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124部分

　　　　然而当下偏偏就是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老天爷的事情却是又谁能够算得准的？虽然中国人搞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农业生产却还是脱不开一个靠天吃饭，天要旱和天要下雨，人都暂时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既然没有一个真正切实的解决办法，那么最终也就只能是归结到搞了已经有几千年的祈雨方式了，比起早期的祈雨，唯一进步了的地方就是不需要童男童女。

　　　　郭炜倒是想过人工增雨来着，但是再细细一想，他对这方面却是没有什么知识和经验，对增雨的效果也就根本没有任何把握，这种情况下他要是硬干了，可承担不起相应的后果。

　　　　根据郭炜约略知道的那一点人工增雨知识，人工增雨也是需要一定的气象条件的，要是当地没有相当的水汽云层是办不到的，这也就是这项技术从“人工降雨”改称为“人工增雨”的原因。而眼下的东京几乎是万里无云，其他旱区报上来的情况也基本上是晴天少云天气，郭炜对在这种气象条件下能否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完全没有数。

　　　　再一个，根据郭炜对降雨形成过程的了解，雨滴在云层中凝聚并且壮大需要有一个凝结核，这种凝结核可以是灰尘等自然的带电微粒，也可以是人们通过飞机播撒或者高射炮和火箭打上去的其他结晶剂，郭炜对应该这些结晶剂是什么化合物也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郭炜能够指导军器监造出来可以打得足够高的火箭，那又有什么用？一旦造出大批重型火箭对天发射，最后却降不下雨来，郭炜的所作所为恐怕就会被有心人联系到夏桀射天的悖逆之举了。

　　　　所以郭炜在最后还是向时论屈服了，既然科学技术一时间还指望不上，那么该去祈雨还是去祈雨吧，就当是给群臣和百姓的安慰剂了。虽然郭炜总觉得这是完全无意义的举动，但是既然大家都觉得应该去做，那么郭炜就必须顺应民意，不管有没有实际效果，祈雨仪式总还是无害的，其中的耗费也不算大，因此做了总比不做要好，若是老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样子，绝不会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不过郭炜也不想去祈雨仪式上去做一个牵线木偶，任由太常寺和礼部官员摆布，任由百官和东京士民围观。好在这场春旱覆盖的地域虽然是相当的广，旱情的发展却还不算太严重，郭炜以政务繁忙为由暂时推脱了亲自去主持祈雨的做法。

　　　　三月初六这一天，几个殿直、供奉官和内司诸使等近臣分赴东京城的各个祠庙道观祷雨，天清寺、皇建院、相国寺、天寿寺、封禅寺、太清观……没有一处官赐了寺名匾额的落下了，主要的近臣都算是代天子行礼，而那些极力主张祈雨的朝臣同样不能免责——既然你们都喧嚷着要祈雨，那么就从你们自己开始做吧，郭炜从西门豹那里也就学到了这一点。

　　　　当然，广政殿中的郭炜这一天也确实是在忙碌政务，这倒不完全是他不去亲自主持祈雨仪式的托词。

　　　　天人感应学说从董仲舒以来发展了上千年，都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说辞和规程了，当然不是简单的祭天、祈雨这些仪式就可以算完的。在这一套理论当中，在诚心求雨之外，革新政务抚恤百姓显然也是感动上天的重要方法，郭炜现在要忙的就是这个。

　　　　上一年的中秋才刚刚搞过了大赦，现在还没有过去一年时间，再要搞什么大赦显然是不太恰当的，也未必可以积满足够的仁德感动上天，这一回肯定是要在政策上面来一点新意思的。

　　　　幸好唐末以来朝廷和地方的积弊甚多，足够郭炜去改的了，郭炜到现在还没有大刀阔斧地革新，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威望不够和某些革新的时机不到，显德九年的春旱固然是一个小危机，却也是一个机会吧。

　　　　第一条，诏中书门下：“每县复置县尉一员，阶在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

　　　　嗯，这就是唐末以来地方军政上的一个积弊了，节度使可以随意任命自己的亲随为镇将，而镇将管辖的地方事务又不仅是军事防务，每每侵夺了县令的职权，这也是藩镇得以割据的一个基层因素。

