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状态下，屯田民交给郭某人的赋税是远远超过正常王朝的农税额度的。
这是一种战时经济政策，对农户的剥削远超正常状态，用以应付军队远超常态的高频率高强度征战。
在这样的模式下，郭某人也就能保证他们吃上饭，不会饿死，这样的程度。
战乱时节，这样的政策保证了郭某人有充足的军粮可以使用，保证了他的后勤和底气，保证了他作为乱世军阀有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于是魏军不断地取得胜利，他们吃得饱饱的，训练的非常充分及时，战斗技巧高，把那些饿肚子的叫花子军队打的屁滚尿流。
因此他毫不放松的剥削农民，压榨黎庶。
不仅如此，还想方设法割豪强士族的韭菜。
只要是他的统治力所能覆盖的地区，反正是一个也不落下，全心全意的压榨，从他们身上获取统一战争进行下去的资本。
同时，因为郭某人消灭了中间商，最高权力直接下乡，打通了上下渠道，所以获得的粮食数量也远超郭某人自己的想象。
郭某人原本以为自己得不到太多，所以才把赋税比例设定的很高，只是不让农民饿肚子的程度而已。
但是落到实处之后，他发现获得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比预计的多了将近四成。
于是他才真正意识到民这个阶层在皇帝和黎庶之间到底榨取了多少好处。
最艰难的创业时代过去之后，郭某人其实就已经开始逐渐降低屯田民的负担，开始逐步增加他们的口粮，用各种政策和奖励条件变相的给他们降低负担。
不过因为穷怕了，所以赋税比例一直没有下调，时刻为之后的善后战争做储备。
整个郭魏政权在郭鹏称帝之前都还是一架标准的战争机车，十分犀利高速的运转，碾碎了所有挡在郭某人面前的军阀。
而真正落实到政策层面的减税计划，还是在延德元年以后开始的。
为了单独获取这份人望，不让这份人望被汉帝国的遗老遗少们吹捧给刘健，郭某人也是煞费苦心。
意识到长期维持高税率的屯田政策的不可持续性，郭某人开始制定政策，把屯田民缴纳的赋税比例逐步下调。
收走的更少，留给农民的更多。
战时经济模式逐渐放松，逐渐给农民松绑，不再从他们身上榨取过多的赋税，以此给农民以一定的经济实力，回归正常的经济政策。
然后慢慢的把郭魏帝国这架强悍的战车停下来，走上正轨，开始缓缓的，正常的前进。
战时经济政策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人忍受压榨的程度也是有极限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应该挑战这种极限。
否则用不了多久，郭某人就要开始镇压农民起义了。
因为知道，所以从屯田制度运行以来，郭魏政权下辖的领土上并没有发生过哪怕一次农民起义，郭某人称帝以后也是如此。
把战时经济政策一口气放开肯定不行。
各种配套政策也需要时间去调整，不能骤然给战争机车踩下急刹车，要缓缓的降速才行。
而且缓缓放开，也能长期不断持续的获得民心，有助于魏政权的统治深入人心。
于是从延德元年以来，屯田民们借着郭某人的政策扶持，逐渐的少交了不少赋税。
郭某人的宣传口号也发生了改变。
从努力屯田吃饱肚子到多种多收，开始号召农民们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耕种，收获越多，赚得越多，因为朝廷的赋税正在降低。
以此激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于是从延德元年开始，虽然各种小规模天灾没断过，但是在降低赋税比例的政策推行下去之后，政府收缴上来的赋税并没有降低，反而还有不断的小幅增加。
原因就在于宣传口加大力度宣传，让农民意识到他们不再是为了一口饭而耕种田地了。
皇帝陛下怜悯他们的生活艰难，改政策了，开始降低上缴比例了。
以后你们耕种的越努力，收获的越多，而朝廷收走的却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你们自己拿到手里的就越来越多。
所以越勤奋越努力，就越能吃得饱，还能吃的撑。
想着吃撑肚子而努力吧！
朝廷喊出这样的口号之后，农民们都被调动起来了。
这一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赋税比例一直都在降低，但是魏帝国的农税收入一直都在增长。
