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沙和毛欣如小两口在农村里互相依靠着，生活得既清贫而又恬静。
没多久，毛欣如的父亲获得“解放”，调离北京，被安排在Y军区工程兵当副司令，没几天就升了司令。父亲当然挂念在农村劳动的女儿，于是，一个电话，毛欣如从村儿里飞了出来，在军区血站当了护士，半年入党，很快就成为一个解放军干部。
刘白沙的表现也不错，他玩命努力，终于入了党，还当上了民兵连的副指导员，可是一个村子的民兵连副指导员算啥级？怎么能跟红领章、红帽徽的军队干部相比？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一下子变大了。
没多久，毛欣如的母亲带着警卫员，亲自来找刘白沙谈话，说毛如欣年轻不懂事，与他结婚是一场错误。现在毛欣如觉悟了，决心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因此提出离婚。
刘白沙是何等样人，他岂能吃这一套？照他原来的家庭地位，怎么会把一个毛夫人放在眼里。他断然拒绝，说错误不错误毛欣如她自己知道，反正孩子都有了，不离！毛欣如的母亲也不跟他多说，转过身去带着警卫员离开了村子。
不几天，大队支书就带着县里的民政干部来了，这民政干部上来就大谈路线斗争、军民关系等等，非要他办离婚手续不可。刘白沙一顿臭骂把这家伙骂跑了。从那以后，没人理他了，村里代替他把离婚手续办了，毛欣如也没有信来。
直到第二年春年，才有人告诉他，毛欣如又结婚了，又生孩子了，而且是两个。男方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济南人，老爷子是个军事测绘学校的教育长，那男人的母亲原是部队一所医院的儿科教导员，五十年代末，那所医院定为军级单位，于是她也就水涨船高，成为正师职。可虽说是正师，履历上却写着只担任过儿科教导员
好歹人家是军队干部，与毛家凑合着算是门当户对。
刘白沙丢了老婆，又气又急，抱着脑袋朝墙上撞，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只有离开农村，回到北京。他是1971年回的北京，和女儿小妹一块儿过了五年没粮票儿的生活，还是多亏了家里老人省吃省喝照顾着，他才得以挨过了那五年时光。
后来，刘白沙才听别人说，当初，毛欣如的父亲为了把女儿从农民、从刘白沙的身边分开，用尽了办法，把女儿关起来，还躺在床上装病，动不动就老泪纵横。毛欣如原本不是轻浮的女子，但她软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几经精神痛苦的折磨，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父亲一手导演的结局。
后来，毛欣如从部队转业，恰逢1977年恢复高考，她考上了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毕业后，她就独自留在北京做了律师。
刘白沙好好的一个家庭被拆散，他憋了一口气，咬牙发誓非弄出个样子来给毛家的人好好看看。恢复高考以后，他不去考本科而是一举考取了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S部兵改工办公室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父亲被重新起用，担任了更重要职务。当时，有关各部门也正在提拔年轻干部，于是刘白沙青云直上，仕途一路顺风。一路升迁，很快成为副局级的干部。
刘白沙这家伙从小就有点好色，八九岁时就爱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一会儿说要钢丝床上闹斗争，一会儿又说要强Jian什么人，他爱胡说八道，人长得又龌龊，所以大多数女同学都不愿理他。尽管如此，他憋不住，还是到处乱讲，整天娘们儿、娘们儿的不离口，可能都是从他爸爸那儿学来的。
兄弟姐妹六个，就属刘白沙最调皮，因此老爸没少揍他，老爸揍人很重，揍他的时候。还喜欢大声骂街：“狗日的，娘老子打的就是你这没出息的东西！狗日的！”
他老爸的脾气大，训人的样子很可怕。小时候，他曾经看见老爸在办公室里训斥部属，手插腰、挥胳膊、吐沫星飞溅，声音大得差点把玻璃窗震碎，老爸威武的形象让他羡慕不已。