　　　　现在重置县尉以辅佐县令，将地方民政从节度使那里彻底剥离出来，在百姓而言是让他们免于军法管理的苛酷，自然是善政。等将来时机再成熟一些，县尉能够把当地的捕盗都揽过来，郭炜就可以禁止节度使任命亲随为镇将了。

　　　　看着翰林学士、知制诰卢多逊在一旁领命草诏，郭炜有一点走神。记得好像自己看过的史书上说了卢多逊许多的坏话，不过就郭炜这些年的接触来看，却是看不出太大的问题。

　　　　卢亿老夫子的学问品行那都是没得说的，当年做自己老师的时候很是严格要求，在自己继位以后也没有自恃为帝师就怎么怎么样，儿子卢多逊刚做了知制诰，老夫子就上章求致仕，真可以算是儒者为官的楷模了。

　　　　至于卢多逊嘛，人年轻，是有一些跳脱，不是太谦退，不过家教是真心不错，不够谦退那也是因为他确实很博学很有才，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际遇和地位，其实是不算张扬的。

　　　　当然，凭他的学识和才华，做个知制诰很合适，不过以他的才器将来是可以大用的，在大用之前放下去磨砺磨砺性情应该不错。

　　　　看卢多逊把自己的旨意一挥而就，郭炜马上就收回了思绪。嗯，第二条，令诸道州府依法断狱，不得避事推脱，妄奏于朝而候圣裁；诸侯也不得枉法杀人，人命至重，刑部自有其职责，今后诸州决大辟，必须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

　　　　这就是要地方司法官员既勇于任事，又不草菅人命了，最重要的是，死刑的判决权必须从节度使的手里交给地方司法官员，而死刑复核权必须重新上移到刑部。

　　　　有这样两条大善政，差不多就行了吧？要不，再放宽一点窃盗律和盐酒之禁的标准？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从朱全忠开始搞严刑峻法，尤其是后晋后汉以来动不动就是杀，确实不是个事，而且也没见民风就淳朴到哪里去了。现在稍微宽限一些，最终的结果应该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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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新科进士

　　　　

　　　　第二十章　新科进士

　　　　谷雨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显德九年的三月十二，东京及其周边终于普降甘霖，朝野上下自然是一片欢腾，郭炜也欣喜地给百官放假一天。不管是因为各种祈雨仪式终于生效了，还是因为郭炜最近的仁政感动了上天，又或者只是单纯的节气到了于是再不给面子的老天爷也挡不住降雨，总之波及大周大半个东部的旱情虽然还没有因为这一次小范围的降雨而大幅度缓解，因为这次旱情而出现的一场政治小危机却已经宣告消弭。

　　　　显德九年的三月十九，广政殿上各路俊才济济一堂，郭炜在这里召见当年春闱中选的十五位新科进士，并且和往年一样，由皇后赐诸进士家女眷琉璃镜一面。

　　　　与郭炜穿越之前从电影电视剧或者戏文小说里面看来的情况有些不同，或许是因为主考官的选拔标准过于严苛的缘故，也或许是因为大周尚未一统天下因而疆域太小赴考的生员太少的缘故，这些年来的进士数量都不是很多，一般也就只有十几个人，显德二年更为夸张，礼部侍郎知贡举刘温叟事后受到因循滥进的评语都只选中了十六个，还被郭荣黜落了十二个搞得最后实际只剩下来四个而已，这样的中选数量根本就没有进行殿试的必要。

　　　　所以这一天郭炜在广政殿是要召见新科进士，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殿试复核。考核与选拔的权限既然已经交给了权知贡举翰林学士承旨李昉，选上来的人又不多，郭炜也就没有打算再多走一遍殿试的程序了，虽然皇帝主考听起来很酷，殿试状元的风光在戏文里面更是常态。

　　　　当然，在郭荣当政的时期，六年的春闱以后临时安排复核的情况就有三次，李昉在做翰林学士随军淮南的时候还曾经主持过其中的一次复试，那却是因为前几任的知贡举过于因循，主考的时候有失用心以致滥进。自从郭荣用几次复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后，后来的历任知贡举多少用心一些了，加强了对进士的把关，进士的水准已经得到了基本的保证，在这之后复试也就没有必要了。

