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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会陪都（4）
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育界教授留学之始。同船的还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家骅先是躲进东交民巷附近的六国饭店，后来设法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居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搭桥。1926年7月，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从10月起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之重要，亲自任命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共同担任校务委员之职。因其他几人都在校外担任重要职务，由朱家骅代理校务，主持日常工作，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自1931年起，朱家骅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浙江省主席等职。如今朱家骅正身居国民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高位，主管党务，并借机大量安置亲信，在各大学设立党部，培植个人势力，可谓位高权重，声威赫赫。
在普通百姓或部分学者看来，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等三人均是位高权重的党国大员，可谓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实在没必要再来争抢这个清水衙门的总管。但翁、王、朱等三人却另有算盘可打。一个显然的情结是，国民党部长大员的高位可以方便捞钱获利，但并不被天下儒林所重，相反地中研院院长不能大肆捞钱弄权，却可以赚取清廉高雅的名声。特别是作为学者从政的一族，骨子里或多或少残存着读书人情结，渴望天下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大贤者、大儒式的高官，而不是以土鳖、老粗或满腿泥水兼烟袋油子味的军阀面目出现。面对这个学术最高研究机关的掌门人职位，几位儒生出身的高官自然不能不为之心动。按他们的想法，只要能坐上这把盟主的交椅，便可威震儒林，名动朝野，达到鱼肉与熊掌兼得、名利双收之奇效。……于是，一场明争暗斗的大角逐在警报声声的雾都重庆拉开了序幕。
行都灯火春寒夕
1927年，傅斯年与胞弟傅斯严（中）、同学好友何思源（右）于广州中山大学合影
当众评议员从全国各地抵达重庆，即将进入正式选举程序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作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按：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的翁文灏，突于1940年3月16日接到一封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给他的信函，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馀为中研院院长”。第二天，翁文灏、王世杰、朱家骅在与傅斯年、李四光等几位中研院各所掌门人会面时，转达了陈布雷信中的内容。众人一听，“颇表愤慨”。向来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在震怒中本想当场发作，但又感到此乃“介公下的条子”，而顾孟馀又是前辈学人，同时也是自己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师辈人物与中山大学任教时的上司，甚觉不便，遂强按怒火答道：“我个人觉得孟馀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随后，傅斯年又对在场的汪敬熙道：“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
汪敬熙听罢将嘴一撇，颇为不屑地答曰：“他算什么，我决不投他票。”
傅斯年又对翁文灏、王世杰说道：“你看如何？”翁、王二人无言以对。
盛怒中的傅斯年仍余气未消，转身又对同时在场的段锡朋说道：“书诒（段锡朋字），你算一下看，老顾能得多少票？”
群英会陪都（5）
汪敬熙、段锡朋与傅斯年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共同举事的一代名将，也是北大学生创办的文学期刊《新潮》的主要骨干和支持者。在1919年5月4日那天，傅斯年作为北京各校学生天安门集结游行总指挥，亲率游行队伍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贼曹汝霖等人。这年冬，傅斯年因考取山东官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柏林大学），汪敬熙、段锡朋与罗家伦、周炳林、康白情等5人，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于翌年初，以蔡元培早已与上海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商定捐赠的十万巨款放洋，当时社会上号称“五大臣出洋”，后来又增加了北大学生孟寿春，放洋者变成了“六大臣”，惜当时的新闻热点转移，孟寿春放洋之事社会上知道的人不是很多。1923年，汪敬熙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因傅斯年与为数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和德国学习如鱼得水，段锡朋与罗家伦慕其环境与人气，相继由美转欧，段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罗先入伦敦大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段、罗二人与傅斯年经常见面，互相辩难，在欧洲大陆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汪、段、傅、罗等原五四学生领袖学成归国后，于政学两界很快崭露头角，并成为掌控一方的风云人物。罗家伦于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段锡朋于1930年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汪敬熙由中山大学教授转为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由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转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因为五四运动的经历与同学之谊，傅、罗、汪、段等“海龟”，渐渐形成了一股足以影响朝野的新生力量，无论是宦海沉浮，还是学界兴风作浪，这股力量像当年北大校园里涌动的《新潮》一样，总是锋芒毕露。此次面对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选举的明争暗斗，这个团体同样以鲜明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强势态度。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自由知识分子，所看重的只有自己的老师如胡适等几个北大出身的前辈人物，“介公条子”中提到的顾孟馀虽做过北大教务长，也属于师辈人物，但后来离开北大转向国民党中枢，从事政治活动，并与高官大员眉来眼去，仕途一路攀升，与学术界人士、特别像傅斯年之辈关系早已疏远冷淡。这些心高气傲的后生们针对顾在人生道路上的变迁与为人处世的态度，来了个以牙还牙，同样对他视而不见。段锡朋与朱家骅根据顾孟馀的名望和人缘，粗算了一下，最多只能得8票，而这票数几乎囊括了整个北大出身的评议员，甚至连汪敬熙也计算在内，而汪则表示坚决反对。面对这个不祥的结果，翁、王、朱等人均沉默起来。
