父亲在吃饭的时候不知怎的心事重重，什么东西也没吃；时而又说父亲差点跌了一交，时而又说他锁上门，坐在自己房间里，很久没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贵族街去，走到我家门口，瞧着漆黑的窗子，极力推测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偷偷地来的，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每逢她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总是很苍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说。“万一他有个什么好歹（但愿别这样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辈子。这真可怕，米赛尔！我用母亲的名义请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说，“既然我相信我是在凭良心行事，那叫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凭良心行事，可是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做，不致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门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灾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灾难会来的！”
「注释」
①莎士比亚所著悲剧《汉姆雷特》中一个佞臣。
。。
《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六
六
有一个星期天，医师布拉果沃出人意外地来找我。他穿着军装，军装里面是一件绸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统漆皮靴。
“我来看看您！”他开口说，照大学生那样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见人家谈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如同常言所说，敞开胸怀谈一谈。城里烦闷得可怕，简直没有一个活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天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说，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老兄，请允许我跟您聊聊吧！”
我自己也感到闷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谈谈。我见了他打心里高兴。
“首先，”他在我床上坐下，说，“我满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这儿的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蠢猪。可是上回野餐，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心灵，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热诚地接着说。“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经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续过这种生活，坚定不渝地保持自己崇高的信念，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作为我们谈话的开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认为，如果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别的事业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那么您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宽广，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大的收获？”
我们畅谈起来。当我们的话题涉及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为了使强者不奴役弱者，为了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经常不断地吸取多数人身上的脂膏，那就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没有比体力劳动，作为普遍的、人人必尽的义务，更好的消灭差别的办法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须承担的，不能有一 个例外？”医师问。
“是的。”
“不过，要是大家，包括最优秀的人物、思想家、大学者在内，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化在敲碎石头和油漆房顶上，你不认为那就可能给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吗？”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害呢？”我问。“进步的关键在于见诸行动的爱，在于实践道德的准则。如果您不奴役什么人，也不成为什么人的累赘，那么您另外还需要什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请您容我说！”布拉果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请您容我说！倘使一只蜗牛躲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则，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吗？”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驱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给您赶车，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对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而言，这岂不就是进步吗？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而您却光谈论一 种受到我们的需要或者暂时的观念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简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说的那样，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那就无异于说，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说。“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活着！”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象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顺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梯子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说真的，单单为了这架美妙的梯子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为了让画家和为他调颜料的人吃同样的饭；可是要知道，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庸俗的、单调乏味的一面；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厌烦？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去它们的，随它们去互相吞吃好了！我们不该去想它们，不管您怎样把它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它们也还是会死去，会烂掉的。应该想到那个未知的伟大前景，它在遥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果沃跟我激烈地争论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会来了，”他看了看表说。“昨天她到我们家里去，说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说奴役，奴役，……”他接着说。“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会由人类自然而然地逐步解决的。”
我们就开始谈渐进过程。我说，关于行善还是作恶的问题，那是由每个人自己解决，而并不是等到人类通过逐渐发展的道路解决的。此外，讲到渐进，也利弊相兼。随着人道思想的逐渐发展，另一种思想也在逐渐发展。农奴制度没有了，可是资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们，而多数人本身却挨饿受冻，没人保护。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什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共处，那是因为奴役的艺术也变得逐渐巧妙起来。
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抽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使奴役具有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一个别的场合为奴役找出借口。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能够把我们感到最沉重的体力劳动推给工人们去干，那么，我们当然会这样办，而且事后无疑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见医师，就手足无措，惊恐不安，立刻说她现在该回家，看父亲去了。
“克列奥帕特拉·阿历克塞耶芙娜，”布拉果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恳切地说，“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什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以自己的好兴致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突兀。我们走到田野上，在草地上坐下，继续我们的谈话，眼睛望着城市，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在夕阳的照耀下放射出金光。
这以后每逢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果沃也总是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象他们在我这儿是偶然相逢似的。我和医师争论，姐姐听着，同时脸上现出兴高采烈、深受感动、十 分好奇的神情，我觉得她的眼前好象渐渐展开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现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不在我这儿，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她有时坐在我床上哭，那她也不提哭的原因。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前两天，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来，眼睛没有看我，用手绢慢慢地擦他的红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慢吞吞地、一板一眼地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龄人，国立银行办事处主任的儿子，被委任为省税务分局的局长了。
“现在看看你自己，”他把报纸折起来，说，“叫化子，穿得破破烂烂，下流东西！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拼命往泥坑里钻！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我是来问你，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在家吃过午饭就出去了，现在已经八点钟，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她变得不象以前那样孝顺了，我认为这是受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象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的老天爷！”奶妈在隔壁房间里嘟哝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会有灾祸临头，灾祸临头！”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里，接连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堆在那儿，还没有扎成捆，我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地变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们刚做完什么活儿，一阵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家不准我们住宿在车站的房子里，我们就只能挤住在夏天“铁炉子”住过的又脏又潮的土窑里，每天夜里我总是觉得冷，而且有些潮虫在我脸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弄得我睡不着觉。每逢我们在桥边做工，一 到晚上，“铁炉子”便成群结队地到我们这儿来，专门为了揍油漆工人，这在他们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揍我们，偷走我们的刷子，为了惹恼我们，引得我们跟他们打架而破坏我们干的活儿，例如把绿漆涂在小屋上。除了上述种种灾难以外，萝卜又让我们遭罪，他常常不按时付给我们工钱。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转包给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给自己扣下两成的佣金以后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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