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还有这种方式？”
“附和某种心情的自然方式。这并非难于理解。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陈浩呢？”
“不大清楚，想一个人来散散心，没别的，也可能是附和了某种心情。”她有些咿呀学语地说。
“一切都是自然规律。”
“死亡也一样，也属于自然规律。”
“是的，一切的存活都属于自然规律。”我说。
“也可以这么说，你能坐下来聊一聊吗？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在一起了，再说有事想和你谈。”
“什么事？”我问。
“何必要急于知道一切，交谈的过程中我会慢慢地告诉你，让我一下子切入主题恐怕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而后，她又问了我一些近况并问了我和杨子的事情。
“基本上无太大的变化。和以前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慢慢地推移罢了。”
“这样再好不过了，也是你们都期望的结果。”
最后她又谈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大多谈得支离破碎，她给我讲了我去上海之后和那个即将身为尘土的老人的一些事情。从她的谈话中我听得出来那个即将身为尘土的老人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给她很多钱，更不会帮她完成出国梦想。而后讲了她如何借助酒精将自己麻醉以后和一些陌生男人寻欢之事，以及如何度过了一段痛苦期之后，又接二连三地贪婪地找男朋友。
“何苦要这样委屈自己呢？飞黄腾达也是过，贫困潦倒也是过，在某种程度上崇高的贫困潦倒比堕落的飞黄腾达更值得让人珍惜。生活的面目原本不是这样的，再说你还年轻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何苦要这样？”
（）
“有些事情你是无法明白的，我也无法向你解释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只有自己真正地体验过之后才会明白其中的事理。”
“既然如此难明白，可你还要勉强自己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有些事情一生都不明白也并非什么不好之事。”
我们还活着，活着就应该对应该明白的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她又给我讲述了许多有关生的道理和死的命题，一些问题我也无多大的兴趣，所以也没有加以辩论，后来她问：“你可曾认识一位叫白玲的女孩子？”
“白玲！”我一时有些搞不清楚。“不过这个名字很熟悉。”我说。自己回想了一阵，心想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无论是同学还是朋友之间都没有一个名叫白玲的女孩子。
“一时无从想起。”我说。
“三个月前我认识了一个名叫白玲的女孩子，她说她认识你。”
“可我还是无法将一些具体的事情与一个名叫白玲的女孩子联系到一起，还是想不起来。”
“那可能是我说错了。不过她给我描述的有关你的身份和现在的你完全相同。”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认识的那会儿她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娱乐场所工作，现在是市中心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我们在一次闲聊时她说认识一位我们学校的叫菁轩的男孩子，还问了你的一些情况，对你印象不错。”
“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我问。
“白玲说当时还有一个男孩子。她说她和另一个女孩，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私人酒吧里认识的，最后还一起到一家私人旅店里开了房间。到半夜你们俩人还交换来着。”
萱子的话使我一时茫然，一时间白玲的名字和她本人的面目如同浮出水面的物体一样地凸显了出来。“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女孩子，也有过一些交谈，只是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而已，之后就再也没有来往过。”