这个插曲只是小范围内的商议，假如就此打住，各自相安，倒也无事。但这“下条子”一事不知被谁捅了出去，辗转传闻，立即引起众评议员的盛怒。此种做法不但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同时也是对学者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侮辱，一时群情激昂。陈寅恪带头明确表示如要把孟馀选出，胡适也必须选出云云。尽管顾与朱都是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时的上司，翁、王二人与自己也颇有交情，但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仍倾向于推举胡适，其理由如傅后来在致胡适信中所言：“我辈友人，以为蔡先生之继承者，当然是我公，又以为从学院之身份上说，举先生最适宜，无非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按照翁文灏的说法，当他将众人的意见反馈到陈布雷处时，陈氏急忙对之作了解释，说介公只是在与他和张岳军（群）谈及时，提到中研院应归行政院管辖，院长不宜由评议会选举，但也“未言决即更改”，如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言“对院长人选，曾提及吴稚晖、戴季陶、钮铁（惕）生等，嗣又提及顾孟馀云云”。既然介公本人也只是非正式地提及，并没有一个断然的决定，翁文灏除向陈布雷说明“盼能依法办理”，希望不至破坏法律条例外，也就没有再作更多的表示。随后，翁特意又走访了陈布雷和蒋介石在表述时另一位在场者张群，也没有探听到与陈布雷不一致的说法。下午，翁文灏、傅斯年、任鸿隽、李四光、汪敬熙等一起，又与王世杰专门讨论选举院长事。据翁文灏日记载，当时王世杰只是表示，关于此事，他本人“有二个consciences（良心）”。两个什么consciences？翁日记没记，王世杰具体说没说也不得而知。
除翁文灏的一面之词，另有一条消息在评议员间传开，谓王世杰最不愿意驻美大使胡适此时回国。用王的话说，虽然胡适算不上一流的外交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变的，但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可以设法转变的，胡博士去做就比其他人有效，因此极力反对让胡适回国当院长云云。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得罪天下儒生的骂名，让陈布雷“下条子”推举顾孟馀，就是王世杰的移花接木之计，没想到弄巧成拙，遭到学者们的强烈反弹，并对王大为不满。翁、朱二人一看众评议员的激愤之态，才知道这帮学者与纯粹的官僚大不相同，“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翁、王、任、朱四人撇开顾孟馀，又开始为争抢这把交椅勾心斗角起来。
群英会陪都（6）
当天晚上，翁文灏、任鸿隽联名出面请客，席间有任的夫人陈衡哲作陪。翁、任联盟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各有打算。意想不到的是，前来吃饭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仍不买账。为了这次评议会，陈寅恪带病专程赶来参加，曾几次对众人表示：“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陈寅恪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最看重的就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就是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中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在这次宴席上，陈寅恪同样大谈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言称中研院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相当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者云云。这个说辞，显然是向在座者宣示，只有胡适才有资格来坐这把天下儒林盟主的交椅。这个时候，尽管国内有不少党国要人对胡适在驻美大使的位子上，“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之行径颇为不满，尤其是孔祥熙、宋子文等政治集团大为不快，恨不得立即将他抓起来投进监狱，甚至连同傅斯年等一帮前呼后拥的喽啰一并逮捕法办，以达到斩草除根之目的，但远在美国的胡适仍是照领不误，直到中研院院长选举之时，国人并不清楚他以中国驻美大使身份，在国外受领了多少个博士学位。不过从胡适一生在国外共弄了35顶博士帽子推断，这个时候恐怕已有30多顶博士或相关的名誉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了。除此之外，弄到的“外国会员”头衔更是不计其数。这个能量，如同三国时代虎牢关前的吕布，是翁文灏与任鸿隽加上陈衡哲三位男女英豪合在一起都无法匹敌的。故陈寅恪之说，得到了大多数入席者称许，翁、任、陈三位一时颇为尴尬。
眼看自己的酒钱就要打水漂，满腹心事与梦想也即将付之东流，任鸿隽力图扭转颓局，强调道：“凡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
傅斯年听罢，表示对此不敢苟同，谓“挑去一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也是枉费心机。
陈寅恪当然明白翁文灏与任鸿隽的醉翁之意均在自己而不在胡适，遂表示道：“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李四光时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在陈寅恪看来，翁文灏尽管是地质学界权威性的老字号“海龟”，但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地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