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立区，北约组织就会受到影响，中欧会变成真空或潜在威胁。
如果民主国家预备以军事后果相威胁，或起码提高冷战程度，斯大林的继承人可能就被导引接受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组织中（虽然多少会有若干军事限制）。丘吉尔在1951年又复出执政担任英国首相。他在斯大林犹仍健在时就有类似想法。丘吉尔的机要秘书约翰·柯维尔曾记载：
“W（Winston，指丘吉尔）好几次向我透露，他希望能对斯大林有联合行动，召开一种类似维也纳和会的会议，重新召开波茨坦会议，弄出结果。如果俄国人不合作，我们就加强冷战。”
但是西方其他领袖没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或提出这样易被批评的大西洋同盟人士指为一面倒的方案。美国领袖因而停止任何重大举动，也就停止认真利用斯大林猝逝的乱局之机会，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们保存了大西洋同盟的团结。
僵持对峙的代价就是辩论的重心由谈判的实质内容转变成是否需要谈判。即将步人一生事业终点的丘吉尔，变成力主召开谈判的人，可是谈判内容为何他从未精确描绘过。丘吉尔一辈子都力主搞权力均衡，虽然已经年逾80，依然辛辣尖刻如常，力主召开高峰会谈。
美国领袖批评丘吉尔热衷谈判是接近老年痴呆，有失厚道。事实上，丘吉尔的立场一贯如常，在战时、在战争甫结束，甚至遏制政策初步订定之时，都主张应该和苏联谈判。（详见本书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有改变的是，这些方案提出之时的环境条件。20世纪50年代的丘吉尔从来没有明白说出他主张的全球和解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大战时期，构想基础是假定美国会撤离，甚至根本就不会在欧洲驻军，因为罗斯福一再这么说。后来，在1945—1951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丘吉尔显然没想到与苏联全面和解要有下列条件：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沿法德边境建立西方同盟体系，苏联军队撤到波、苏边界，在苏联周边国家依照芬兰模式建立政府——也就是中立、民主的政府，尊重苏联立场，但本质上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
在1948年以前依照这个思路和解，也就等于把欧洲回复到历史上曾有的状态。在战时，以及战后若干年，丘吉尔可谓高瞻远瞩，领先当时的时代。如果他没在1945年大选中失败，交出政权，说不定可以给兴起的冷战一个新方向——假设美国及其他盟国愿意冒险实行丘吉尔策略的重点：不惜与苏联对立的风险。
可是，到了1952年，丘吉尔设想中的和解已经几近不可能了。除非爆发政治大地震。阿登纳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他所创建的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以前可以说是几近不可想象。丘吉尔在1944年之后所设想的世界大局，就要求联邦共和国中止与西方的统合，并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民族国家，回到先前的状态。在1945年，于东欧建立芬兰式的政权等于是回归到常态。到了1952年，这已经无法通过谈判去建立，只能由于苏联崩溃或重大冲突才能产生。甚至，这个大冲突可能是因德国统一这个议题而起——可是，没有一个西欧国家预备在大战结束没几年，就替一个战败的敌国冒险出头。
假如大西洋同盟是一个能够执行统合政策的单一国家，它可能就会按照丘吉尔的构想采取全面和解的外交做法。问题是1952年的大西洋同盟太脆弱，经不起这样的豪赌。美国两大政党产生的总统都没有选择，只好痛苦地静待苏联回心转意。
艾森豪威尔的新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德议题，极力避免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苏联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与英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英国有史以来就没有空间说，它只和友善、意识形态相仿佛的国家谈判。英国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享有像美国的安全空间，因此它必须务实地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国谈判，寻求共荣共存。由古至今，英国对其国家利益有相当清晰的界定，因此英国民众得以评断其政治家能干与否。英国或许偶尔会对某特定和解方案的条件有所争议，但是几乎决不会争辩应否谈判。
