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1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o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oo）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o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o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o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o）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o68—1o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o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1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o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1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年据1933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1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11oo）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o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除看详、目录各1卷外正文有34卷计357篇3555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篇283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o8篇3272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王惟一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o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1。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1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2。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3。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1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2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3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1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2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3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1；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2。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o年命尼泊尔工匠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2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3周密：《齐东野语》卷14。
1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册第385页。2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o页。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3。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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