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载“蒙人既侵金国，乃自号大蒙古国。”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元辛未年（2）下记云“大蒙古国号始建。”按蒙古侵金始于2年，在此之前，对金仍奉岁贡为属部，金朝亦以一部族视之，故其国号不闻于中原。及大举攻金，始以敌国身份相交涉，遂用大蒙古国号，并非此年才“始建”国号。元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209年畏兀儿国相劝其主挈众“归大蒙古国”，说明2年之前已有此号。元初汉文史科中尚有“大朝蒙古国”、“蒙古大朝国”（或仅称“大朝国”）等名，都是同一蒙文国号的不同汉译。参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台北）《汉学研究》，第3卷第期，985年。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于是取《易经》“乾元”之义，以“元”为国号。“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元朝建号以后，大蒙古国之名在汉文文书中不再使用，但并没有废除，蒙文文书中仍用此号，通常是与汉名国号并称，写作dai’holulus（大元大蒙古国），或dai’holulus（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2。元朝建号后五年（27年），占领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宋恭帝降；又三年，消灭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完成了全国统一。
忽必烈以后，又经过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其前有明宗，后有宁宗，但在位时间极短）、顺帝诸朝的统治。元顺帝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朝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至正二十八年（38），朱元璋在应天府（后改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同年闰七月，明军逼近大都，元顺帝逃往上都；八月，大都被明军占领。两年后，元顺帝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退到和林。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仍称大元和大蒙古国号，明人称之为“北元”。名义上，元朝还没有亡，但从全国范围看，元朝的统治已在38年被推翻，由明朝取而代之。
《经世大典叙录·帝号》，《元文类》卷四○。
2参阅柯立夫年的汉…蒙文忻都公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949年。
第二节分期元朝一百六十余年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特点。
一、前四汗时期（太祖、太宗、定宗、宪宗，20—259）。（）这个时期，蒙古统治者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地域从朝鲜半岛直到东欧，建立了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2）大汗的政令、军令行于全境，整个大蒙古国基本上维持着统一局面，但西北各汗国逐渐出现分裂的倾向。（3）政治中心在漠北，保持以蒙古本土为主体、对辽阔的被征服地区实行统治的体制；其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虽因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而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是推行蒙古制度。
二、忽必烈时期（20—294）。（）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帝位之争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西北各汗国进一步独立化，原属大汗政府直接管辖的西域各地区也分别被他们所控制，大汗只能统治蒙古本土和原金、宋、西夏之境以及大理、吐蕃、畏兀儿诸地区；尽管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最后得到了各支宗王的承认，但大蒙古国实际上已分裂了。（2）忽必烈推行“汉法”，改革旧制，立年号，置省部，定都邑，建国号，确立了以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制度为主干的中央集权体制。忽必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原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但为了保证蒙古贵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经济上的特权，又保留了不少蒙古制度，两种制度的矛盾冲突，使得采用“汉法”的进程出现起落反复现象。（3）灭南宋后，忽必烈继续进行野心勃勃的海外远征，又多次出兵讨伐北方蒙古诸王的叛乱，征调频繁，军费浩大，不得不增加剥削，因而未能在大统一后给人民以较长期的休养生息机会，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元代中期（包括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295—332）。（）成宗时期，内外战争基本停息，政治上继续奉行忽必烈的采用“汉法”政策；仁宗、英宗进一步实行改革，如广用儒臣，恢复科举，颁布《通制》，经理田赋，限制投下权力等。虽然改革屡遭挫折，但终究造成不可逆转的趋势。（2）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争权夺利和行“汉法”与反“汉法”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每一次的皇位的交替都伴随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争斗，到文宗即位初竟发展为大规模内战。政局不断动荡削弱了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
四、元代末期（顺帝朝，333—38）。（）统治集团的日益严重，军政废弛，吏治败坏，脱脱当政时虽然力图更新政治，但已难于挽回颓势。（2）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元朝统治土崩瓦解。
第二章疆域与政区第一节疆域元朝的疆域，名义上应包括“大汗之国”和西北各“宗藩之国”2——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3的统治区。至元二十二年（285）元世祖诏修全国舆地图志，主持其事的秘书监臣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宜将秘监所得“回回图子”（指西域地图）与汉地、江南各省舆图“都总做一个图子。”4据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云“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5《元史·地理志·序》谓元之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并附载了西北各宗藩位下所属城邑、地区名称。现存元人绘制的舆图，也都包括有西北各汗国之地，尽管画得十分粗略。这反映了元朝人是把西北各汗国视为本朝“大一统”疆域范围之内的。
