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先生- 第28部分

　　他在罗杰铺得整整齐齐的床边坐下，看着周边的环境。衣柜门把手上挂着书包，捕蝴蝶的网立在角落。他又站起来，慢慢在房间四处走动。好多书。《国家地理杂志》。抽屉柜上的小石头和贝壳。墙上挂的照片和彩色画作。学生书桌上摆满各种东西——六本教科书、五支削尖的铅笔、画笔、白纸——还有装着两只蜜蜂的玻璃瓶。

　　“原来在这里。”他拿起瓶子，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两只蜜蜂没有受到丝毫打扰，仍然保持着他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第一次发现它们时的样子）。他把瓶子放回桌上，确定它的位置和之前完全一样。这个男孩的房间是多么井井有条、多么精确严密啊，一切都是摆好的、整齐的，就连床头柜上的东西也是规规整整——剪刀、一瓶胶水、一本大大的纯黑色封面的剪贴簿。

　　福尔摩斯把剪贴簿拿起来，又在床边坐下，随意地翻开查看。里面贴着男孩精心收集剪贴的图片，有的是野生动物和森林，有的是士兵和战争，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了广岛原政府大楼破败凋敝的照片上。看完剪贴簿，自从天亮起就挥之不去的疲惫感终于将他完全吞没。

　　窗外，阳光突然变得暗淡。

　　纤细的树枝划过窗户玻璃，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不知道，”他坐在罗杰的床上，毫无来由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又说了一遍。说完，他躺在男孩的枕头上，闭上了眼睛，把剪贴簿紧紧抱在胸口：“我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他就睡着了，不过，这种睡眠既不是筋疲力尽后的安枕，也不是梦境与现实交错的小睡，而是一种把他拖入无尽宁静之中的慵懒状态。现在，那庞大而深沉的梦境把他送到了别处，把他拖离了身体所在的卧室。他睡了六个多小时，呼吸均匀而低沉，手脚一下也没有动过。他没有听见正午响起的惊雷，也没有察觉到正从他土地上刮过的暴风雨，高高的草丛被狂风折弯，豆大的雨滴砸湿了地面；他更没有发现暴雨过后，小屋的门被吹开了，雨后凉爽的空气吹进客厅，吹过走廊，一直吹进罗杰的卧室。

　　但福尔摩斯感觉到了脸上和脖子上的凉意，像是轻轻压在他皮肤上的冰凉手掌，催促着他快点醒来。“是谁？”他嘟囔着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盯着床头柜（剪刀、胶水）。他缓缓移开视线，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房间外的走廊，走廊夹在男孩明亮的卧室和打开的前门之前，显得很模糊。好几秒钟之后，他才确认有人正在走廊的暗处等着，那人一动不动，面对着他，被身后的光线勾勒出剪影般的轮廓。微风吹得她的衣服窸窣作响，掀起了裙边。“是谁？”他又问了一遍，但他此时还没法坐起来。就在这时，人影往后退缩，似乎是滑向了门厅——他终于看见她了。她把一只手提箱拿进小屋，然后把前门关上，小屋再次陷入黑暗之中，而她也像刚刚出现时那样迅速地消失了。“蒙露太太——”

　　她现身了，像是被磁铁吸引般走向男孩的卧室。她的头飘浮在黑暗中，像是漆黑背景中一个虚无缥缈的白色球体，可那黑暗并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在她下方飘浮着、摇摆着。福尔摩斯推测，应该是她穿的丧服吧。她确实穿着黑色的裙子，镶着蕾丝的花边，样式相当简单朴素；她皮肤苍白，眼睛周围可以看到深深的黑眼圈（悲伤夺走了她身上的年轻气质，她现在形容枯槁、动作迟缓）。她跨过门槛，不带任何表情地点了点头，朝他走来，看不出一丝她在罗杰去世当天痛哭流涕的悲伤，也没有她在养蜂场时表露出的愤怒。相反，他却从她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温柔、一种顺从，甚至是平静。他想，你不能再责怪我或我的蜜蜂了，你错怪我们了，孩子，你现在也意识到你弄错了吧。她朝他伸出苍白的手，小心翼翼地把他手里的剪贴簿抽了出去。她躲避着他的目光，但他从侧面看到了她圆圆的瞳孔，就和他看到的罗杰尸体的眼睛一样空洞。她一言不发地把剪贴簿放回床头柜，按照男孩的习惯，把它摆得整整齐齐。