农民们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小农经济开始焕发全新的活力。
因此，越勤劳越肯干的人就能得到越多的收获，生活就会越变越好，不仅可以吃饱，还能吃撑，不仅能吃撑肚子，还有剩余。
剩余逐渐累积起来，就会变成一笔不小的财富。
随着时间推移，这笔财富逐渐积累，就会越变越多，就会给农民进行日常消费的底气。
而根据临淄营的调查显示，的确是这样的。
然后，郭某人颁布了扶持小商小贩小本生意的经济政策。
之后，又命令财政部和民政部派人下乡，到处宣讲这一政策的要点。
比如政府会扶持农户家庭的多余劳动力做小本生意，开个小店铺，操持一下邻里街坊的生意，或者去交通干道沿线卖吃的东西。
反正用家中多余的劳动力操持一下小商业也算是合理利用劳动力，赚点零花钱也好。
凡是这样做的，起步三年内都可以免缴商税。
郭某人又下令财政部学习吏部，在各州郡安排分部。
根据朝廷政策标准，对有意操持小本生意的民户进行审核，条件达标的，可以给与无息或者低息贷款，对小本生意进行扶持。
这一政策完全由中央推行，不受地方政策干预，主导权在财政部，地方政府不得干预中央财政部的扶持计划。
郭某人提出这样的政策，以此支持民间小本商业的发展，从最底层开始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把经济盘活，让经济繁荣起来。
当时朝中还是有很多官员对此表示不理解的。
他们不知道郭某人从国库里掏出这样一笔钱散到民间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怕打水漂吗？
用来给大家发福利不好吗？
每个官员心里都觉得怪怪的。
因为以前没有皇帝这样做过。
虽然郭鹏也做过很多以前的皇帝不曾做过的事情。
郭某人也不打算现在和他们争论，到时候，直接拿财政收入报表进行讨论更加合适。
延德元年以来一直到延德四年，虽然战争还在不断进行，但是总体上来说，魏帝国的核心区域，中原与河北已经安定下来了，人们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
随着这一波扶持而出现的旅店、酒肆和民间小商铺也的确开始了繁荣。
因为郭某人的扶持，也有很多官员开始盛行休沐日的时候叫上三五好友去酒肆吃顿饭喝顿酒交流感情的行为。
尤其在寒门官员群体里非常盛行。
而在地方上，黎庶出身的低级官吏更加盛行前往小酒肆里吃点小菜喝点小酒。
同样，也有部分士族官员不畏同僚异样的眼光，大胆的选择前往酒肆享受新鲜玩意儿。
一千零二十四 给东汉帝国收尸
所谓正坐胡坐虽然也有些道理，但是在更多人看来，皇帝的意思最重要。
你在皇帝手底下当官，还要和皇帝唱反调。
说句难听的，你以为当今天子是前汉天子那么好糊弄的？
很显然，不是每一个士族出身的官员都那么看中所谓正坐和胡坐之间的区别的。
士族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没有叛逆者。
一如黎庶出身的官员里一样也有贪腐之辈。
有背叛阶级的个人存在，这是可以肯定的。
再说了，这种事情不过是满足一下口腹之欲，图个新鲜，真要上升到华夷之辩，那也太多余了。
诸葛亮就是经常去酒肆喝酒吃饭的士族官员之中的一员。
他觉得这种方式很有趣，很有新意，吃起来也很愉快，很舒服，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他这种囊中较为羞涩的官员也能负担得起的。
应邀者有徐庶，有孟建，有石韬，还有司马懿。
一共五个人的小型宴会，也不对外开放，五人简单地吃一顿饭，喝一顿五人都喜欢的酒，算是给诸葛亮送别。
“孔明，你到底为什么要选择外放？我还是不明白。”
徐庶敬了诸葛亮一杯酒，一口干掉，满脸费解的看着诸葛亮：“离开洛阳，也不去长安，却要到敦煌……那么遥远的地方，可真的没有酒肆，也没什么可以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没有满眼青翠，你真的想好了？”
诸葛亮笑了笑。
“陛下圣旨已下，我已经不得不走，元直，何须多言？”
石韬也敬了诸葛亮一杯酒。
“孔明，你比我们都聪明，总是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你能不能说句真话，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
“真话？广元，我有说过假话吗？”
