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罗斯帝国之间日益激化的敌意。
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使法国始
终想要报一箭之仇，而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 Alsace Lorraine），
给这股怨气找到一个具体的焦点。当法国领袖们察觉到1870~1871
年那场战争，已为法国的优越地位画下休止符，也使各国国势的强弱
产生无法挽回的变化，怨恨的情绪就又掺杂了恐惧。黎塞留在四分五
裂的中欧操持德国各邦相互对立的做法，已不再适用。在缅怀过去及
未死的野心两相煎熬之下，法国将其挫折感升华为以近50年的时间
一心一意只想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却从未考虑即使成功地收回这两
地，最多也只能安慰法国的自尊，丝毫无法改变根本的战略现实。如
今法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对付德国；因此永远都需要与他国结盟始得
自保。同样的，法国也随时准备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而
限制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也使任何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
至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对立，也是德国统一所造成的。俾斯麦
在1862年出任首相后，便请奥地利大使向奥皇转达一项惊人的提议，
建议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奥地利将其重心由维也纳迁至布达佩斯。
这位大使认为此一提议荒谬之极，因此在回报维也纳时把它归咎于俾
斯麦的神经有问题。然而奥地利一旦在争取德国的领导地位失败后已
别无选择，只能依俾斯麦的建议行事。布达佩斯成为奥匈帝国新成立
的第二个首都，与维也纳平分秋色甚至偶尔凌驾其上。
被排除于德国之外后，奥匈帝国就只能向巴尔干求发展。奥地利
并未参与海外殖民运动，因此奥国领袖认为斯拉夫民族聚集的巴尔干
半岛，就地缘政治而言应是奥国进行扩张理所当然的场所，即使这么
做只是为了不落于其他强国之后。但这个政策便会与俄国起冲突。
照常理，奥地利领袖应能警觉到不应挑起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或
让俄罗斯成为奥国永久的敌人。但维也纳循情理办事的时候不多，在
布达佩斯情况更糟。于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气氛弥漫。维也纳的内阁仍
不改在内政上不求建树，外交上漫无章法的做法，这作风是自梅特涅
时代奥国便逐渐处于孤立的罪魁祸首。
德国认为在巴尔干没有国家利益，但对保持奥匈帝国却十分重
视，因为奥匈帝国一旦崩溃，有可能打破俾斯麦全盘的外交政策。届
时其说德语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会想要加入德国。威胁到信奉新教的
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使俾斯麦的一番心血付诸流水。此外，德国也
将失去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另一方面，俾斯麦虽想保留奥匈帝国，但
并不想得罪俄罗斯。他虽在数十年内得以勉强维持这两者不起冲突，
但问题始终并未真正克服。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正经历一段缓慢解体的痛苦过程，使大国
之间经常因争取势力范围分赃不均而冲突不断。俾斯麦曾说，在五个
人的竞赛中，最理想的当然是站在占多数的三个人那一边。但在英、
法、俄、奥、德五国中，法国对德国敌意甚深，英国因“光荣孤立”
政策不可能结盟，俄罗斯因与奥地利有利益纠葛，立场摇摆不定。德
国想要组成三人多数就须同时与奥、俄结盟。唯有具俾斯麦那样的意
志力及手腕的政治家，才想得出如此危险的平衡做法。此后德国与俄
国的关系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
俄罗斯一进入国际舞台，就惊人地迅速取得主要地位。1648年威
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各与会国还认为俄罗斯不够资格参加。但自1750
年起，俄国已成为欧洲每一场主要战争的积极参战国。18世纪中叶时
