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什么事也不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孩子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里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搭伙。我们很少吃肉，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眫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得不自在。
在这厢房里，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干，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就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前总要照一照镜子，嚷一声：“伊凡·切普拉科夫，你好！”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煞白，老是搓着手笑，那笑声象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田野上奔跑起来。他吃苍蝇，说味道有点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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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四
四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走，你姐姐来了。”
我走出去。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跟她一起来的有安纽达·布拉果沃，还有一位穿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个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行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果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多新鲜的空气！圣母啊，多新鲜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象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神也象个可爱的大学生，是那么活泼，朴实，坦率。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不结实，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但是相当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团队里任职，现在休假，回 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
他已经成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起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我们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取来钥匙，开了玻璃门上的锁，我们大家就走进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发出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急着要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好象她难以相信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
她甚至变得有点好看了，她的侧面不漂亮，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显出一种神情，好象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带着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可爱，甚至美丽。我们俩，她和我，都长得象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有耐力，可是她那苍白的脸色却是病态的。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的眼睛里看出那些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此刻，她的快活却带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好象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苏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果沃始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思忖。“奇怪的姑娘！”
圣彼得节的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地位又不确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老是在这庄园里溜达，只等自己哪一天会下决心离开此地。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正坐在我们的厢房里，忽然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他给太阳晒得挺黑，衣服上蒙着灰色的尘土。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刚才坐机车到杜别奇尼亚，然后从车站步行来到我们这里。他在等候从城里派来的马车，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们的厢房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几封信。就在这段时间，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给他的，他就亲自到电报机那儿去打回电。
我们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简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报表说。“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车站上去，我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才好，先生们。”
“我尽了力了，大人，”切普拉科夫说。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说。“您老是指望托人情，只求毫不费力地尽快fairelacarrière①。哼，我才不顾什么情面不情面。从来就没有人为我张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铁路以前，我当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回过身去问萝卜。“是跟他们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什么缘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象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背地里骂我们是酒鬼，畜生，下流东西。总之，他对待小职员很苛刻，常常罚他们钱，冷冰冰地把他们革职，连一句解释的话也不说。
最后马车来接他了。他临走时说定，过两个星期把我们一 古脑儿革职，骂总管是个笨蛋，随后在马车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凡内奇，”我对萝卜说，“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车站和庄园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我就问：“安德烈·伊凡内奇，为什么你刚才到杜别奇尼亚来？”
“第一 ，我的那些小伙子在铁路上干活，第二 ，我来付将军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现在我每月要付给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说到这儿，油漆匠站住，抓住我的纽扣。
“米赛尔·阿历克塞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说，“依我看来，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放债拿利钱，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蛋。这种人不会有正气。”
脸孔瘦削苍白、样子可怕的萝卜闭上眼睛、摇着头，用哲学家的口气说：“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主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吧！”
「注释」
①法语：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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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五
小！说
五
萝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算计。他揽下的活儿总是多得干不完，临到结帐就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此差不多老是赔钱。他涂油漆，装玻璃，糊墙纸，甚至应下修盖房顶的活儿。我还记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连跑上三天去找铺房顶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工匠，有时候他一天能挣十个卢布，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经积下一大笔钱了。
他自己讲定价钱包下活儿，可是他每天得付给我和另外的一些小伙子七十个戈比到一个卢布的工钱。遇到炎热、干燥的天气，我们就干各种户外的活儿，主要的是油漆房顶。由于不习惯，我的脚觉得烫，仿佛在烧热的铁板上走路似的，要是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感到闷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惯，一切都顺顺当当了。现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劳动看作非干不可、无法避免的人们当中，他们象拉大车的马那样干活，往往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甚至在谈话中从来不用“劳动”这个词儿。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拉大车的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干的活儿是非干不可、不能避免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使我摆脱了种种疑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象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谁觉得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马车的马倒在地上，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为别人的累赘了！
油漆房顶，特别是用我们自己的干性油和漆来油漆，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赚钱的活儿，因此就连萝卜这样的好手也不看轻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裤，露出浅紫色的瘦腿，在房顶上走来走去，象是一只鹳。他用刷子涂漆的时候，我听见他沉重地叹着气，说：“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倒霉，倒霉啊！”
他在房顶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地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象年轻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教堂的拱顶和圆顶上涂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挺直身子，不知在对谁说话，他那样儿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说：“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或者，他一面想心事，一面说起话来，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什么事都会发生！任什么事都会发生！”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伙计、学徒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在我后面讲出种种讥诮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简直叫人觉得可怕。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油漆工！赭石！”
对我最无情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场里走过铁铺，他们仿佛无意间把水泼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个鱼贩子，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说：“傻瓜，你没有什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们遇见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发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们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大贵族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遇见安纽达·布拉果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纽达认出我，脸红了。
“请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用发颤的声音又急躁又严厉地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而她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泪光。“要是您觉得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请您别再跟我见面！”
我已经不住在大贵族街，而住在城郊玛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她是个善良的，然而阴郁的老太婆，老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坏事，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见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间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说，摇摇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罗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个卖肉的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纪在三十上下，头发棕黄色，唇髭挺硬。他在门道里遇见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给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伸开五指的手掌举到帽沿那儿行一个礼。每天傍晚他吃晚饭，我隔着板壁听见他嗽喉咙，叹气，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妈！”他低声叫着。
“什么？”卡尔波芙娜应答道，她非常疼爱她的养子，“什么事，好儿子？”
“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人世间的苦难中，我要养活您，等您死了，我出钱给您办丧事。我说到做到。”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伙伴们闹翻过。诟骂、发誓、诅咒（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