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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成熟。美国在1947年发起马歇尔计划，并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成立。斯大林的初步反应可谓相当蛮横，先后搞出柏林封锁、捷克政变的花样，也同意入侵南韩。不过，美国还是一步一步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势力范围，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工业国家。
斯大林方面也在东欧营造一个安全地带，不过这项成就不啻是延伸其薄弱的防御。身为权力算计家，他必须了解（也可能比民主国家领袖更有了解），他得到的并非真实的实力大增，这些卫星附庸可能还会消耗资源。相形之下，北约会员国和日本代表极大的工业潜能。因此，就长期趋势而言，美国势力范围占了上风。以现实政治而论，斯大林的帝国困难深重。
美国为首的集团可说是利用朝鲜战争重振军备，开发出深厚的军事实力。斯大林似乎也明白，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挑衅，已经起了反效果。他在东欧的蛮悍、强硬政策，已经滋长了西方盟国团结的因子，并且使得德国即将重新武装。
美国战时思想认定的和谐世界，已经转变成两个武装阵营，各依事后证实毫无根据的恐惧感在行事。美国领袖在朝鲜战争时认为，苏联策略在诱使美国介入亚洲偏远国家的冲突，俾使苏联乘机进袭欧洲的盟国阵地，这可以说是过分高估了苏联的力量和斯大林的手腕。斯大林一辈子都谨小慎微、精打细算，不会孤注一掷。同时，斯大林把西方的部署解读为不是防御性质的举动，而是他一向认定，且刻意避免的摊牌行动之前奏。事实上，双方都在为没有人愿意它发生的事——直接、全面的对立挑衅做准备。
斯大林并不愿意试探他的梦魇是否真实。一旦遇上可能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斯大林就回避退让。杜鲁门1946年要求苏军退出伊朗的阿塞拜疆省之时，他同意撤军；1948—1949年的柏林封锁即将升级发生战争之前，他也下令停止封锁行动。现在，他热切地设法消除他一手挑起的冲突危机，象征着路线又将转变。
在这个个案上，斯大林的方法特别愚钝，因为他极力避免向敌手暴露出脆弱面，尤其是这个敌手正以实力地位为基础在做决策。他的目标是透露他希望避免冲突，又不能显示出他畏缩退让。他的借口就是若干年前经济学家叶夫吉涅·瓦嘉（ Yevgenii Varga）在一本高度理论化的新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稳定，因此资本主义者之间互相争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瓦嘉的说法成立，斯大林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采取的策略，玩弄资本主义各国，让他们互相争斗，就不再有效。资本主义者不但不再各自交战，说不定还会团结起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可能性由于北约组织成立、美日结盟而令人忧心。
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出版一篇亲笔写作的长文《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作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指导纲领，反驳瓦嘉的论点。斯大林在这篇理论文章中，重申他在1934、1939和1946年宣布的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变得更加稳定，还面临着加速恶化的危机：
“据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得多。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它不仅在今天，现在是对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或多或少也理解到这一点。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以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交战而开始。”
每当斯大林重弹旧调，大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法避免、势必互相争战的老调，他的信徒了解他意在向他们担保、安慰。根据斯大林绕圈子的推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还不会立即爆发。斯大林的文章在此等于是训令苏联外交官员，暂勿摊牌，等待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大大挫弱他们之后再有所举措。
1939年斯大林借由一篇声明，表露他预备与希特勒修好的讯号。斯大林现在于1952年声称，当时的分析依然正确，因为以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特性来看，资本主义相互争战的风险，比和苏联交战的危险要来得小：
“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关系到某资本主义国家比别国是否优势的问题；可是与苏联的战争，势必牵涉到资本主义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
这一堆高度理论的言词乃是斯大林向资本主义者放出的安抚信息，尤其对美国发讯号。实际上，他要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必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苏联毫无意图搞军事挑衅：资本主义者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大声叫嚷苏联侵略，他们本身也不相信那是侵略，因为他们明白苏联的和平政策，也知道它不会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资本主义者不应该误解他玩的游戏规则：斯大林要加强力量与影响，但是他不会借战争手段玩得太过火。
斯大林固然晓得做这套意识形态的声明可以满足他的同志，他也晓得资本主义对手不会轻易相信他，还得有更具体的证明才行。如果想缓和紧张局势、希望恢复玩弄让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交战的旧把戏，莫斯科需要缓和一些压力，以免资本主义世界因为压力而团结（不过斯大林认为这个团结也只是假象，实则貌合神离，各有打算）。
斯大林在外交层面做出努力，1952年3月10日他以民主国家能够了解的语言，提出他所谓的“德国和平通告”。经历若干年的冲突对立、壁垒森严之后，苏联突然似乎有意要和解。斯大林指出，盟国和德国之间迄未签署和约，因而向其他三个占领国家提出一个草案，建议“召开由全体利害相关的政府出席的一个国际会议”，研商和约问题，并期于“最近的将来”能有结论。这份和平通告主张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统一、中立的德国，允许它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所有外国驻军于一年内撤出德国。
