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比意识形态的要求更重要，因此倡议“和平共存”。俄国代表团
认识到，在旧社会秩序及刚诞生的新秩序同时存在的现阶段，代表这
两种财产制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对整体经济重建实属绝对必要。
除提议合作之外，他还提出一些刻意让民主国家更加捉摸不定的
议题。这些议题牵涉之广，既难以付诸实施，各民主政府又无法置之
不理——后来这一直是苏联的外交战术之一。他提出来的包括清除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国际共管所有航道。其目的在
于鼓动西方民意，并为苏联争得主张国际和平的美名，使民主国家难
以号召反共产主义的圣战，此乃克里姆林官心中的梦魇。
契切林在热那亚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德国代表们的际遇也好不
了多少。西方盟国对于他们为德苏所制造的诱因依旧视而不见，仍对
这两个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不理不睬。德国首相及外长三度要求与劳
合·乔治会面都被拒绝。同时法国建议与英、苏举行私下磋商，也把
德国排除在外。私下会商的目的在重弹以帝俄债务交换德国赔偿的老
调。这个建议即使没有苏联那么多疑的外交官也推断得出，是为了破
坏德苏关系可能有所改善而设下的陷阱。
第一次的会议开完时，德苏都担心会遭到挑拨离间。因此当契切
林的助理在1922年4月16日凌晨1时15分这个刻意挑选的时刻，打
电话给德国代表团建议白天在拉巴洛会面时，双方一拍即合。两方面
都希望结束孤立的局面，苏联也想避免不知是福是祸地成为德国的债
权国。两国外长当机立断地草拟了协定，德苏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
系，放弃对彼此一切的主张，并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劳合·乔治得
到有关德苏会谈的情报时已然太迟，他急忙设法联络德国代表团邀请
他们参与一再被拒绝的会面。当德国代表团团长拉塞诺（ Rathenau）
得到信息时，他正要出发去签署德苏协定。迟疑了一会，他沉吟道：
“事已至此，覆水难收。”
随后的一年内，这两国一直磋商军事及经济合作协约。虽然后世
将德苏复合归咎于拉巴洛，事实上它只是众多不可避免的历史意外之
一，往往事后追溯起来才看得出其必然性：其意外之处在于事前双方
都没有预谋，但注定会发生则因时机已成熟，因为西方盟国把两个欧
陆最大强国摒除在外，在德苏之间制造了一连串与德苏对立的小国，
又割裂这两国的国土。所有这一切都为德苏制造出最大的诱因，使他
们得以克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合力推翻凡尔赛体系。
单只拉巴洛会谈不致产生这种结果，不过它象征着在二次大战爆
发前，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使两国领袖越走越近。凯南曾将
这个协定归于苏联锲而不舍，及西方不团结且掉以轻心两个原因。西
方民主国家显然是短视愚昧。但一旦犯下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就仅剩
极有限的选择余地。到最后，唯一能阻止德苏合作的就只有英法与德
国或苏联结盟了。但与德国结盟最起码的代价将是改定波兰边界，而
且几乎必然要取消波兰走廊。如此安排下的欧洲，法国唯有与英形成
巩固的同盟，才能免于受德国的控制，但英国又不肯考虑与法结盟。
同样的，与苏联结盟的实际涵义就是必须恢复寇松线，而波兰必会拒
绝，法国也不会考虑。民主国家不打算付出任何一种代价，甚至不愿
承认既要维护凡尔赛和约的安排，又不让德、苏深入参与所形成的困
境。
在这种情况下，欧陆这两大重量级强国永远都可能选择由他俩瓜
分东欧，而不会加入针对对方而来的同盟。于是等到不受传统束缚且
为权力所驱使的希特勒及斯大林上台，两次大战期间用心良苦、爱好
和平且生性胆小的政治家所建立的沙丘城堡便不堪一击。
第十一章 史特瑞斯曼与战败国的复兴
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史特瑞斯曼
自威廉三世以来通行于欧洲多年的一切均势外交原则，都指向英
