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陈寅恪看来，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性的老字号“海龟”，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矿产资源的调查方面，缺乏像新生代“海龟”李四光所具备的那样一种宏大的视野与学术理论构建，而这种差别不是靠听师傅讲解，或自己躲在一间四面封闭的小黑屋里不吃不喝，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就可以弥补的。至于任鸿隽其人，就不足道哉了。若干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力与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发挥了开天辟地的重大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做出了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巨大业绩，当年与其争锋者皆被他那作为科学巨人的身影笼罩得不辨牛马。同样留在大陆的任鸿隽则籍籍无名，除了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弄了个灰头土脸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造诣和贡献。
当然，此时的胡适与李四光皆属于不被国民党高层真正欢迎之人，陈寅恪之说，也只是一时的宣泄怨愤而已，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宴席在各怀心事的沉闷与吵嚷气氛中不欢而散。回到住处，陈寅恪把手杖往墙角重重地一扔，对傅斯年愤愤地说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吧。”陈氏所说的“几个秘书”是指暗中角逐叫劲的翁、王、朱、任等人。
次日，在翁文灏主持的欢迎评议员宴会席间，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性的非正式投票。结果是：翁文灏得23票，胡适得22票，朱家骅得19票，王世杰仅得一票，任鸿隽零票。
王世杰一看自己仅得一票，顿觉失了面子，众人也大感诧异。王在窘迫中把这个悲惨结局归罪于傅斯年，认为傅对众评议员传播他在背后鼓动蒋介石要举顾孟馀并下条子事，引起众怒，导致了这场难堪的败局。为此，王世杰对傅大为光火。傅斯年见此情形，大喊冤枉，并对外声明，自己从未说过王鼓动介公下条子之事，而“雪艇决不会做此事，可是有些理想，与布雷等谈及，无意中出此支节，容或有之。要之，亦是为研究院”云云。此时外部传言已呈覆水难收之势，傅斯年这个替自己洗刷、又替对方开脱的声明，王世杰并不领情，仍是余怒未消，且对傅斯年耿耿于怀，“总不释然”。
第二天晚上，不知由谁出面，居然把蒋介石请出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并未言及人选之事。此次宴会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由于前几日众评议员风闻蒋亲自下条子的缘故，陈寅恪心存不满，对蒋极为看轻，宴罢之后赋诗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此诗陈寅恪曾亲抄一份给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吴心领神会，将诗收入他的《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照吴宓的诠释，陈诗中的“食蛤”指蒋介石。据宋代笔记《萍洲可谈》有“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大蛙也”句。而按晋代郭璞《葬书·杂篇》解释：“螣蛇凶危，蛇心险有毒，故多凶。遇蛙、蛤则贪婪，而为小人。”也就是说，此时的陈寅恪是把蒋介石当作小人来看待的。
最后的博弈（1）
最后的博弈
1940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三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任的投票支持者全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创办的“科学社”几个铁杆弟兄。蒋介石举荐的顾孟馀仅得一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
这一选举结果令陈寅恪等众评议员们还算满意，感觉“自有公道”，一方面学者们顶住了上面的“条子”，显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正气；另一方面，似乎“上面”没有再强行施压，或节外生枝故意制造麻烦。而学者们选出的翁、朱、胡三人，也并不出当局意外，只是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见中研院的人都不投其夫君的票，甚为恼怒，大骂傅斯年等人不是东西。傅斯年有苦难言，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领悟那天酒席上“叔永演说之旨何在”（傅致胡适信语）。大势去矣，既然这个时候陈衡哲连自己暗恋的人，或一直痴情暗恋自己的人……胡适都弃之不顾，傅斯年又岂能不通人情事理地去关照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任鸿隽？一场竞选大战下来，纵有一代女杰陈衡哲为其夫君呐喊助威，亦无法扭转乾坤，使地球倒转。
胡适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尽管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入围中枢，但就评议员们而言，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与释放而已。正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这一判断，同是评议员的陈源（西莹）深有同感，谓：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当得，但是他“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但是且慢，以傅斯年为首的儒生们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选举的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当说到顾孟馀没有被选中时，“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一招令傅斯年大感“出人意外”，始料不及。也正是这一枝节的突现，使傅斯年对“条子事件”有了新的更合乎逻辑的分析推断。
按傅的推理：翁文灏此前所言有诈，陈布雷是明确接受了蒋介石的旨意，而翁文灏与朱家骅二人又接受了陈的指示，“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的”。只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汪敬熙等众评议员们的强烈抵制“而未办到”。蒋介石交待的事没有办到，本已是严重失职，无颜禀报。但翁、朱二人见此情形，私心顿起，在关键时刻弃顾孟馀而“偏举上自己”，这就让蒋介石产生了一种愤怒与厌恶之感，而又不好当场发作，因而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只好当着王世杰的面“笑了一下”，这一笑含着极度复杂的成分，除了愤怒，还有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人生信条的感叹，也有对翁、朱二人人格的嘲讽，更有对评议员们固守所谓“自由、民主”等等的无可奈何。这种愤怒、感叹、嘲讽与无可奈何的交织，便化作了尴尬的一丝苦笑和让胡适回国的一通口谕。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热情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作而未果的事情。
最后的博弈（2）
形势急转直下，大洋那边，胡适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开始摇晃。危急时刻，傅斯年意识到当初鼓动众儒生合力推选胡适是个“大失策”。群儒之意并未真正非要让胡适回来做这个“闲曹”院长，而是“愿先生留在美任”，继续行使中国驻美大使的职责。“而其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如今）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这是傅斯年见情势危怠，怕胡适因此事件翻船之后，自己成了三国时盗书的蒋干……两头无功，反而有害，受恩师的埋怨而专门向胡作出的特别书信解释。人谓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只是一门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炮”，谬也！从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傅斯年不只是向胡适写信为自己开脱，他以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豪气与智慧，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绝地反击，阻止孔祥熙等人的强势进攻。他开始联系王世杰等人上下活动，设法让胡适继续坐在那把驻美大使的椅子上，万一失败，也要用奇招作最后一搏。此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张）岳军，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适致函王世杰，对外间盛传其将被免职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请辞试探之意。接函后，王世杰先后找到傅斯年、陈布雷、张群、翁文灏等商议对策，又将信送呈蒋介石，并趁机进言不让胡适回国。蒋介石面对各门各派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迟迟未作表态，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做出决定：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不变，外交部公开否认外电所传胡适辞职谣言。
7月27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外传调兄返国，均由中央研究院问题引起，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至此，胡适与傅斯年，包括陈寅恪、汪敬熙、段锡朋等当初力挺胡氏的一干人马，悬着的心才算怦然落地。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的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注释
①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②蔡元培这样总结自己的北大生涯：“总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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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里的身影（1）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傅斯年虽答应协助朱家骅主持院务工作，但有言在先，自己既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能以暂代身份出任总干事。在正式上任之前，需回昆明处理史语所事务，然后再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政府与外界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暂时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及其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由市内扩大到郊区。这引起了昆明的混乱与恐慌，日军趁势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