　　“你怎么来了？”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地上，让自己在床垫上坐直。他刚说完这句话，却立马尴尬得红了脸——是他睡在她的小屋，抱着她死去儿子的剪贴簿，就算有人要问这个问题，那提问的人也应该是她。但蒙露太太并不介意他的存在，这反而让他更加不自在了。他环顾四周，看到了靠床头柜摆放的拐杖。“没想到你会这么快回来，”他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摸索着，抓到了拐杖的把手，“希望你这一路不是太累。”他为自己如此浅薄的话语感到羞愧，脸越发红了。

　　此刻，蒙露太太站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坐在床上，也背对着她）。她解释说，她觉得还是回到小屋比较好。福尔摩斯听到她平静的语气，不安的感觉消失了。“我在这里还有好多事需要处理，”她说，“很多事情要办——罗杰的事、我的事。”

　　“你一定饿坏了吧，”他拄好拐杖，“我让那个女孩子给你拿点东西来吃。要不，你就去我的餐厅吃饭？”

　　他不知道安德森的女儿在镇上买完了杂货没有，他站起身，蒙露太太却在他身后回答：“我不饿。”

　　福尔摩斯朝她转过身，她正斜眼盯着他（那充满嫌恶之情的空洞眼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总是把他放在视线边缘）。“你还需要什么吗？”他只能想到这样的问题，“我能做什么？”

　　“我能照顾好自己，谢谢您。”她把目光彻底转开了。

　　她松开交叉抱在胸前的双臂，开始翻看桌上的东西。福尔摩斯观察着她的侧影，突然明白她这么快回来的真正原因了：她想要好好地终结生命中的这一段篇章。“你要离开我了，对不对？”他还没有想清楚，就已经脱口而出。

　　她的指尖拂过桌面，掠过画笔和白纸，在光滑的木桌表面停留了一会儿（罗杰曾经就在这里写过家庭作业，画了那些挂在墙上的精美图画，显然还认真地看完了他的杂志和书）。虽然孩子已不在人世，但她仿佛还能看见他坐在那里，而自己则正在主屋忙着煮饭打扫。福尔摩斯也仿佛看见罗杰坐在桌前——跟自己一样，他俯身趴在桌上，从白天坐到黑夜，又从黑夜坐到黎明。他想把自己的所见告诉蒙露太太，告诉她，他们都想象着同样的画面，但他并没有说，他只是保持着沉默，等待着从她嘴里最终说出的确定回答：“是的，先生，我要离开您了。”

　　福尔摩斯心想，你当然是要走的。他理解她的决定，可她确定的态度让他感觉很伤心。他结结巴巴地开口了，像是在恳求她再给他第二次机会：“拜托，你不需要如此草率地决定，真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一点也不草率，您明白吗。我想了好几个钟头——我怎么看待这件事都不可能再改变主意了——对我来说，这里没有什么价值了，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不重要了。”她拿起一支红色的画笔，若有所思地在指间转动着，“不，这个决定一点也不草率。”

　　一阵微风突然轻轻吹动了罗杰书桌上方的窗户，树枝从玻璃上擦过。一时间，微风变强，晃动着窗外的大树，树枝猛烈地敲在窗上。蒙露太太的回答让福尔摩斯沮丧不已，他只得叹了口气，又问：“那你会去哪儿呢？伦敦？你准备做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的生活无论怎么样，都不再重要了。”

　　她的儿子死了。她的丈夫死了。她亲手埋葬了她最深爱的人，也从此把自己埋进了他们的墓中。福尔摩斯想起了年轻时曾经读过的一首诗，其中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年少时他的脑海中：我要孤独地去了，你也许能在那里找到我。她的绝望让他无言以对，他走上前，说：“怎么可能不重要？放弃希望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你可不能这样，亲爱的。无论境况如何，你都必须坚持，如果你不坚持，那你对儿子的爱又该如何延续呢。”

　　爱，这是一个蒙露太太从来不曾听他说过的字眼。她瞥了他一眼，用冰冷的眼神阻止了他。接着，她似乎是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便把目光转向书桌，说：“我学了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