法应结为反德联盟，以防这个不安分的邻国再生出侵略野心。根本上
说，英法各自都比德国要弱，即使是战败的德国也一样，唯有期望联
合在一起才能制得住德国。但这个联盟始终不曾出现。英国放弃了三
个世纪以来独尊均势的外交政策特色，摇摆于表面上采取均势原则，
实际上日益倾向于集体安全原则之间，均势是针对法国而来，在集体
安全的执行上又裹足不前。法国采取的则是无可奈何的外交政策，一
会想利用凡尔赛和约延后德国的复兴，一会又敷衍了事地想与强邻修
好。因此注定要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居然不是来
自战胜国，而是来自战败德国的史特瑞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但是在史特瑞斯曼脱颖而出之前，法国还有再一次自行寻求安全
保障不成的挫败。1922年底，眼看赔偿没有一定把握，裁军问题争论
不休，得不到英国可靠的安全保证，德苏又展开复交，法国感觉已到
忍无可忍的极限。当年战时的总统普恩加来（ Raymond Poincare）继
任总理，他决定单方面执行凡尔赛和约的赔偿条款。1923年1月，法
国与比利时部队未与盟国磋商，便占领了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
劳合乔治在多年后曾表示：“若没有拉巴洛会议，就不会有鲁
尔区事件。”但不可否认，若英国愿意提供安全保证，法国就不会采
取如此迫不得已的行动，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大本营。而法国如果更情
愿在赔偿（及裁军问题）上妥协，或许英国会更倾向于与之结盟，虽
然当时英国的民意近乎反战，这个联盟能有多大意义是另一个问题。
法国这唯一一次单方面军事行动反而暴露出它其实已无力于自行
其是了。法国控制鲁尔区的各项工业，是为了取其钢与煤以取代德国
拒付的赔款。德国政府下令消极抵抗，并付钱给煤钢工人请他们不要
上工。这个政策虽使德国政府破产，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但也使法国
无法如愿，令占领鲁尔区变成法国的重大失策。
如今法国完全孤立。美国自莱茵区撤回其占领军以示不满。英国
也大为不悦。德国看出这次盟国内部冲突是个与英国修好的机会。全
国反法国占领情绪激昂，甚至使某些德国领袖一时情急想要恢复过去
的英德联盟。这又是一个德国积习难改、常高估其选择余地的例证。
英国驻德大使阿伯依爵士（ Lord d Abernon）曾提到在某次谈话中，
一位德国著名政治家又提起帝制时代德国主张与英结盟的若干理由，
还表示：“1914年的情形今日已完全改观。很明显的，正如英国在
1914年与德交战是为阻止其军队称霸欧洲，不出几年它也可能因同样
的原因与法国作战。问题在于英国是否会独力作战，还是会有盟友。”
凡有为有守的英国领袖不可能大胆到要与德国结盟。不过外相寇
松及外交部官员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1907年克劳备忘录起草
者），在1923年8月11日要求法国三思其在鲁尔的行为，否则未来
德法发生危机时它可能失去英国的支持。普恩加来不为所动。他不认
为英国支持法国是对法国施恩，而是有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倘若
发生类似1914年的情况，英国为了本身的利益，势须采取与当年相
同的行动。”
事后证明普恩加来对英国最终的抉择看法正确。但对于要多久时
间英国才会觉悟到确实面临着类似当年的危机，以及在此期间薄弱的
凡尔赛体系终于瓦解，他的估计错误。
法国在1923年秋结束占领鲁尔区。它在当地未能激起相当规模
的分离主义运动，甚至在德军依凡尔赛和约规定不得进入，因此无法
前去镇压的莱茵区都是如此。占领期间开采的煤矿也仅够支付治理这
片领土的开支。同一期间，德国则为萨克森（左派鼓动）及巴伐利亚
（右派鼓动）的暴动所苦。通货膨胀肆虐，使德国政府的施政能力都
成问题。法国对赔款金额的坚持反而因为它自身的行动而无法实现。
英法都把对方将了一军：法国执意以片面行动削弱德国，因而失
去英国的支持；英国一味要求和解，却未考虑会对均势有什么影响，
因而使法国丧失安全感。即使是解除武装后的德国，仍有力量力挫法
国单方面的行动，由此不难想见，一旦德国挣脱凡尔赛的束缚将是如
何一番景象。
20世纪20年代，每当民主国家面对僵局，各国总是抬出国际联
