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条件比军方总指挥部可能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德国这些民主新
领袖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保全了国家的实力，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在
政治上，减轻损害很少能获得报偿，因为很难证实如果不这么做会有
更坏的后果。
跟几十年后主导美国对中国敞开大门的是一位保守派总统一样，
唯有像史特瑞斯曼这样拥有完美保守派资历的领导人，才能在不论多
么为难的情况下，想出在外交政策上要顺应不受欢迎的凡尔赛和约。
他是啤酒批发商之子，1878年生于柏林，以认同保守、偏资产阶级思
想的国家自由党（ 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主张，在政坛打天下。
1917年他出任党魁。史特瑞斯曼交游广泛，爱好文学与历史，言谈间
不时对德国的经典引经据典一番。不过他早期的外交政策观点不出传
统保守主义的立场。比方说，他认为德国是受嫉妒而急于想保住龙头
地位的英国引诱，才加入战争的。
迟至1917年，史特瑞斯曼还赞成在东西两面大事征服，并吞并
英法在亚、非洲的殖民地。他也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就是这个大错特
错的决定促成美国参战。这样一个把凡尔赛和约称为“历史上最大骗
局”的人，居然会推行顺应政策其实不足为奇，只有不相信现实政治
能让人体会中庸之道可贵之处的人，才会觉得不可思议。
史特瑞斯曼是战后德国首位懂得善用凡尔赛和约赋予德国的地缘
政治优势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位懂得如此的民主领袖。他掌握到英法
关系脆弱的本质，利用它来加深这两个战时盟国的嫌隙。他也聪明地
运用英国担心德国不是法、俄对手的心理。英国政府一位分析家把德
国说成是对抗共产主义思想蔓延的利器，而他所持的理由显示出“顺
应”政策已收到成效。德国政府受到“国民议会（ National Assembly）
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真正的民主政府，有诚心尽其所能履行和约，
值得盟国明白给予支持。”若英国的支持失败，德国“目前势将倾向
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日后则可能再恢复君主极权。”
英国赞同协助德国的理由，与美国在叶利钦（ Yeltsin）时代主张
援助俄罗斯的说法，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这两个例子均未考虑到政策
“成功”会有什么后果。若顺应政策收到效果，德国会变得越来越强
大，足以威胁到欧洲的均势。同理，冷战后的国际援俄计划若达成目
标，俄国日益增加的力量可能在前俄罗斯帝国广大的沿边地带，到处
形成地缘政治的后果。
这两个事例中，主张和解的人士都抱有积极甚至颇具远见的目
标。西方民主国家愿配合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确实相当明智。但
它们错在未能加强彼此间的紧密关系。顺应政策必然会促使席克特将
军预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必须恢复实力，只要一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当然要收回所有失去的东西。”美国颇有远见地向冷战后的
俄罗斯援手；但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它对邻国的压力势必升高。
这或许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但若不承认必须付出代价就不对了。
史特瑞斯曼在推行顺应政策的早期，并不在意其最终的目标为
何。不论是为获得永久的和解，还是为推翻现有的秩序，或最有可能
的是同时保留这两种可能性，他最先必须达成的是让德国摆脱有关赔
偿的争议。法国除外，所有盟国都希望让这个问题告一段落，好开始
收取部分的赔款。法国则希望跳出因占领鲁尔区而自食其果的泥沼。
史特瑞斯曼很技巧地提议，交由国际仲裁重订偿还赔款的时间