刘白沙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到老爸所在单位食堂吃中午饭，吃完饭就往办公楼里乱跑，人家都知道他是副部长的儿子，没有人管他。他跑到一间大办公室门口，看见一大堆白头发、谢了头顶的领导干部正在开会，老爸堂堂正正地坐在中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乎看不清谁是谁。老爸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搓脚丫儿泥，还把泥卷儿弄成小球放在鼻孔上嗅。刘白沙很奇怪，脚丫儿泥多臭啊，有啥好闻的？
回家后，他怀着好奇心，学着爸爸的样子，搓点脚丫儿泥闻，开始觉得臭不可闻、恶心得想吐，闻着闻着，觉得味道变了，味道很特别，有点儿想闻了，再后来，他恍然大悟，原来臭的有臭的好处，臭豆腐不也挺好吃吗？他老爸爱吃臭鸡蛋，而且一吃就好几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老爸经常和一块进城的战友们开玩笑说：“不吃臭鸡蛋就不懂得钢丝床上闹斗争！”
“钢丝床上闹斗争”这话老爸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也常说，还写进了老爸的文集。不过那书里表达的方式很科学，让人听了发人深省：“要牢记革命传统，警惕钢丝床上闹斗争！”
这句话听来像句口号。老爸的意思是防腐蚀永不沾，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刘白沙听老爸讲了好些年，一直弄不明白。
一天，他和老爸乘坐伏尔加牌小汽车，缓缓地行驶在开往万寿山的林荫道上，路不太平，车身一晃一颠的，刘白沙却觉得十分舒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便拉着爸爸的衣襟问：“爸，爸，这车座子像不像钢丝床？”爸爸正透过车窗观看街道上烤白薯的小摊儿，思考市场供应问题。爸猛地听见儿子的话，一时没有缓过劲儿来，便随口说：“像，当然像！”
刘白沙又接着问道：“爸，钢丝床上怎么闹斗争呀？”
司机老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他听见小刘白沙的话，不禁“扑哧”笑了。司机一笑，倒让老爸提高了警惕，他忙严厉教训儿子：“小杂种，谁教你的？”刘白沙不服气：“不是你说的吗？爸！”
老爸瞠目结舌，肚子气得鼓鼓的，满脸铁青，老爸真的要发火了，司机老廖不敢再笑，刘白沙也不敢穷追不舍地问。那天回家以后，老爸把刘白沙好揍一顿。
后来，刘白沙再也没听老爸说过钢丝床上闹斗争之类的话，反右倾、整社、四清，接着一连串儿的政治运动都来了，老爸的嘴巴封得很紧，再也不敢胡乱讲话。从那时起，老爸很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般发言稿都由秘书拟好，经过多次修改才敢在会议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不准妻子和儿女们随意在纸上写字，不准在晚上拉紧窗帘之前打开电灯，不准听收音机短波广播，不准随便议论国家大事或者某一位领导，不准在机关食堂里吃大米饭熘肝尖儿，更不准哪个女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他，谈工作也不行。
爸爸从那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都看成不得了，可是老爸哪次运动也没跑得过去。
1959年他虽说没轮得着上庐山，可是并没有躲过一劫。因为他说过周小舟本是个有水平的文化人，还说贾拓夫曾经冒死救过刘志丹。结果，他犯了方向性错误！被批判了半年。
1960年他就更倒霉了，那几个爱搓脚丫的人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把几个要命的数字搞错了，把粮食的亩产量说成总产量，这还了得？结果被一个新华分社的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刘白沙的老爸是这几个人的头儿，是一小撮儿官僚主义的头儿，因此被降了一级。
“文革”时，刘白沙的爸爸当然更是逃不过去，造反派揪住那句“钢丝床上闹斗争”不放，说他是走资派、大流氓，害得他好长时间翻不过身来。
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解放，并很快就被重用，担任了要职。那是个大平反、大换班的年月，许多老同志，经过千难万苦，好容易熬到了平反昭雪、重新出来工作，可是年纪都已经大了，身体也都不行了，总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刘白沙他爸爸就不同了，他心宽体胖、头脑清醒，开会一开开到夜里十二点，谁能比得上他？