下午，我和萱子在学生餐厅里简单地吃了饭后，萱子提议去喝咖啡。我们俩一起来到了左岸。我提议让她叫上陈浩，免得发生误会。
“今天不想让他来，你就别多想了。”从她的话语和目光中我读出了些什么，纵然我一时不好定论，但确实是有什么事情。
想必是这样的。
对此我也只好做罢。我们在靠窗的一排摇摇椅上坐下，室内的灯光昏暗。一位穿白色上衣打领结的男服务生拿来菜单。
“你喝什么？”萱子问。
“随便什么都行，你喜欢喝什么就给我点同样的。”
“那就来两杯哥伦比亚怎么样？”
“哥伦比亚？”
“不喜欢吗？”
“可以。随便什么都行。”
说罢萱子便将菜单递给了打领结的男服务生。一会儿咖啡端上来了，我们一边品着香浓的哥伦比亚咖啡一边漫无目的地闲聊，音乐响起的是《天堂的金币》。
“这首歌喜欢吗？”萱子问。
“以前没怎么听过，不过总体来说唱得无可挑剔，是一首不错的歌曲。”
“这首歌我挺喜欢的。”说罢萱子便从摇摇椅上站起来朝着咖啡厅中央的钢琴台走去，一位男服务生走到她面前，两人交谈了几句，单从举止上来看，想必是萱子要弹一首曲子吧。随着音乐的结束，萱子便又弹起了这首《天堂的金币》，她一边弹一边唱，伤感哀婉的钢琴旋律和来自她体内的声音恰到好处地结合，使得坐在靠椅和摇摇椅上的客人沉浸在一片默然中。似乎感觉不到周围人的存在，只有自己的倾听与沉醉。
弹完了歌曲之后她一直保持着最初的姿势，在钢琴前呆呆地坐了几十秒，目光直直地盯着键盘。像是审视自己刚刚弹出的每一个音符，又像是注视着一个遥远的不知道的世界。这个世界究竟存在于何处，又以何种形式存在，谁也不知道。
萱子坐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以后，随即端起有点凉的哥伦比亚，双唇自然地咪成一条细线，轻轻抿了一口，在她离开摇摇椅到坐回原处的这短暂的时间，我倏然发现她的表情变得让人难以猜测。
“琴弹得极为动人。”我说。
“过去一直弹，上大学之后就不再弹了。进来时看见的钢琴让我突然想起了曾经的许多。时间如水一般的过去了。在这逝去的三年里没有真正地坐下来倾心地弹一首曲子了，一首也没有。大概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倒不是，脚下的路还很长，再说我们还很年轻，在日后的生活中认认真真为自己弹一首曲子的须臾片刻还是有的。”
“不好定论，人的一生能走多长的路能唱几首歌，谁也说不清楚。生命就像是点燃的蜡烛，若是遇得风平浪静便可燃得淋漓尽致，若有不测则会瞬间变得烟消云散。”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够过得风平浪静，燃得淋漓尽致，可现实的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萱子的话表面上听来有些偏激或脱离现实，但细想起来也有其中的道理所在。
从左岸出来以后，她又提议去酒吧，我追问原因，可她无论如何也不告诉我。从她变得陌生的表情来看，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或者即将发生。是与我有关系还是与陈浩有关系或者与外在世界或生活本身有关系，我不知道。
“有些事情我想不知道要比知道好得多，再说我们朋友一场，这点情面总得给吧。”
是啊。无论过去对她持有何种看法，那毕竟都已过去了。人的一生不能只靠一种心情一个观点来维持。
“我们去巴黎之春。”她提议。
“那地方去过几次，觉得有些俗，再说这种地方去得过于频繁也并非什么好事。”后来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到离市中心还有一段路程的一家私人酒吧，这家酒吧的环境大体看上去还算得体，给人的感觉完全可以用怡然自得来形容。我们要了一间价格相对便宜的厢房。刚开始只喝国产红酒，后来又喝威士忌，到深夜时又喝烈性的白兰地，这样你一杯我一杯喝个没完没了。彼此都喝得有些上身时，她猛然间倒入我的怀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一些话。这一切只是酒精作用下的难以自持的表现，我依靠自己仅有的一点判断力来告诉自己。时间过去没多久她便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得干干净净。那丰满的体态、光洁的大腿、凸起的Ru房、黑黑的毛丛与过去我所见到的一模一样，甚至比以前更加美丽，而后她又端起桌上倒有烈性白兰地的酒杯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这样凶猛地一连喝了几杯，从那温情十足的唇间淌出的白兰地从深深的｜｜乳沟流下，越过腹部，穿过黑黑的毛丛然后滴落在地板上。在她没有咽下最后一口白兰地时便将酒杯重重地摔落在地板上。