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战争，把大蒙古国的统治地域西面扩展到多瑙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东面到朝鲜半岛，南面到西藏地区和南中国海，北面包有西伯利亚。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全境是统一在大汗的统治之下的。成吉思汗分封其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铁木格斡赤斤和别里古台于蒙古的东部地区，分封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于阿勒台山迤西，形成大蒙古国内的几个宗王封国。大汗直接统治怯绿连河至按台山地域；所征服的中原汉地和中亚、波斯地区，分别设置了统治机构，形成由大汗政府管辖的三个大地方行政区，在汉文史料中分别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以燕京为治所，统治中原汉地）、“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以忽毡为治所，管辖畏兀儿地至河中地区）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途思为治所，管辖阿姆河以西之地）。除上述三大地方行政区外，宪宗时代还可能在斡罗思之地也委派了大汗政府的代表，增置第四个行政区。但是由征服建立起来的如此庞大的帝国，各地区之间距离遥远，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很难维持长久的统一。宪宗时期，分裂的倾向就出现了。
中统年间（20—24）持续四年的争夺皇位战争，是大蒙古国历史的转折点。元世祖忽必烈依靠中原汉地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战胜了据有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忽必烈的胜利使他的全蒙古共主的地位得到了所有宗王名见《史集》波斯文mali…i…qa’a，为元朝政府直接统治地域。
2名见《元史·文宗纪》。
3元武宗时，窝阔台汗国灭，其地一部分归属元朝，一部分为察合台汗国所并。4《元秘书监志》卷四。
5《至正集》卷三五。
的承认，但实际统治范围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西北各汗国的独立化和半独立化。其次，在争位战争中，忽必烈为取得旭烈兀和察合台后王阿鲁忽的，以大汗名义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密昔儿（埃及）界上的所有蒙古军队和“大食百姓”委付给旭烈兀掌管，将阿勒台山以西直到阿姆河的所有百姓和部落委付给阿鲁忽掌管，阿勒台山以东直到海滨则由自己掌管。这虽然是战争中的权宜之计，而且只意味着划分“掌管”和“防守”区域而不是划分领地归属，但从此以后，原由大汗政府管辖的波斯和中亚两大行政区，实际上分别成为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区。斡罗思之地距离蒙古国中心甚远，早已处在拔都家族控制之下，大汗政府在那里的影响力很小，忽必烈以后完全成为钦察汗国的属境。于是，元朝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域就只限于中书省直辖诸路、各行省以及宣政院所辖吐蕃地区。元世祖时期还基本上保持着对东部天山的畏兀儿地区和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统治，但西北叛王海都、都哇多次侵扰并曾短期占领过这些地区；成宗以后，大部分被察合台汗国所据，元朝仅保有哈迷立（哈密）之地，用以安置忠于朝廷的一支察合台后裔。《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99。下引《史集》未注版本者皆据汉译本。第二节都城、两都制度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设在怯绿连河上游的曲雕阿兰之地（今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西南）。235年，太宗窝阔台始于鄂尔浑河上游旁建哈剌和林城（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为国都，并建立四季行宫于和林周围。252年（元宪宗二年），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遂南驻金莲川（滦河上源，今河北沽源县至内蒙古正兰旗一带）。其地本辽、金皇帝避暑之“凉陉”，原名曷里浒东川，因遍地生长金莲花，金世宗改名金莲川，于此建景明宫为驻夏行宫。金莲川地处蒙古草原南缘，又东近“松漠”（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源之森林地带），是驻夏和狩猎的好处所。其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北与游牧诸部落牧地相连，南隔重山就是燕京地区，是中原与北方民族进行物产交易的场所，辽、金均于此置有榷场。金朝于此置桓州为边防重镇西北路招讨司的驻所。忽必烈在金莲川建立藩府，广招人才，讲求治术，奠定了立国中原的基础。25年，命书记刘秉忠相地建城为永驻之基，遂选定桓州东、滦河北龙冈之地建造了开平城，移藩府于此。2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城召集诸王贵族选汗大会，被推举为大汗，开平成为临时的汗廷所在地。四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大汗位，形成南北两汗争立局面。阿里不哥虽据有国都，名分上暂占优势，但军事和经济实力完全不能与据有汉地的忽必烈相抗衡。自太宗窝阔台时代以来，每年都从汉地运送大量粮食和各种物资到哈剌和林，那里军民的生活需求赖以维持。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哈剌和林的例行物资供应，立即就使阿里不哥陷入绝境2。军事连连失利，宗藩也不再听命。僻在漠北的哈剌和林地位十分脆弱，不再适合作为已统有中原和西域广大地区的蒙古国的国都。忽必烈既已在中原汉地奠下了政权的基础，当打败阿里不哥、占领哈剌和林后，就不再把汗廷迁回本土，而选择了燕京作为新都。
早在即位之前，忽必烈就曾与亲信部属商议建都之地。霸都鲁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燕京是辽代五京之一的南京，自金海陵王贞元元年（53）迁都于此，改名中都，它一直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蒙古占领后，复称燕京，成为蒙古国汉地统治机构的首府——“燕京等处行尚书省”的治所。中原汉地民丰物阜，远优于漠北本土，在蒙古国所有统治地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有见识的蒙古《辽史·太祖纪》三年（909）二月，“置羊城于炭山北，以通市易”。炭山即滦源之大马群山。《金史·地理志》载北羊城置有榷场，“以易北方牧畜”，应即辽之羊城。据王恽《中堂事记》，察罕脑儿南半日程有榷场峪，“盖金初南北互市之所”，当即此羊城榷场，应在今沽源附近。2《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9、29。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霸都鲁传》。
贵族认识到，随着蒙古国从一个草原游牧的国家发展成为统有中原的“大朝”，政治重心势必要转移到中原。而以前朝政治中心燕京为新朝都城，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必然选择。忽必烈从即位初年起就驻冬于燕京2，并设置了开平至燕京完备的驿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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