不过，这份和平通告包含太多的漏洞，即使西方国家接受德国中立这个原则，斯大林仍然可以使得协定达成遥遥无期。譬如，草案禁绝“对民主政体和维持和平不友好的组织”，若是依苏联的词语用意，这就可以包括所有西方式的政党在内，在东欧也的确就是如此。其次，一旦民主国家同意坐上谈判桌，苏联谈判代表必然是顽固的莫洛托夫或是同样难缠的人物，他也会竭尽全力松懈德国与西方的关系（苏联接受德国中立的原则，已经隐含这项利益），而且不必付出德国统一的代价。
不过，斯大林在通告中的语气和精确用词透露出他的目的超越做宣传；它似乎表露出开始谈判的意愿，是战后以来第一次苏联可能愿意付出大代价，换取紧张局势之缓和。斯大林和其平常行径不太一样，在和平通告中出现一句话，透露出可以有弹性的迹象：“苏联政府提议衡量此一草案时，已经表露它也预备就此问题考虑其他可能的方案。”
斯大林如果在四年前，也就是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和朝鲜战争之前，提出这份和平通告，它几乎必能阻止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确，非常有可能德国申请加入大西洋同盟的议案根本不会被考虑。因为通告中提示到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都曾主张的以谈判解决欧洲前途问题。
然而自1948年迄至通告出现这段期间，大西洋同盟已经组成，德国的再武装也开始了。作为德国重新武装的政治架构之欧洲防务共同体（ European Defense munity），也在欧洲各国会中辩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阿登纳在国会秘密投票中以一票之差险胜（相信这关键一票即是他本人投给自己的一票），当选总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虽然彻头彻尾是民主政党，却力主追求德国统一，不要与西方结盟。
西方领袖了解，一旦他们试探苏联的提议，所有这些提议都会被延宕；一旦延宕，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新的动力。在欧洲若干国家的国会里，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最明显，共产党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议席——捷克政变发生前，共产党也有相同比例的实力。而且西欧各国的共产党，都热切反对一切有关大西洋和欧洲整合的措施。甚至，决｛定奥地利前途的和约谈判，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朝鲜战争停火谈判。业已接近第二个年头。所有的民主国家彼时知道，而且在本书写作之时读者亦已知道，斯大林寻求开始谈判的目的，可能就是要破坏盟国的团结，并且巩固其卫星国附庸。
这当然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盘。然而，证据亦显示他也准备试探全面和解的机会。迹象之一就是他对西方对其和平通告回应之回复。3月25日，法、英、美三个占领国提出同样的答复，其宗旨不在开启谈判，而在中止这个讨论。他们接受德国再统一这个原则，但是不接受德国中立的构想。他们指出，统一的德国应该可以自由加入“与联合国的原则、宗旨相符的联盟”——换言之，仍然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西方国家的答复也接受了自由选举的原则，但又限定条件要让德国人民即刻拥有自由集会、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极可能在选举还没举行之前，就危害到苏联对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掌控。西方国家的通告目的在表达立场，立此存照，不是意在讨价还价。
斯大林又一反平常作风，立刻回答，而且口气委婉修好。甚至，对民主国家后来每一反驳，他都以同样速度立刻作答：西方国家3月25日的备忘录，他在4月9日作答；5月13日的备忘录，5月24日得到答复；7月10日的备忘录，也在8月23日得到回音。苏联每次作答，就往接纳西方的立场靠近一步。只有9月23日的备忘录，没有得到斯大林答复。此刻，斯大林已经忙着即将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无暇他顾，并且毫无疑问，他暂时按兵不动，也在等候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结果揭晓。
斯大林此时健康情形不理想，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简短演讲，以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语言包装和平共处的理论。紧接着党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在1952年12月宣布，他预备与刚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会面。他从来也没有对罗斯福、杜鲁门或丘吉尔，提议高峰会谈，一向都玩弄技巧要他们主动开口邀请。
苏联国内与此同时又恢复整肃活动，也预示着政策行将产生变化的迹象。斯大林每当要推动新政策时，对于原先用来执行另一条不同路线的属下都不会轻易信赖，即令他们像个奴隶似地奉行其指令，也不会获得信赖，尤其这个时节他特别有这种想法。斯大林认为部属另有想法乃是不忠的种子，宁可用决绝的补救方法，就是把负责执行即将被修正的政策之部属一劳永逸地摧毁掉1 1952年出现若干依循这些路线发展酝酿的迹象，过去的忠贞分子如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以及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都成了整肃的目标。一批新面孔即将出现去执行斯大林的外交构想。
斯大林的外交攻势起码意在试探，苏联若是抛弃东德共产党政权，会有何种收获。斯大林从来未曾承认东德共产党政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给予它的地位与其他东欧卫星国不同，准确地说是把东德当做德国统一问题认真谈判时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斯大林可能认为谈判时机在1952年已经成熟。斯大林提议以自由选举决定德国统一，即是传递信号透露可以牺牲东德共产党政权。即使果然如西方盟国担心害怕的，共产党控制住东德的选举，西德这边人口更多也可以保证亲西方的民主政党稳胜。试如唯有斯大林一个人可以有意志力和强悍心，去驱使其力竭气衰的人民起而与民主国家抗衡，他也是唯一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领袖，可以处理掉一个苏联附庸政府。
斯大林若是估算错误，那是因为他假定对手也在玩现实政治，和他一样冷血。就在战争刚结束那段时期，他显然认为可以恐吓对手，或至少教训对手了解，企图迫使苏联让步的代价将十分昂贵。但是他也表现出，当美方要上谈判桌时必定也会根据现有的状况衡量，不会因为过去情形而受影响。斯大林似乎认为，他不必为残害民主国家付出任何代价。
这些假设经过证明是大错特错。美国人不干现实政治这一套——起码不是斯大林所了解的这一套。就美国领袖而言，道德箴言是真实的，法律责任也有意义。斯大林或许认为可以利用柏林封锁加强他对德国问题的谈价地位，或者以此逼迫西方国家和他谈判。他也可能把朝鲜战争作为试探遏制政策的遏制界线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