丘吉尔遵循英国传统，以近于永久性的谈判寻求与苏联有更宽容的共存共荣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领袖却只想到要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不是与苏联来交涉谈判。因此，英美之间的辩论日益演变成谈论应否要和苏联谈判，而却不谈谈判要有什么内容。1950年大选期间，丘吉尔提出在当时冷战阶段可谓革命性的点子——召开四国高峰会谈（不过，丘吉尔在这次选举又告铩羽）。他说：
“我还是不禁又想起与苏俄最高层谈判的构想。这个构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代表以最大的努力来弥缝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双方各自能生活，即使不能友好亲睦，至少也不必活在冷战的仇恨之中。”
但是刚组建成立大西洋同盟的艾奇逊，认为这样操作的时机犹未成熟：
“我们由艰难的经验发现，与苏联交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造出实力情境。当我们尽力消除所有的软弱地域之时——我们就可以与俄国人形成可行的协定。目前由我方主动要求对话，不会有何效果。”
丘吉尔要到1951年10月才又复出担任首相，他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所剩无多之情境下，选择不再大力推动召开高峰会议。他决定等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再说。最后由他的战时老友艾森豪威尔脱颖而出，当选美国总统。在这段等候期间，他也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召开高峰会议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无论谁是苏联领袖，他应该都会接纳高阶层协定。1952年斯大林仍为苏联当家领袖，当年6月，丘吉尔告诉柯维尔，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他将“有另一机会借由三巨头会议来争取和平”。他认为，斯大林在世，我们会比较安全，因为他若去世，继承人势必开始争夺继承权，会有不稳迹象。
斯大林在艾森豪威尔接任总统之后不久就去世，丘吉尔主张和苏联新领袖谈判。然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比他的前任更能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与苏联重开谈判的构想。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7日有了表示，丘吉尔立刻在4月5日敦促艾森豪威尔，不要错失良机“试探马林科夫为了缓和世局紧张，愿意做到何种地步”。艾森豪威尔答复，请丘吉尔等候他预定4月16日在美国报纸编辑人学会上将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演说。可是，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等于不同意丘吉尔的假设前提。艾森豪威尔认为世局紧张如何缓和，解铃还需系铃人：朝鲜战争停火，对奥地利合约，以及“终止对中南半岛和马来亚安全的直接、间接攻击”。因此，他把中共和苏联视为一体，提出明显无法达致的条件，因为马来亚和中南半岛的情形大体上都不在苏联控制之下。（事后发展亦证明，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关系的评估不确定）。艾森豪威尔说：没有必要再谈判，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不必空口多话。
丘吉尔有机会先读到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深为忧心春蕾因之霜冻而死。丘吉尔仍然不死心，建议波茨坦会议三大国，美、英、苏举行会谈，不过可由丘吉尔和刚刚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先举行预备会议。丘吉尔诉诸他在战时与莫洛托夫建立的旧谊，并附上他致艾森豪威尔信函中所附的邀请函草稿，对莫洛托夫说：
“我们可以重叙战时旧谊，而且可以和马林科夫先生及贵国其他领袖会晤。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解决攸关世局现实的任何严重议题。我也应当表明，我不预期在这个非正式会谈中能有何重大决定，只不过盼望能恢复我们之间轻松、友善的基础。”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认定，召开高峰会议等于是对苏联做了危险的让步。多少有点试探意味，他重申要求苏联先符合若干先决条件：
“我在4月25日致阁下函件中表达，我们不必操之过急，也不应让我们国内认为，国家、政府首脑的会谈迫使我们仓促做出主动行动。”
丘吉尔虽然不以为然，但他认识到英国对美国依赖太深，使得他不能在华府有这么强烈看法的问题上，任性地做出主动提议。在没有跟马林科夫直接沟通的情况下，他又再次试探，向英国众议院透露他愿意在私下晤谈时，对这位苏联新任总理表达什么意见和主张。1953年5月11日，他说明他的分析为何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同：美国领袖害怕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以及德国的再武装，丘吉尔却更不欲伤害到苏联境内一项更有利的演变：