它已引起西方某些观察家莫名的不安。1762年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曾
回报：
“若对俄之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或将不堪设
想。俄之实力固不应以幅员之广阔而论，且其统辖东境广大
之领土气势远胜实质。但余以为，无畏严苛天候而得以适应
严酷自然挑战之国度，加以习于奴隶式的服从，使其人民需
求极其有限，因而交战时所费亦极少。如此国家，余以为极
可能对外征服。”
到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罗斯已算得上是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至
20世纪中叶，它已晋身至世上仅有的两大超级强权之一，又在近40
年后分崩离析，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内丧失了前两个世纪获得的庞大
领土。
沙皇绝对的权力使俄国的统治者得以为所欲为，全凭一时的喜好
采取外交政策。在1756~1762的6年间，俄罗斯参加了七年战争，与
奥地利同盟一道入侵普鲁士。1762年女皇伊丽莎白（ Elizabeth）驾
崩，俄罗斯改投向普鲁士，同年6月叶卡捷琳娜二世（ Catherine the
Great）罢黜其夫后又改持中立。50年后，俾斯麦曾指出，沙皇亚历
山大一世相信任何一种思想没有长过5年的。梅特涅的顾问根茨
（Friedrich von Gentz）曾对沙皇的地位做如此描述：“束缚拘限他国君
王之阻碍（分权、宪政、民意等等）对俄皇均不存在。其夜有所梦次
晨即可付诸实现。”
矛盾是俄国最明显的特征。它虽不断作战，不断向四面八方扩
张，却仍自认为时时受到外来威胁。组成俄国的民族越复杂，它越没
有安全感，这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必须把各民族与邻族隔离起来。
为维持统治并压制各民族之间的紧张，俄国历朝的统治者都会伪称有
某种外来的庞大威胁，而时间一久谎言往往成真，使欧洲稳定经常笼
罩在阴影下。
俄罗斯自莫斯科周边地区分路向中欧、中亚、太平洋沿岸推进，
这为追求安全而征服的行动逐渐演变成为扩张而扩张。俄国史家克琉
契夫斯基（ Vasili Kliuchevsky）对此过程有如下的描述：“此类战争，
原意为防御，却于俄罗斯诸领导人无预谋无意识之下成为侵略之战。
承袭前罗曼诺夫（ Romanov）王朝之固有一统政策，为从未隶属俄罗
斯之领土而战。”
俄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逐渐变得与其对周边邻国的威胁不相上
下。不论控制着多大的领土，它仍是毫不留情地向外推展边界。最初
此举主要是为自保，如1776年波将金亲王（Prince Potemkin，其最著
名事件为在女皇必经之路上建造假农村）赞同自土耳其夺取克里米
亚，便是基于有助于增强俄国国防的合理理由。但到1864年时，安
全已成了不断扩张的同义字。首相哥尔查科夫（ Aleksandr Gorchakov）
将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解释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使其边界不
断推进，又为绥靖其边境不得不继续向外扩展：
“俄罗斯于中亚之情形，凡与无固定社会组织半野蛮游
牧民族接触之文明国均有此现象。此时，为边界安全及贸易
关系计，较文明之一方势须对其邻邦享有某种权威。
该国须作一抉择：或放弃此一长期使命，听任其边界扰
攘不安，或一而再再而三深入蛮荒之地，以致其最大之困难
在于如何收手。”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许多史家均曾提到以上这段话。
然而矛盾的是，过去200年间，俄罗斯也曾数度以坚忍英勇的表
现，保存了欧洲均势于不败。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
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
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翻
开俄罗斯的历史，它多半是在受到外力阻挠时才会停手，而且是极不
情愿地勉强接受。但也有些时候，最突出的便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四
十年间，俄罗斯并未大发威风，反而是以其庞大的实力为保卫中西欧
的保守势力而服务。
即使是在维护正统时，俄罗斯也远比其他保守王朝更理直气壮，
也因而更有帝国主义倾向。西欧保守君王懂得自我节制，俄罗斯统治
者却自诩为是在替天行道。沙皇的地位几乎从未受到任何挑战，因此
他们对民主运动所知不多，只认定那是不道德的。至少在克里米亚战