表，因为他预料国际商讨不会像法国单独行事那样难以对付。1923年
11月法国同意任命美国银行家道威斯（ Charles G．Dawes）担任“公
正的仲裁者”，来降低法国的赔偿要求——这悲哀地意味着战时的联
盟已分崩离析。道威斯委员会建议减少赔款金额并分五年付清，各国
于1924年同意。
德国的逐步复兴
后来的五年中德国约付出10亿美元，但也获得约20亿美元的贷
款，大部分来自美国。事实上等于是美国在替德国付赔款，德国则利
用多出来的10亿美元进行工业现代化。法国在赔偿上决不让步，就
是为使德国无法强盛。在被迫选择要让德国衰弱还是让德国有能力偿
付赔款时，法国选择了后者，却眼看着赔款反帮助德国重建经济，最
后并得以恢复军力。
到1923年底史特瑞斯曼已可声称获得部分成功：
“我们所有的政治与外交作为，经英美两大强国刻意的
合作，意大利与其邻国（法国）的疏远，及比利时的举棋不
定，几方面加起来已形成法国终究无法抵挡的情势。”
史特瑞斯曼的估计正确。顺应政策已为法国及整个欧洲秩序带来
难解的窘境。法国的安全需要在军事上维持德国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待
遇才能维持；否则德国在人力与资源上的实力均优于法国，势必会凌
驾其上。但若无公平待遇，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等的建军权利，那德
国决不会接受凡尔赛体系，顺应政策也会中断。顺应政策也使英国外
交官处境尴尬。英国若不答应给予德国军事平等，以作为德国履行赔
款义务的交换条件，则对方大可恢复原先的不合作态度。但给德国军
事平等又会对法国不利。英国原可与法国结盟以制衡德国，但又不愿
卷入法国与东欧的联盟，或是要为某一块波兰或捷克的领土而与德国
交战。张伯伦在1925年曾套用俾斯麦对巴尔干的评语并表示：“为了
波兰走廊，没有任何英国政府愿意或能够冒牺牲一兵一卒的危险。”
他的预言跟俾斯麦一样并未言中：英国后来确曾参战，就像20世纪
初的德国一样，而且正是为英国一向排斥的理由。
为避免两难，张伯伦在1925年想出一个主意，由英、法、比结
为有限的同盟，只保证这三国与德国的边界，它基本上是一个自西侧
反抗德国侵略的联盟。但当时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已进展到他几
乎能否决盟国决议的地步。为阻止德国被当做潜在的侵略者，他宣称
没有德国参与的条约就是反德条约。
张伯伦有些相信，德国怕遭到包围是促使它在战前之好战政策的
原因之一，于是退而提出一个怪异的协定组合，想把传统盟约与新的
集体安全政策混合在一起。为保留原始提议的结盟构想，在瑞士洛迦
诺（ Locarno）签订的新约保证法、比、德的边界不应受到侵略。为符
合集体安全的原则，条约中不设定任何假想敌或受害者，只保证对抗
来自任何势力对任一方向的侵略。未来开战的理由不再是针对某个国
家的侵略行为，而将起于有任何一国违反了法律规范。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战败国德国的外长史特瑞斯曼已取得主
导地位，超越了战胜国的白里安与张伯伦。以放弃对西部边界的翻案
为条件，史特瑞斯曼获得白里安与张伯伦默认，凡尔赛和约有关德东
边界的部分需要修正。德国接受其“西边”与法、比的边界，及莱茵
区永久非军事化；英、意对此安排提供保证，承诺将协助逐退不论来
自何方的越界或进入莱茵区的入侵行动。但史特瑞斯曼拒绝接受与波
兰的国界，而其他签约国也不愿提供保证。德国与东欧邻国签署仲裁
协议，保证和平解决一切争议。但英国连这样的保证也不肯为其背
书。最后德国同意加入国际联盟，从而承担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
端的一般性义务，理论上这也包括东面的未定界。
洛迦诺公约终于让人舒了一口气，且被誉为新世界秩序的开端。
三位外长，法国白里安、英国张伯伦、德国史特瑞斯曼，一起获诺贝
尔和平奖。但欢欣鼓舞之余，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规避了真正的问题；
洛迦诺与其说为欧洲带来和平，不如说它已导向下一次的战场。
各民主国对德国正式承认其西边国界所产生的笃定感，显示出新
旧国际秩序观点混杂，造成观念混淆与失去戒心的程度。因为此一承
认所隐含的意义是，战胜国胜利后虽订立凡尔赛和约，却无法强制失
败者遵守其和平条件，德国却争取到可选择只遵守它愿意遵守的条
款。自这一层意义来说，史特瑞斯曼不肯承认德国东边的国界已代表
