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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勋戚贵族不仅占有大量田地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批贵族地主而且往往插足于商业兴贩与民夺利成为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垄断商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展为了满足对财物的占有他们在经商方面的兴趣愈大。这些勋戚商人与一般商人不一样。他们是勋臣或者皇亲国戚有着一般商人所不具备的封建特权可以恣意侵夺官民之产建立店铺塌房霸占商民店铺甚至邀截商货抑价夺买私设牙人把持市肆操纵物价。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凌虐平民商人也能够威胁地方官吏使之无法执法干预。这种情形虽然在明初的记录中已有所见而在嘉靖以后的史料中则更是屡见而不鲜。世宗初年曾有官员上言：“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肆列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1二十年后这种情形更加变本加厉翊国公郭勋等“乃敢藐视国法广置店舍千余区滥收无籍擅用官刑阻绝经商暗损国课”。又于“南京、淮扬、临清、徐州财赋之地皆置有私店。水6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安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2。
事实上明朝中叶以后的勋臣皇亲几乎都成为了大商人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商业资本而是封建特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巧取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而富商大贾见逼于勋戚势要的特权于是设法与之勾结伙同罔利形成了勋贵奸商浑然一体的情况。明世宗曾在他的旨批中谈到盐法问题时说：“盐法系足边急务祖宗具有成法。近来势要官员通同奸商买窝卖窝以致阻坏流弊滋甚。”12《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十月。
3康熙《束鹿县志》卷五《食货志·田赋》。
1《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庚申。
2《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三嘉靖二十年九月乙未。
1《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二嘉靖十三年四月乙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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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坏盐法暗损国课这还只是勋戚经商对于国家收入的损害而他们对于社会更深远的损害则是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展由于他们对商业的介入使得本应成长起来的商人和经商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正如王毓铨所说的：“这是他们（勋戚贵族）所继承的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历史传统也是地主阶级展的道路。”2也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不是经济的进步而是对经济进步的破坏与反动。
2王毓铨：《莱芜集》九《明朝勋贵兴贩牟利怙势豪夺》。
第三节界限分明的官与民在中国的传统等级社会中作为社会上层等级的除去皇室和勋戚贵族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即官僚阶层。官僚阶层不同于皇室贵族他们不一定是天生的特权等级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进入官僚行列从而取得了与一般平民不同的政治地位。
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官与民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等级。一般来说官僚们虽然也属于地主阶级的行列但是在明代社会中具有官僚身份的地主与无身份的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无身份的地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还是属于民的行列他们除去拥有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并以此作为剥削手段之外在政治上则与一般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明代官与民之间如此鲜明的界限反映了当时的等级社会特征。
明初朱元璋便通过荐举、科举和学校作为选官的途径开始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官僚队伍。但是此时由于建国未久整个官僚体制尚未健全文官治国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
明代的官僚集团在建国之初基本上是依附于文臣出身的功臣之下的像明初的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都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这时候的官僚们受到太祖所施行的严猛政治的限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未能够有明显的展。如果说洪武中所生的著名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主要是针对功勋集团的话那么“郭桓案”、“空印案”以及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则主要针对了当时的官僚集团成员。目的虽然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贪污其结果则直接打击了整个官僚队伍造成了“仕不为君用”的政治局面。当时人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终洪武一朝“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1。这当然不仅仅是太祖个人好恶的结果而主要是在明初的社会条件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限制官僚地主势力展的时代需求。所以后人在谈及洪武与永乐间官僚成分的变化时曾说：“国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洲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1其实在洪武与永乐之间明朝的士大夫们还经历了一个他们心目中更为美好的建文时期那是一个被视为宽仁和文治的最理想的时期但是由于明成祖的夺位而被永乐朝所代替那种为士大夫们所乐道的建文之治最终流产。永乐中对于建文遗臣的残酷杀戮使明初文官阶层的展再次受阻一切都似乎又回到了开国的时代但是那毕竟是不同的了。朱棣的成功只是明政权内部的一次皇位争夺而不是改朝换代虽然又出现了一1解缙：《大庖西封事》《明经世文编》卷十一。
1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三二《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
批帮助成祖夺位的新贵整个国家体制却没有生根本的变化仍然延续了洪武和建文两朝的基点——官僚化的进程还在缓慢继续。