　　福尔摩斯看到她伸出手去拿装蜜蜂的玻璃瓶。“是吗？”他问。

　　“这两只是日本蜜蜂，很温柔、很害羞，对不对？跟您养的那些蜜蜂不同，对吧？”她把玻璃瓶放在自己掌心。

　　“你说得对。看来你真是做过一番研究。”蒙露太太掌握的这点小知识让他觉得惊讶，可当她不再说话时，他又皱起了眉头（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瓶子上，紧盯着里面死去的蜜蜂）。他无法忍受沉默，便继续说：“它们是非常了不起的生物——正如你所说的，非常害羞，但在消灭敌人时，却是不遗余力。”他告诉她，日本大黄蜂会捕猎各种类型的蜜蜂和黄胡蜂。一旦大黄蜂找到蜂巢，就会留下分泌物以做标示，这种分泌物会把附近区域里的大黄蜂都召集起来，对蜂巢发动攻击。但日本蜜蜂能够探测到大黄蜂的分泌物，从而让自己有时间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攻击。当大黄蜂进入蜂巢后，蜜蜂会把它们各个包围，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方团团围住，让它们处在四十七摄氏度的温度中（这对大黄蜂来说太热，而对蜜蜂来说却刚刚好）。“它们真的是很神奇，对不对？”他得出结论，“我在东京碰巧遇到了一个养蜂场，你知道吧。我很幸运地得以亲眼见到它们——”

　　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窗帘。就在这时，福尔摩斯感觉自己此时发表这样的长篇大论实在是不合时宜（蒙露太太的儿子被埋在坟墓里，自己能给她的居然是关于日本蜜蜂的介绍）。他摇摇头，为自己的无助和愚蠢而懊恼。就在他思索该如何道歉时，她把玻璃瓶放在桌上，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说：“这都没有意义——它又不是人，您怎么这么说——它们都不是人，只是些科学知识和书本上的东西，被塞在瓶子里和箱子里的东西。您难道知道爱一个人的滋味吗？”

　　她沙哑的声音中带着轻蔑与鄙视，福尔摩斯被她尖刻怨恨的语气激怒了。他努力让自己在回答之前平静下来，可他发现自己的手已经紧紧抓住拐杖，指关节都开始发白。你知道什么，他想。他愤怒地叹了一口气，松开抓住拐杖的手，蹒跚走回罗杰的床边。“我没有那么死板，”他在床脚坐下，“至少，我自己不愿意这么认为。但我要怎么跟你说，才能让你相信呢？如果我告诉你，我对蜜蜂的喜爱既不是出于任何科学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来自书本上的说教，你会觉得我更有人情味一点吗？”

　　她依然盯着玻璃瓶，没有回答，也没有动。

　　“蒙露太太，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记忆力恐怕也在逐渐衰退，你肯定很清楚这一点。我经常把东西放错地方——我的雪茄烟、我的拐杖，有时候甚至是我的鞋——我在口袋里找到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这既让我觉得好笑，也让我觉得害怕。还有的时候，我会忘记我为什么从一个房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或是怎么也看不懂自己刚刚写下的句子。但有其他很多事情，却牢牢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似乎永远都无法磨灭，这真是矛盾极了。比如说，我对自己的十八岁就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是个高个子、独来独往、算不上英俊的牛津大学学生，每天晚上和教数学与逻辑的导师在一起。导师是个循规蹈矩但很爱挑剔的人，并不讨人喜欢，和我一样住在基督教会学院，你也许听说过他的名字，刘易斯·卡罗——我叫他C。L。道格森教士。他发明了神奇的数学谜题和字谜游戏，还有最让我感兴趣的密码文，他的魔术手法和折纸艺术直到今天还令我记忆犹新。还有，我也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养过的一匹小马，我记得我骑着它，奔驰在约克郡的荒野上，在石南花盛开的花海中迷了路，但我却那么高兴。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其他很多这样的场景，很容易就回想起来。为什么它们能保存下来，而其他的记忆却烟消云散了呢，我也说不上来。

　　“但还是请你听我再说一件关于我自己的事，因为我觉得它很重要。我知道，你看着我的时候，一定觉得我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孩子，你会有这种感觉，错更多地在我，而不在你。你只认识年老时的我，隐居在这与世隔绝的养蜂场里。每次我多说几句话，往往说的也都是蜜蜂。所以，我不怪你对我有这样的看法。可是，在四十八岁之前，我从来不曾对蜜蜂以及蜂巢的世界产生过一丝一毫的兴趣——到了四十九岁，我的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