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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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8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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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之一自唐、宋以来与世界各国就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互相融合和睦共处。李贽生长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和特殊商人家族与他一生性情怪僻厌恶管束;同情商人主张“功利”;不满封建提倡个性解放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七岁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能作文章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离开家乡“■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1。因之对当时明朝的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2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1《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59年版。

    2关于李贽是否参加考进士的问题说法不一。他自己说没有赴京参加会试谓中举人已是侥幸“吾此幸不可再侥也”。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下《李贽传》则谓他“久不第就官历姚江太守”说明他参加过考试但终“不得成进士”。

    第二节官场受磨难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1。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于是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2。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3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学问。

    嘉靖三十九年李贽离开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到任二月有余丁父忧东归奔丧回家守制。时值倭寇大肆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李贽的家乡也深受其害。他“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由于倭患所致米价腾贵他一家三十口“几无以自活”。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无能。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而倭患未息。他“欲以免难”尽携眷属直接奔到北京。“尽室入京”之后处境殊为艰难“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1。为养家■口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不多日即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生抵触2。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次男死于身旁又闻祖父讣至遂请假回籍安葬先人。因为经济窘迫李贽南归时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其间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同情。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李贽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深受打击;官场的磨难也使他不免为之苦恼为此在回家毕葬之后他已“无宦意”。可是“回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于四十五年“复抵共城”。3不久李贽携家眷由辉县到北京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他:“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4。为了到北京求师访友研讨学问他把穷苦置之度外而视“闻道”为最大的快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辉县苏门山有百门泉故以百泉称辉县。李贽自称百泉人百泉居士。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4《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乐。从这年开始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听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接触王守仁的学说。李贽非常崇拜王守仁的学问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1。尤其赏识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谓“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2。隆庆四年(157o)通过李逢阳的介绍李贽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并与之共同探求学问。李贽思想中的主观唯心论因素同这一时期受王守仁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五载春官潜心道妙”。一心研究王守仁一派的学问这是他从任礼部司务五年以来最大的快乐。然而他在官场中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毫无改变为司礼曹务先后与尚书高仪、殷士儋侍郎王希烈、万士和“尽触也”3。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从隆庆五年(1571)起至万历四年(1576)止就南京刑部员外郎。自永乐都燕南京成为陪都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使李贽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名人学士如南京著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并成为挚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深得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时见到他向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对他们推崇备至谓王畿良知之说具有启思想的作用;王艮一派有真实的本领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1。万历二年(1574)在南京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泰州学派的思想最后成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以及“淮南格物”的学说认为“百姓日用之道”的“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和要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这个观点从哲学思想看是一种粗俗的唯物论;从政治思想看则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要求人人平等的愿望。万历四年李贽五十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2研究佛教。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不容异同”可以合三者为一。李贽承认佛教的主观唯心论但又“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不受儒、佛的拘限。甚至将王守仁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众生皆能成佛说以及他本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融化成为一体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主张人人平等批判了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的五六年间既有收获也有痛苦。

    收获是结识了各流学者增长了学问痛苦还是和长官意见不合。他说:1《续焚书》卷三《席书》。

    2《续焚书》卷三《王文成》。

    3《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1《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对于李贽与王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说:王阳明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另一则说:“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载《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2《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最苦者为为员外郎时不得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之意。又最苦者是碰到尚书赵锦。“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1。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秩正四品。入滇前他把女儿和女婿留在黄安(今属湖北)耿定理家。李贽到黄安时即有弃官留住的意思。当决计入滇时又和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2可是到任之后他又想马上离开因不允遂勉强留下。

    是时姚安地区“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李贽以“原情论势”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持简易任自然”以德化人反对暴政。认为“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同时又说:对境内官吏的所作所为只要“无人告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3。在封建社会里对地方官吏的执法情况放任自流不加过问只能残害人民这显然是错误的。李贽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颇得府中僚属、胥隶的拥护。但是朝廷对他的做法并不欣赏因为这样做也势必损害封建皇朝的利益。他说:“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凝)触与守道骆(问礼)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4连与自己“最相知”且“最号有能有守”的人都“不免成触”自然是无法再干下去了。万历八年(158o)三月他三年任满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离开姚安到楚雄。自动放弃加官晋级的名利向巡按刘维提出舍官从民的辞呈。刘维不应允他便逃到滇西大理府鸡足山阅《藏经》执意不出。刘维无奈请于朝廷准其提前致仕1。七月初正式离任由此退出官场。

    1《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2《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

    3《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4《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1关于李贽弃官的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无意再仕激流勇退自动辞官。而《罪惟录·李贽传》则说他“佞佛尝禅衣帽而坐堂皇视公事为台抨”。《明史·耿定向传》亦云:“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第三节著书立“异端”

    李贽弃官之后为了不受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束以及避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的麻烦尤其是为了“访友朋求知己”他宁愿“飘流四外不归家”2。因为有家人在黄安特别是黄安有耿定理和周思敬二位好友“聪明好学可藉以夹持”故自出滇即按过去约定的计划直接“取道适楚”3于万历九年春抵达黄安从此过着弃官为民寄居外乡“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从事著书、倡导“异端”的新生活。

    万历十年(1682)李贽在黄安耿家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并在进一步研究《老子》书的基础上撰《解老》二卷。从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对于事物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死使他大为悲伤“寂寥太甚”以致“全不知身在何方亦不知欠少甚么”深感“实难度日”另一好友周思敬又“宦游中外去”。李贽“怅然无以为计”本想到南京去恰巧这时焦竑丁父忧家中窘困以故未能成行。而他与耿定理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关系很不相得早有矛盾。这年八月耿定向晋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黄安讲学时甚至破例招收女弟子两人的关系势必由龃龉而成水火。十三年四月耿定向再次升官擢刑部左侍郎自鸣得意骄傲待人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李贽决然离开耿家寓居麻城。到麻城之初住于维摩庵。不久令人将住在黄安的家眷护送回闽即于万历十三年夏天写信与耿定向告别。其中谈了他对教导子弟的看法和宁愿饿死也决不屈服、忍辱为门下之客的处世态度2。翌年他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写了《答耿司寇》一文对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揭露。指出: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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