永乐初的名臣解缙在家书中对于自己生活情况的描写很能够代表当时官员们的普遍状况：“在此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又尝留下三石粜四石得钞百余贯。而马料豆每石五十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饮食之类所费不赀。”2当时的另一位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来京探亲的弟弟送行时所赠也不过米二石。生活上的清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官僚势力的衰弱。这时候的官僚们真正体现出了在国家机器上的服务作用。这种情形直到永乐末年才开始生改变。永乐末由于成祖多病不临朝一些官员趁此机会开始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史料中说：“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1仁宗即位后改变了永乐中皇帝治国的状况以及永乐后期吏治的失控文官治国的局面开始形成。宣宗时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吏治进一步整顿完成了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明代官僚政体也得到了完善。
大约从仁、宣到成化以前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还是处在恢复与展之中。这一段时间对于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是十分关键的时期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展他们开始真正羽翼丰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主导势力。成化以后他们更进一步不再安于旧有窠臼的限制开始用放纵和猎奇去弥补生理和心理的不足。这时候他们那种天然的双重性开始暴露出来。他们一方面在朝廷和各级官府中充当国家机器的执行者一方面却又在农村乡镇以身份地主的面目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从而构成了明朝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的乡官问题。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2经过长期的官僚政治局面从朝廷到地方无处不形成一张张关系的密网本来分散的官僚个体的权力通过这样的关系网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可以左右朝廷与地方政治的力量。清人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评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巡抚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2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四。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坐另构一室名曰大宾堂盖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矣。1这里所谓的尚爵实际上是尚等级、尚权力。读书人一旦中式便开始进入了官僚的行列也便取得了相应的特权他的一切也便由此而得来了。到明朝中后期各地田连阡陌奴仆成群的大地主也都是权势显赫的大官僚。如像严嵩、徐阶、董其昌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清初人郑廉谈到明末河南情况时曾说：“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七百顷。”2河南在明后期确是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3。从藩王到官僚们如此的横行民怨已极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覆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这些官僚体现了国家权力他们本身担负着平衡社会矛盾的作用然而却同时又作为身份地主利用自身的特权成为农村中侵夺田地荫占人户破坏社会平衡的势力。这种封建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
成化朝开始出现了内阁辅制度这反映了明代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官僚内部的政治争斗也因此而更加激化。到嘉靖以后这种政治斗争进一步公开以党争形式出现官僚阶层开始进一步走向了没落。
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官僚阶层内部的分裂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官僚阶层内部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明代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主要是以政治斗争形式体现出来的。
从嘉靖、隆庆年间内阁的纷争到万历以后东林党、阉党以及浙、齐、昆、楚、宣诸党的形成明代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他们斗争的实质是一部分官僚为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一切不变；一部分官僚感到危机的存在而希望通过清明政治来缓和危机。他们因此在执政路线上生激烈的分歧最终导致由不同的政治主张而组合的政治派别形成党社。在这场党社斗争中即使是东林党那样的相对开明的党人们也从未有过改变社会政治体制的主张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追求一种政治上相对清明的旧秩序而已。因为他们始终只能是官僚政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由于大都处于商品经济相对达的江南地区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上有时会体现出一些维护士农工商利益的要求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城乡平民的同情与支持。这于是给官僚阶层内部的政治瓦解提供了一次机会可惜这次机会在强大的旧势力的压制下最终流产了留给人们的只能是党争给本已难以克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雪上加霜。所以后人在评论明朝党争时一直都认定党争误国的结果。近世清史学家孟1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2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3汪价：《中州杂俎》卷一。
森教授曾经说过：“门户之祸起自万历在万历间不过把持朝局排除异己而汲引同党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由明朝官僚政体所建立的明朝秩序最终还是葬送在官僚政体的手中。
明朝官僚政体自身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维系的等级化的破坏。官僚政体在明朝中叶以后还受到了来自富商、地主等非身份者捐纳授官的影响。这在当时被看作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办法之一。
明朝的纳赀授官始于景泰之初。当时正值“土木之变”后边事危急而财政匮乏因以户部议令军民输纳者给冠带官吏罪废者输草于边得复职。这在当时虽然是权宜之制也立即遭到了反对所以行之未久即从礼部侍郎姚夔议止。明代的捐纳制度真正开始于成化朝而成化朝也正是明代社会的第一次变化时期。这显然决非巧合。
成化二年（1466）以镇压荆襄地区流民起义用兵令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而止。纳米入监之事早于景泰间即已有之。富民输纳授武职或者散官也早在成化前即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