争前，沙皇一直是保守势力团结的推动者，但也不忘利用正统论扩大
自身的影响力，尼古拉一世因此赢得“欧洲警察（ gendarme of Eu
rope）”之称。在神圣同盟最兴盛时期，根茨对亚历山大一世有这样
一段记述：
“亚历山大一世虽对大联盟始终如一热切支持，彼却最
无求于该盟约。该盟约仅为其行使影响力于大局之工具，此
亦为其野心之主要目标之一。彼之所以有意维护该体系，非
如奥、普、英乃出于必要或恐惧；乃是基于自由运用且经精
心估算之利益，此种立场只待有另一体系可予其更大利益时
随时可放弃之。”
俄国人与美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社会不同凡响。俄罗斯向中亚
发展时遭遇的只有游牧或封建式社会，在许多方面都类似美国人向西
开拓，而俄国所持的理由，如上述哥尔查科夫的说法，也与美国人对
其本身“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的解释不谋而合。但俄罗斯越
接近印度，就越引起英国的疑虑，到19世纪后半叶，俄国对中亚的
扩张演变成外交政策问题，但美国西进没有这个困扰。
美俄少数几个与众不同的共同特征中，有一点便是国界都是开放
的。美国是因其自由观念而自命不凡，俄罗斯则是出自集体受苦的经
验。人人都有资格分享美国的价值观；但俄罗斯的价值观仅限于俄国
人，其他被统治民族多被排除在外。美国的自命不凡使它走向孤立主
义，偶尔则出现舍我其谁的救世企图；俄罗斯也因此而充满使命感，
但经常因此而走向军事冒险。
俄籍民族主义宣传家卡柯夫（ Mikhail Katkov）对西方与俄罗斯价
值观的差异有如此的分析：“彼处事事讲求契约关系，此地则讲求信
仰；此一对比源自教会于西方与东方所取得之地位。彼处同时存在双
重权威；此地则独一无二。”
俄罗斯族与泛斯拉夫族的作家及知识阶层，异口同声地将所谓的
俄国利他主义归之于其希腊正教的信仰。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热爱俄国
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将俄国的利他
主义解释为一种必须把斯拉夫人自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义务，且
必要时不惜对抗整个西欧的反对。他在1877年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
用兵时写道：
“问问人民；问问士兵；为何要挺身而起？为何要走上
战场？如此所为何来？他们将众口一词地答以为侍奉基督，
也为解放受压迫之兄弟。我国应监督其相互和谐，保护其自
由独立，即便与全欧为敌亦在所不惜。”
俄罗斯虽既钦佩、忌妒，又轻视西欧各国，但它并不像西欧各国
一样把自己视为一个国家，而是自视为一个使命，超出于地缘政治之
外，受信仰所驱使，借武力而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为俄
国的使命仅是解放其他斯拉夫民族，还包括维持他们彼此间的和谐，
这种社会任务很容易便会演变成对其他民族的统制。在卡柯夫眼里俄
罗斯是第三罗马帝国：
“俄皇不仅为其先人之继承者；亦为东罗马诸皇、成立
教会及奠定基督信仰教义之宗教会议主其事者之继承人。拜
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兴起，俄罗斯伟大之一页于兹开始。”
俄国革命后，这殷热烈的使命感转移到共产国际上面。
俄国历史的矛盾在于同时受解救同胞的使命感与普遍的不安全感
两股力量所煎熬，始终挥之不去。到最后终至错乱，成为不扩张就分
裂的恐惧感。因此，在俄罗斯主导瓜分波兰时，一部分是为安全理
由，一部分也为追随18世纪的扩张潮流。一个世纪后，俄国的征服
已成为不由自主的行动。1869年，一位泛斯拉夫官员法德耶夫（Ros
tislav Andreievich Fadeyev），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东方问题之我
见（ Opinion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指出，俄罗斯必须持续西进
以保护既有的征服成果：
“俄国自第聂伯河朝向维斯瓦河（即瓜分波兰）之历史
性举动乃对全欧宣战，东西已分裂不再相属。俄国如今立于
敌方阵营之中，但此仅为一时情况：它唯有击退敌人，否则
便须放弃阵地，若无法将其势力推进至亚得里亚海（ Adriat
ic），则只得再退居第聂伯河以东。”
法德耶夫的分析与凯南（ Gee Kennan）大同小异。凯南在其早
期论苏联行为根源的文章中是自战争的另一面加以解析。凯南在文中
曾预言，苏联若扩张不成，便会分裂崩溃。
俄罗斯自视甚高很少能获得外界的共鸣。虽然俄国在文学及音乐
上有非凡的成就，却从未能像一些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