大家都纳闷，这老头子怎么越活越精神了，莫非有啥养生术？刘白沙把这话转达给他爸听，他爸听了那份儿得意，颇为神秘地跟儿子说：“信不信，这是吃臭鸡蛋吃的！”他爸终于又敢开玩笑了，说完了哈哈大笑，刘白沙也跟着笑。
爸爸的性格对刘白沙影响很大，自从当了官，他嘴巴上干净了许多，他时刻想着他是老爸的儿子，努力学着老爸的样子。
他也规定了许多个不能，除了在酒店不看外国电影之外，还有不准在会议桌上坐错了座次，不准与部长系同样的领带，不准让死对头抓住了他的短处，以及不准在开会的时候打盹儿等等。这些不能都有着新的时代内容，比起老爸那几个不准，深刻多了。
他外表看起来庄重，开会的时候一套套的，要求别人甭提多严格，其实那些都是装的，他骨子里还是好色。
在市兵改工办公室，刘白沙的行为检点是有了名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正人君子。他出差在外，尤其注意影响。男人放单飞等于获得了自由，在大酒店里与女服务员随便开个玩笑，看个外国片儿什么的也不算问题。在这方面刘白沙与其他男人并无差别，他喜欢和漂亮的女孩子耍贫嘴，也常看那些有刺激性的外国片儿，可是他却特别小心，从不在同事面前露马脚。
有一位同是副局级的老朋友来酒店里看他，敲门前先在门外听，听了一会儿，清清楚楚地听见里面有“呼嗤、呼嗤”喘气声，还有个女人在“嗷嗷”地叫，于是这人乐了，心想可真抓住了刘白沙的现行儿。
等那人敲门进去一看，只见刘白沙神态自若地坐在床上搓脚丫子，电视里放的是小猫、小狗的动画片。其他什么事都没有。刘白沙胡乱应付一番，把那人哄走了，然后关上门，重新换台，接着看黄片儿，一边看一边得意地嘿嘿笑：“妈的！想抓咱的现行儿，门儿都没有！”
他任兵改工办公室副主任不久，有关部门从方便工作出发，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女秘书，得到这个消息，他暗吃一惊，第一感觉就是有人要害他。于是他把综合处长找来，大发雷霆：“谁要女秘书？哪个想要就说话，反正我不要！作为党的干部，时刻要考虑影响，懂吗？”
刘白沙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依照他的逻辑，用了女秘书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这等于说有了女秘书就一定会出事儿，一群干部领着一群大肚子女秘书，岂不是一幅深有寓意的漫画？于是乎，大家知道这刘主任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严格要求也罢，死要面子也罢，说白了就是装洋蒜！
刘白沙活得很累，他既要看上面的脸色行事，同时也要防备同僚和底下人设计陷害他，他懂得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总是特别小心。他不敢胡乱训人，不是他不想训人，主要怕得罪人，怕人报复他。为了这，刘白沙在兵改工办公室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整天琢磨些“与人奋斗”的事儿。
一个姓褚的处长上了三年的在职研究生，最后考试不及格，他为了使自己的履历表好看，于是就花五十块钱买了个毕业证书。刘白沙知道以后不仅不追究，还经常在会上点名表扬他，说他这能干那能干，结果弄得这个处长见了刘白沙的面儿就心虚，他老是感到刘白沙的眼神儿里有一种怪怪的东西。
兵改工办公室一把手调走了，上面下了一个通知，把兵改工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破格提为部长助理，分管工改办。这人的岁数比刘白沙小，资格比他浅，学历比他低，一转眼就成为他的上级领导，这件事让他很是恼火，他关起门来，独自发了半天火。可在新领导的面前，他毕恭毕敬，谦逊得一塌糊涂，有事没事都要登门请示。背后却一遍遍地咀咒：脑袋那么小，屁股那么大，笨得跟什么似的，就不相信他部长宝座能够坐多久，看谁活得过谁！
在刘白沙的眼中，官场上的事就跟草原上的生存斗争一样，只有一只可怜的小羊，为了争夺生存的有限空间，老虎来吃，豹子来吃，狼来吃，鹞鹰也来吃，这些凶残的野兽们为争夺这只小羊，互相戒备、互相敌视，最后拼斗起来，打了个你死我活。小羊被撕碎后，草原上的小鸟和爬虫也会争着去咀嚼残羹剩肴。
刘白沙从延安回到北京后不久，很快又结了婚，妻子叫路薇，出身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是一个贤惠的、有着传统性格的女人。那时刘白沙还没有正式工作，路薇开了一家小小服装店，凭着微薄的收入，把刘白沙的女儿小妹扶养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