酒杯在地上开裂成了无数碎片，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的脸色倏然变得惨白，嘴里不停地往外吐国产酒、威士忌、烈性白兰地和哥伦比亚的混合物。而我却昏昏沉沉，瘫在沙发的一角睡死过去。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睛只见厢房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已经凝结的有些发黑的血迹和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秽物。萱子斜着身子躺在我的怀里，身上依旧没有一件衣物。沾有血迹的唇变得铁青，脸色白惨惨的，身体像是散失了温度的湿面团，摸上去依然柔软细腻但却冰凉得惊人。
我紧紧地抱起她，失了神地喊叫了几声她的名字。“萱子——萱子——萱子——”她最终没有因为我的叫声而做出任何反应，像是睡着了一样，表情安然。眼前的一切让我茫然不知所措，窗外的阳光被一团厚厚的阴云紧紧裹住。天空一片灰暗。世界像是一瞬间跑到一个错乱的轨道上运转。我突然想起了萱子昨天晚上说的话“生命就像是点燃的蜡烛，若是遇得风平浪静则会燃烧得淋漓尽致，若有不测则瞬间会变得烟消云散。”
“生命究竟是什么？”我一遍遍地回味着。
生命是时光留下的投影。
是冬日里飘落的雪花。
是划过天际的流星。
还是——
燃烧在风中的蜡烛。
萱子的死给我带来了意料之中的结果，我想若是没有杨子，死对我来说也不是未尝不可之事。对于萱子的死，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都会严肃地处理。尽管知道从头到尾我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可这样的事情谁会轻易相信。
世界每时每刻都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可为何在死去的人当中却没有我。
星期三下午，我来集体宿舍。事实上自萱子发生了事情之后，我便打算不再去伊木老人家，一来想借集体宿舍人多来冲淡一些什么，二来又担心学校查宿。当时我正一个人吸着中南海，心里一直回想着昨天晚上萱子的一切举动和她吐国产酒、威士忌、烈性白兰地及哥伦比亚混合物时的表情，包括其中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无论如何似乎从中想不到任何与死有关的事情。正在这时，宿舍门开了，几名穿制服的警察和校领导一涌而进。
“菁轩同学，我们想就昨天晚上城郊私人酒吧里的女性死亡案件找你了解情况，麻烦你跟我们去警察局一趟。”一位个子高在、皮肤黝黑、满脸腐败相且看上去有点像纳粹分子的人说。
面对此景我已知道要发生什么，即使不在今天也是在明天或是别的什么时候。
我从椅子上起来目光释然地看着一涌而进的人。
“给他把手铐带上。”“纳粹分子”说。其后的两名家伙极为凶狠地抓住我的胳膊，将明晃晃冰冷冷的手铐重重地铐在了我的手腕上。
“警察同志，我没有杀人。一切都只是个误会，请你们给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请摘掉手铐，我会和你们去警察局的。”我说。
“少废话，现在还不是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要辩解到法庭上再说。带走！”“纳粹分子”说。
就这样我被前前后后围得严实的人群送上了一辆白色的警车。车子在城市严肃的空气中穿梭了大约十几分钟便停了下来。下了车，我被带到了四楼的审讯室。楼道狭长阴暗，没有什么异常的吵闹声。审讯室在楼层靠南的一面，室内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放了一个蓝色的文件夹，旁边放着几张报纸和一些翻得有些零乱的文件散页。窗台上放一盆玫瑰竹，一盆酒瓶兰。靠东面墙上挂一个大牌匾，上面写着《工作守则》，牌匾下面放一张黑色的双人沙发，沙发前面放着一个玻璃茶几，茶几上放着一个白色陶瓷烟灰缸，里面塞满了烟头。对面放着一台自动饮水机，旁边有一个挂历。进屋之后“纳粹分子”便脱去了警服挂在衣架上，用手理了理头发，摸出了一支中华烟点上。一位戴眼镜的家伙拿了把靠椅让我坐下，而后便坐到办公桌前，从浅蓝色的文件夹里拿出一个案情记录本，翻到了空白页，作好记录准备。
刚开始时，两个人一边聊及自己的私人事情一边问我如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址、父母工作等等。这一切让我觉得带我来这里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