盟，而不肯面对地缘政治的现实。连英国参谋部都落入这个窠臼。前
一章曾引述一份文件，指德国为主要威胁并认为法国将无法有效的抵
挡，正是这份文件也脱不了当时主流思想的格局：参谋部下结论时并
未提出更高明的见解，只是建议“强化”国际联盟（无论其代表的意
义为何），“在如德国行事脱轨等情况下缔结特别的联盟”。
这个建议几乎保证会失败。国际联盟太不团结，等到德国如脱缰
野马时再缔结联盟已嫌太迟。到这个地步，德国只需要一位有眼光有
耐心的政治家，能设法去除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条款，就必然能享有
比战前更有利的长期优势。
这位领袖在1923年现身，史特瑞斯曼在这一年出任外长，后任
总理。他复兴德国实力的方法即所谓的“顺应（ fulfillment）”政策，
它与德国先前采取的政策完全相反，也放弃前任政府对凡尔赛和约所
采取的外交游击战。“顺应”政策是靠着利用英法对于其本身的原则
与凡尔赛条款不符，而感到于心不安。史特瑞斯曼努力让德国履行宽
限后的赔偿时间表，借以促使盟国主动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苛刻的政
治与军事条款。
战败后并被外国军队局部占领的国家，原则上有两种选择。一是
向胜利国挑战，为执行和平的过程制造麻烦，希望其知难而退；一是
与胜利国合作，同时设法恢复本身实力，以待来日东山再起。这两种
策略都有风险。战败后仍想反抗，等于在最虚弱的状况下还要与人一
决雌雄；合作则可能打击民心，因为能令胜利国高兴的政策往往会令
战败国的民意无所适从。
在史特瑞斯曼之前，德国采取的是抗拒政策。对抗战术使它在鲁
尔危机期间得以占上风，但法国退出鲁尔区却一点也不能平息德国的
怨愤。令人费解均是，把阿尔萨斯与洛林归还法国并未引起议论。但
重划德国的边界，把大片领土让予波兰，却遭到民族主义者激烈的反
对。此外，有强大的民意压力要求解除对德国军力的限制。还有就是
全国近乎一致同意，盟国要求的赔偿十分荒唐。
史特瑞斯曼的想法跟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了解不论凡尔赛和约有
多么不得人心，事实上也不论他本人如何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需要
英国，也多少需要法国的协助，才能取消那些严苛的规定。拉巴洛协
定震惊西方国家，这个战术相当有用。但由于苏联太穷，无法帮助德
国经济复苏，又太孤立，在大部分外交角力中无法给予德国暗中支
持，因此德苏协定真正的影响，唯有等德国强大到足以公开挑战凡尔
赛之后才看得出来。最主要的是，恢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国的贷
款，但在对立的气氛中德国将很难获得外援。由此可见，史特瑞斯曼
的顺应政策充分反映出他对德国政治经济复苏条件最实际的评估：
“德国基本的军事弱势点明了德国外交政策的限制、性质及方法。”
虽然顺应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但这种务实作风在一次大
战后的德国（尤其在保守派圈内），与在当年保守派政策对一次大战
爆发曾推波助澜的时代一样不多见。战争在德军仍在盟国土地上时便
告终，这使应为德国投入战争而负责的人得以避开指责，而把罪过转
嫁到继他们之后较为温和的主政者身上。劳合·乔治已预见到这个后
果，他在1918年10月26日向战时内阁谈到德国首次求和的提议：
首相表示：工业化的法国已惨遭蹂躏，德国却逃之天天。一旦我
们准备向德国本土攻去，它马上说：“我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
该不该继续像它攻击法国那样反击回去。
其他阁员觉得英国已太兵困马疲，无力于采取报复行动。外相张
伯伦（ Austen Chamberlain）忧心地答道：“现下报复的代价太高了。”
劳合·乔治不幸言中，新成立的魏玛共和政府（ Weimar Repub
lic）自刚成立起，便一直受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围攻，其实它所获得的
和平条件比军方总指挥部可能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德国这些民主新
领袖在最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