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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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1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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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将所属部队分为四个军团分别以韩复榘、刘峙、何成浚、陈调元为一、二、三、四军团总指挥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进攻。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陇海线刘峙军团一举夺得归德(今河南商丘)、民权等地。在冯军主力反击下蒋军被迫退至鲁西南一带。反蒋联军在其他战区也取得了进展。平汉线方面冯玉祥亲自指挥许昌战役将蒋军逼退至漯河以南地区。津浦线方面晋军攻占济南。桂军方面6月上旬李宗仁、张奎等攻占衡阳、长沙等地。

    8月中旬蒋军重新攻占济南。冯玉祥军在陇海线动总攻势以减轻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压力但因冯军补给不足阎军又未能与冯军攻势配合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致使本已动摇的蒋军防线得以稳定下来。

    9月中旬以后整个战局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月18日张学良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出拥蒋通电随即进兵关内1o日之内占领平、津等地晋军恐腹背受敌撤退至黄河以北。冯军虽仍坚持对蒋作战但难以挽回败局。1o月上旬蒋军攻占开封、郑州下旬攻占西安。冯军全部瓦解阎军缩回山西桂军也从湖南退回广西。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结束。

    中原大战的双方陈兵百万厮杀于中原战场双方伤亡三十万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三节中原大战的后果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进一步在全国推行法西斯统治。

    1。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打垮为蒋介石收编。原西北军控制的陕、甘等地全部被蒋军占据。阎锡山的晋军仍占据着山西。桂系龟缩回广西。从此各派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蒋在军事上确立了优势地位。2。中原大战的另一后果是国民党内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消失。1929年至193o年11月陈公博、汪精卫等改组派利用各实力派的军事反蒋活动鼓吹“护党救国”在政治上倒蒋。193o年8月7日改组派与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脑联合阎、冯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推选阎、汪、冯、李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军事上失利扩大会议迁往太原继续举行1o月27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倒蒋军事行动失败后11月初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成员离开太原各奔东西。扩大会议最终破产。从此作为国民党的政治派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就消失了。

    3。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o年1o月3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的前线致电国民党中执会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o年11月1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案议决1931年5月5日举行国民会议。1931年2月28日蒋扣押了反对制定约法的胡汉民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3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同时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

    5月5—17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说“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民主政治由于中国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必生纷乱。“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是为他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剿灭服务的。

    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它是对1928年1o月通过的《训政纲领》的系统化。《训政时期约法》以法律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4。中原大战后奉系势力伸入平、津、河北扩大了地盘但一时无意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权抗衡。蒋介石要削弱和消除的地方军事集团主要是两广并且暂时达到了目的这样就使蒋介石可以更大的力量去“围剿”红军。

    5。东北军大量进入关内减少了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益膨胀。

    总之中原大战的结局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九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第一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并逐步向关内进攻。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过去分割中国土地主要在边远地区。现在不同了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中国丧权之多、失地之广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中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而前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又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阶级关系生了重大变化使近代中国两大革命任务趋向集中化、确定化和明朗化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任务一个属于国际间的一个属于国内的。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帝任务更为突出并很快成为革命的要任务。

    第二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成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帝的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中日矛盾。这就为团结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对中国人民完成反帝这一中心任务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势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即抗日与民主、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成为现实问题。要抗日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放松对人民的压制。抗日与民主是密切相联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务的突出又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减缓了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和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主要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1)集中国内各民族和阶级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2)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

    历史和现实客观上要求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派(、国民党、中间政派等)面向这个大趋势顺应历史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各政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基本上有三种情况: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节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这一重大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众保持“镇静”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更激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各种反蒋势力威逼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各派处于分裂状态。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使国民党政府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困境维持乃至强化自己一党的独裁统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对内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点之上而制定出来的。

    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政策有一个过程。1931年夏他从“剿共”前线抚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说若由此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1。1931年11月他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1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溪口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其要点为:(1)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2)中国只能做“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也“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3)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4)国民要“信任政府”。这里蒋介石虽未明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话但已基本确立了对日外交方针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

    1932年1月下旬蒋汪合流上台执政。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后他说:“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23月14日他向“剿匪政治宣传人员”下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的指示。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表谈话表示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独占中国。蒋介石认为中日关系面临僵局。为此1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3125页。

    1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2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3oo页。他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3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表。此文阐述了蒋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酝酿此文的同时1934年7月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表长篇讲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原则的最重要资料。下面分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对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则与“四不”方针。

    蒋介石说:“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俱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外交评论》特在编后说明:“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反复申论精辟绝伦”采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将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诉人们。

    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基点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说中日两国“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又说:日本“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吐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这个“合”字作为他对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逻辑的引申。

    “和”与“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则当时更现实的是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和”“合”原则和“四不”方针是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蒋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图解决中日问题的根本着力点。蒋介石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有很大的伸缩性这里不细论。

    第二“四不”方针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

    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

    《敌乎?友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г鹞实笔钡木峦乘Ы槭纫朗丶媚虾我猿吠吮狈ブ髁χ咳粢牌媚虾我杂至粢煌疟此朗丶媚铣嵌詈笥置渫顺觯俊铣疲骸饩褪俏颐歉锩恼铰浴5谝坏比灰硎静磺母锩癫⑶冶硎炯媚铣鞘侨毡颈η空嫉亩皇侵泄约悍牌摹5诙且说礁锩娜植荒芮V谱”狈サ慕小5谌且H卸硬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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