不祥之征兆；而英国连仲裁条约都拒绝保证，造成国际承认的欧洲国
界分为两类，一是德国接受且有其他强国作保者，二是德国不接受其
他强国也不保证者。
使情况更复杂的是，欧洲现在有三种层次的承诺存在。第一层是
传统盟约，辅以幕僚人员谈判及政治磋商的旧式运作。如今此种方式
已不流行，仅有法国与东欧新兴弱国间是此种安排，但英国拒绝加
入。一旦德国侵略东欧，法国必须在两个不情愿的选择中做一抉择：
放弃波兰与捷克，或独力抵抗德国，后者是法国自1870年以来即挥
之不去的梦魇，而且这么做的可能性亦不高。第二层是类似洛迦诺这
类的特殊保证，显然其约束力被视为低于正式的联盟，这正是为什么
它在英国下议院从不曾受到阻力的原因。最后一种便是国际联盟对集
体安全的保证，但在实际上它已被洛迦诺公约所抵消。理由是，倘若
集体安全真正可靠，则洛迦诺便属多余；若洛迦诺有其必要，那就等
于国际联盟连其主要创始会员国都保障不了。
由于洛迦诺式的保证或者是全面性集体安全的概念，都没有设定
一个假想敌，因此便无法预做军事规划。即使有可能采取协同军事行
动，虽然国际联盟时代并无这种例子，但其官僚化的运作方式，包括
调查真相及各种其他的协调过程，必然也是旷日费时。
所有这些史无前例的外交安排，令感觉备受威胁的国家益发不
安。意大利变得必须保障莱茵河沿线的边界，但过去意大利向来不把
这条河纳入国家安全的考虑。意国参与洛迦诺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跻身
一流强国。一旦达到目的，就没有理由再冒实际的风险。十年后莱茵
河边界受到挑战时，它的表现充分证实这一点。在英国眼中，洛迦诺
代表首次有一主要强国，同时保证一个原本的盟国及一个刚遭击败的
敌人，而且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
洛迦诺并不代表法、德之间的和解，只是对战争的军事结果加以
肯定。德国在西线遭到挫败，在东线却击败俄国。洛迦诺等于是承认
这两种结果，并为德国日后进攻东欧埋下祸根。
1925年洛迦诺被誉为迈向永久和平的里程碑，事实上它却为凡尔
赛国际秩序敲响了丧钟。自此之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差别日益
模糊，若是战胜国能因此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或战败国能够真心接受
经过修正的和平安排，则这种演变值得庆幸。可惜两者均未发生。法
国一年比一年觉得气馁，无力感日增。德国的民族主义风潮也日胜一
日。战时的盟国全都不肯负起责任——美国逃避和平规划者的角色，
英国放弃传统平衡者的角色，法国也未能担负起护卫凡尔赛和约的任
务。唯有史特瑞斯曼，一位战败国的领袖，有长期的政策，并不遗余
力地将其国家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现在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唯一的希望，全在于洛迦诺协约所带动
的激昂情绪及它所引起的期待，一如“洛迦诺精神”这句口号所展现
的，或许能克服其结构上的缺失。而且正好与威尔逊宣扬的理念相
反，促成这种新气氛的不是全世界的舆论，而是三位外长，张伯伦、
白里安及史特瑞斯曼，因他们所属的国家彼此猜忌对立才引发战争，
使和平难以巩固。
凡尔赛秩序没有地缘政治为基础，因此必须靠各国政治家的私交
来维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主导外交政策的是贵族，在他们
的圈子里，大家对抽象的概念有共同的认识。他们彼此多半能相处融
洽，但不会认为私人情谊能够影响他们对本身国家利益的评估。任何
协定决不会以当时“气氛”作为签署的理由，也不致为了维护某人在
位而做出让步。领袖们也不以称呼对方的名而不称姓，以向其人民显
示彼此关系之良好。
这种外交形态在一次大战后起了变化。从此将外交关系个人化的
趋势便一发不可收拾。当白里安欢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时，他特别强
调史特瑞斯曼的人品，史特瑞斯曼也投桃报李。同样的，因听说张伯
伦对法国有个人偏好，促使史特瑞斯曼在张伯伦于1924年继较亲德
的寇松爵士后出任外相时，加快执行其顺应政策及承认德国的西界。
奥斯汀·张伯伦系名门之后。父亲是才干过人、足智多谋的约瑟
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