诸葛亮摇头道：“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在这个我等即将受到重用的时候，我想积累更多的实际经验。
我要知道今后我在洛阳城内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对魏国有好处，这种事情一直待在洛阳城里可弄不明白，我要出去看看。”
“可是敦煌……也太远了，关中不行吗？”
孟建也敬了诸葛亮一杯酒。
“关中都已经被治理的差不多了，我想去更加荒芜的地方，从头建设一个地方，从无到有，从贫穷到富庶，如此一来，才算是真正的政绩，我才能说服自己回到洛阳。”
诸葛亮回敬。
最后就剩下司马懿了。
“孔明，我就不敬你了。”
司马懿一手端着酒杯笑道：“就在刚才，我也把申请外放的奏表递上去了，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到凉州边地去找你的。”
徐庶、孟建和石韬惊讶的看着司马懿。
诸葛亮只是稍微愣了一下，看着司马懿的表情，便露出了真挚的笑容。
“仲达，我以为你只是在开玩笑。”
“一开始，我也以为你在开玩笑，但是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司马懿一口把杯中酒喝干：“若不能知道我在洛阳城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或许，我继续待在洛阳城里也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要去？”
“真的要去。”
诸葛亮和司马懿对视一眼，而后一笑，场面充满了莫名的氛围。
这让徐庶等三人更加疑惑了。
一个两个都赶着离开内阁那么有前途的地方，去凉州那等苦寒之地忍受风吹日晒和艰苦的环境，图什么啊？
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吗？
他们怎么想也不能理解这两人的理由，总觉得这样做很傻逼。
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快乐也不相通。
所谓我见诸君如傻逼，诸君见我应如是。
在这个大家互相把对方当傻逼的时代，能做到嘴上相互尊重对方的想法，不开口闭口就是骂人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
诸葛亮和司马懿尝试着互相理解，并且互相认同，互相不把对方当傻逼，已经可谓是知己的典范。
这场酒宴之后的第二天，司马懿被郭鹏喊去了勤政殿书房，然后出来，收拾收拾行李。
当天下午，司马懿就得到自己被调往凉州敦煌郡广至县当县长的调令，责令五日内准备好，启程赴任。
两人有一天的时间差，所以诸葛亮先出发，然后在洛阳城西的驿站里等到了之后赶来的司马懿。
之后，两人携手共进，一路上品味人间最美的风景，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帝国边陲的征途。
那必然是遥远且伟大的征途。
而同一时刻，郭某人又在洛阳城内给自己的臣子们下达了一项新的任务。
修史。
修《后汉书》。
这其实不是郭某人自己想到的，郭某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没想到要修史书。
只是蔡邕闲来无事，某一日上表给郭鹏，希望郭鹏可以对他开放宫廷内收藏史料的场所，他想用余下的生命修一部关于东汉帝国的史书。
他想为东汉帝国收尸，全了自己最后一个念想，给他所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那些人做传，记录他们所经历的所发生的事情。
于是郭某人才想到了修史的事情。
其实也不怪他，准确的说，这一时期，直到数百年后，史书的重要性和政治意义并没有为人所重视。
且直到隋唐以前，修史书都不是官方组织的事情，都是私人行为，历朝历代官方并没有想过专门派一群人给前朝修史。
包括《史记》在内，最开始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是司马迁的私修史书。
更早的孔子所修鲁国史书《春秋》、无名氏所修《战国策》还有《竹书纪年》等等都是一个性质的私修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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