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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答己、铁木迭儿死后他不但没有利用时机示以宽恕争取缓解与太后集团党羽的关系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瓦解因此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铁失敢以臣子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诸王勋贵已经对英宗产生普遍1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二。
2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3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4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四。
的怨忿。南坡之变生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英宗当时已经何等孤立1。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也是容乐观的。
1《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元史·英宗纪》有两年未提到朝廷对诸王颁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载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
第三节晋邸继统与两都之战晋邸继统自从忽必烈建国以后元朝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王政”（即宗王出镇制）与“省政”（即行中书省制）并用的制度但是由于国家行政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来实现的蒙古诸王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干预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当大汗去世需要选举和拥戴新汗的时候他们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传统权力特别是在先帝没有按汉制册立皇太子时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余年与接近权力中心的蒙古诸王中大部分人的关系都已相当疏远。当铁失与他们秘密串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后拥戴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镇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孙铁木儿作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间铁失决计以孤注一掷的刺杀行动来中止英宗对他的追究和诛罚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营将谋逆计划密告晋王和他的亲信倒剌沙并相约“事成推大王为皇帝”。也孙铁木儿立即囚禁来使遣人往上都告变；未至南坡之变生。不久诸王按梯不花、前太师月赤察儿（曾佐甘麻剌镇边）之子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奉皇帝玺绶至漠北。九月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于克鲁伦河畔即大汗位后人多以泰定帝称之。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转到他的长子甘剌麻系既是因为晋邸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为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于仁宗和英宗以牺牲他们的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政策深为不满。除此以外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贵族中的口碑应当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对南坡之变的直接参与者采取了相当策略的作法。与即位诏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恶中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1。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为不容的谋反、大逆和最为蒙古人所见恶的奴婢杀主。这些罪名历来与杀祖父母、父母等一样“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2。泰定帝的诏赦别出心裁显然意在宽慰铁失等人。因为当时乘舆尚在数千里外“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因此“故以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1。最初表的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2《元典章》卷三《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议。该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实行大赦曾宣布连十恶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后中书省以上引奏文入闻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恶不在赦免之列。
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枢官员中即包括谋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帐诛也先铁木儿、铁失弟锁南、英宗宿卫士秃满等以原左丞相、晋邸旧臣旭迈杰为右丞相并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务。这时候铁失还在大都以执国命的重臣自居与泰定帝派来的使节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庙。据云在仪式进行过程中“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2。旭迈杰等到达大都后又按泰定帝已颁旨诛杀铁失、赤斤铁木儿等人并戮其子孙籍其家产。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边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恶差不多已都诛杀。对其他案犯大概原来都有从宽之意。比如铁木迭儿次子锁南因“亲与谋逆”断杖决。但是制命甫下“物议喧腾”最后也被定为死罪同时处死的还不止他一人3。不过这次事件牵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元史·张珪传》）。尤其是对于与谋的诸王最后都以流远处置一个没有杀。
也孙铁木儿是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经历了一次大变故之后的困难形势下君临天下的。仁、英两朝汉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汉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满。泰定年间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也孙铁木儿先立年号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来求稳定。
为了弥平内部疮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远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即日后的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即日后的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台丞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这个时期出镇内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买奴为宣静王镇益都以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镇湖广以阔阔不花为靖安王镇陕西等。按时人理解“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1宗王出镇被视为一种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内地扩大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
在财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财。尽管汉族儒臣对“时相多西域人”颇为反感2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贼臣摄祭》。按也先铁木儿已在漠北被泰定帝处决未与大都告庙事。3《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许有壬：《纠锁南状》《至正集》卷七六。1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申斋集》卷六。
2苏天爵：《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1。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突然增加钞币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旧史家评定泰定年间是“天下无事”的“治平”时期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很允当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时泰定帝实际上也敏锐地意识到儒臣和一般汉族民众的感情态度对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汉人儒臣对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绪。张养浩这样描写他回忆起英宗“御容”时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间凛凛丰仪肃九关。回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2泰定帝作为一个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个人背景的君主要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取得朝中汉人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他不太听得进汉人儒臣的各种建言但在表面上对他们仍相当尊重。张珪有病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自世祖以来太庙岁仅一祀；英宗复古制一岁四祭。时太常院臣请裁择泰定帝说：“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命仍四祭。”不过庙祀仪式十分繁琐复杂尤其是夏、秋两祭英宗时尚沿用原先为孟冬卜日大祭而设计制作的法服“被服夹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气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学元英宗亲祀宣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1。科举取士这时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对“惴惴几坠”但泰定帝终于还是保留了被汉人看重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的这项制度2。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则在泰定元年展成正式的经筵制度“始以省、1天历二年运粮352万石惟至者仅334万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粮数。
2张养浩：《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归田类稿》卷二o。
1《元史》卷二九、三o《泰定帝纪》一、二。柳贯：《请添造单罗法服状》《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贯所记为摄礼仪的状况。天子新祀当亦如此。
2据许有壬：《送冯照磨序》此事生在泰定帝即位当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提到宰执有停科举庙享、只存冬祭之仪系于泰定二年记事后。但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对泰定二年前有关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经筵事而设其属焉”3。以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等名士担任进讲官执经以从。
然而虚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当国得君”的大臣多是与汉文化隔膜颇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间省台冲突又一次趋于尖锐。中书参政杨廷玉以赃墨败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诬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