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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o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1科学上的开拓精神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53页。
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oo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1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59页。
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o61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2第四十四章毕昇李诫王惟一第一节毕昇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o41—1o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oo8—1o16）已经年老而毕昇的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1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1。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7页。
1参见张秀民：《英山现的是活字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期1993年11月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16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1。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o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6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16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李诫李诫（？—111o）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第83—85页；《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第44期1994年4月第75—76页。1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9—672页。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o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o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o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o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o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o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1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o97）奉旨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