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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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10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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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o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漏点;(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6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6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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