　　　　虽然郭炜继位以后连续三年的进士数量都超过了十个人，比起显德二年的四个人来那是多得多了，这却不是因为知贡举的官员又陷入了因循之中，而是因为国家政治日益稳定，又新拓了不少疆土，全国各地进入国子监、太学进学的生员大增，每年春闱进京赴考的人数也是大增，基数大了，同样的严格标准下中选的人数还是多了起来。

　　　　另外，最近的连续三任知贡举官员，中书舍人扈蒙、翰林学士知制诰王著和翰林学士承旨李昉水平都很高，阅卷选人的能力都不会差了，郭炜并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能比他们更强，所以由郭炜自己来实际主持殿试复核是不可能的，而继续用这几个知贡举官员，那就是纯属多此一举了。至于另外用人来进行殿试复核，譬如用翰林学士知制诰卢多逊，那当然在选人的标准上会有一些出入，可要是在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下这么做，那却是徒增近臣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什么好心术。

　　　　不过扈蒙在权知贡举的时候出过事，他在显德七年曾经受同乡仇华的请托，把水平明显不够的三个人凑入进士名单里面去，事发以后三个滥竽充数的进士被黜落，扈蒙也被黜为太子左赞善大夫。

　　　　事后的处罚自然是马后炮，可是这种事情光靠知贡举官员的人品是很难预防的，完全靠殿试复核也不是太好的办法，尤其是在中进士的人数还不超过二十的时候。殿试这种增加一道程序的做法，还是等到人才大增以后优中选优吧。

　　　　所以从显德八年开始，郭炜就要求在科举考试中实行试卷糊名制和判卷之前用专人誊录试卷的方式，让主考官无法通过笔迹和姓名去判断一份试卷的主人，以尽量防止舞弊的发生。其实这样的建议郭炜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已经向郭荣提出来过，只是郭荣一直戎马倥偬没有来得及整改，郭炜刚刚继位的时候事情太多也没有想得那么细致，也就是在扈蒙出事以后他才得以亡羊补牢。

　　　　显德八年的时候，试卷糊名制和誊录制还只是试行，到了显德九年就是正式执行了，有了显德八年的经验，正式执行非常顺利，而且随着地方政务的正规化，这种考试制度还有希望向地方的童子试等州县选拔推广。虽然给试卷糊名和誊录需要增加大量的人手，尤其是誊录试卷要从史馆、秘书监这些部门临时抽调大批擅书的吏员，多少会对这些部门的日常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淳化考风严格考纪的重要性和科考在文官制度上的重要性，这点代价显然是很值得的。

　　　　周彬，京兆府长安人，他能够作为新科进士和进士甲科马适一起到广政殿陛见并受赐，就是试卷糊名制和誊录制的直接受益人，虽然其本人未必明白这一点。

　　　　在实行试卷糊名制以前的科考中，即使没有请托和舞弊的现象，主考官因为某些考生平日的诗作和文名也会对他们另眼相看，宰相、枢密使和其他同僚有时候也会进行一些推荐，这样就算这些人面对考题做得不怎么好，却也可以靠着平日的文名而超出同侪。

　　　　显德九年的这一批生员里面倒是没有这样久负盛名的人，不过常年在京洛游历的还是不少，在国子监和太学进学的更多，其中有几个人名会落入李昉耳中那是极其正常的，和他们比起来，远在京兆府籍籍无名且第一次进京的周彬无疑是居于全面的劣势。

　　　　在实行试卷誊录制以前的科考中，即使没有请托和舞弊的现象，即使主考官对考生一个也不认得，一个人名都没有听说过，不同笔迹、卷面的试卷给主考官造成的第一印象还是大为不同，这种不同有时候甚至会超越文章在质量上面的差异。

　　　　武周时期刑律名臣周兴的后代周彬，在刑法律令方面当然是家学渊源，虽然周兴被流放岭南并且死于路上，却也没有妨碍这种家传。从小修习的周彬熟悉唐律、唐律疏义和历朝的律令，就是对最新的大周刑统也很有心得，可是在书法上面就差强人意了，虽然写字还算中规中矩，卷面也不至于太潦草，倒是不会恶着了主考官，但是靠着卷面和书法来打动主考官则是想都不要想。

　　　　不过在试卷糊名制和誊录制下，所有的考生在这方面就被完全拉平了，周彬从中固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