“如果想要达成国际政策整体解决的自然欲望，会伤害到俄国境内可能发生的自发、健全的演进，则未免太可惜了。我认为俄国国内若干声明和明显气氛改变，比外在出现的迹象重要多了。我很焦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的外交政策丝毫未触及到俄国人情感上的深刻发展。”
丘吉尔在斯大林撒手人寰之前力促谈判，是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最能履行承诺的苏联领袖。现在丘吉尔主张召开高峰会议，以便维持住斯大林死后产生的充满希望的机会。换言之，不论苏联内部发生何种事故，或者谁掌控苏联权力结构，都有必要谈判。丘吉尔认为，召开最高阶层的会议，可以替未来的谈判定下原则和方向：
“这项会议不应受制于笨拙、僵硬的议程，或陷入技术上细枝末节的迷宫中，也不应受到一群专家和官员激烈争斗的大场面的影响。这项会议应该尽可能限于最少数的国家和人员参与。它或许不会获致式的协定，但或许与会人士有一种共同感觉，他们可能不必撕破脸乱斗，而能有些较好的表现。”
但是，丘吉尔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各国领袖如何表达他们不搞集体自杀的决定？丘吉尔提出的唯一具体建议，就是签订一项类似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协定。当时，德国和法国都承认彼此的疆界，英国也分别向德、法保证，一旦受到另一方侵略，将与被侵略者站在同一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这并不是一个好例证。洛迦诺公约只持续了10年，而且从未解决过任何一项危机。英国或任何国家，可以不问潜在的争端内容是什么，就借由同一场协议，同时保障一个盟国和一个大敌的边境安全，这在1925年已经是个奇怪的想法，到了30年之后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也不会有多大改进。谁来出面保障谁的边界，去对抗何种危险？波茨坦会议与会国家要保障欧洲所有的边界，反对所有侵略吗？如果是如此，外交就等于转了一圈，回到罗斯福总统四大警察的构想。或者是，除非波茨坦会议全体与会国家一致同意，不得有抵抗行动？如果是如此，则又不啻给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发动侵略，不必担心会遭到抗拒。由于西方与苏联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安全顾虑，双方又如何满意于共同保证呢？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是用以代替法、英成立军事同盟，也以此向英国国会和大众报告。现在，仿照洛迦诺公约成立新协定，是否就把已有的同盟关系解散？
然而，丘吉尔并未依任何谈判立场提出其主张。1953年7月1日，他驳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不可变动的这一说法；也不认为苏联是第一个不受历史腐蚀的社会。根据丘吉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的两难是因为它既不承认苏联的卫星附庸国家，却又不愿冒战争之险去解除这些附庸。唯一的解套方法是，发起“武力的侦察”以查明新苏联的结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回避谈判，而制造出心理弱势——这可以他在1953年4月对白宫某位演讲稿撰稿人提出的警告中，得到证明。他说：
“如果我们迷失于这些苏联的建议，会有一些真正的危险。显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外界压力加身，我不知道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加强压力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对策。”
在这样的声明下，杜勒斯达到遏制政策的极致。民主社会除了忍耐自制，还得有主旨目标，才能相信冷战有理。虽然表面上的政治方案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互不相容，中欧和平演进这样替代性的政治观念却有需要——一种强调让德国留在西方体制之内、并配合以措施、沿着欧洲东西阵营分界线缓和紧张的方案，杜勒斯避而不谈这个需要，宁可以旧立场阻滞外长会议，以争取时间巩固大西洋同盟和德国重新武装。杜勒斯认为，这样的政策避免盟国龃龉不合；斯大林的继承人则避免了必须痛苦做决定的压力。
一旦苏联领袖发觉民主国家不会在中欧议题上施加压力，他们将集中力量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界定为考验信念的项目上，例如韩国、中南半岛和对奥地利和约等，追求非常需要的与西方暂停抗争。丘吉尔在1953年争取就欧洲问题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