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叶企孙，1898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13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家庭背景和经历，与当时进清华的其他学生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即便是经商之家的子孙，入学后也要读四书五经，时代如此，非个人之力所能抗拒和超越。1918年，叶企孙清华学校毕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著名大学，并寻访与国际一流大师交流。1924年，叶企孙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出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及校务委员。
叶企孙冤案始末｜叶企孙以清华学校奠定人生基础，又以清华大学作为舞台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可谓一生的辉煌皆在水木秀丽的清华园萌芽、生长、结果。至于在人生的中途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是他后来在牢房中那段说不清、道不明，身陷囹圄而有口难辩，甚至为此差点丢掉性命的炼狱生活，以中国人的健忘速度，此段经历恐怕早已作为一缕炊烟消散于历史风尘之中了，但因为一件神秘的C。C。系特务案，使这段经历成为他本人以及清华校史上难以抹掉的印痕。
抗战期间，没有人特别关心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与叶企孙的私人关系，就学术界的多数知识分子看来，叶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属于普通和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私人背景与政治色彩。据叶企孙在监狱中的交待材料说：“据吾推测，中研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从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有关方面的调查看，叶企孙这个交待基本符合事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的1968年，这个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叶企孙被当作暗藏的国民党C。C。系特务分子，被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关押，他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变得扑朔迷离，并成为能否保住叶之人头的焦点所在。
据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于1968年的揭发材料显示：梅贻琦与叶企孙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某君进一步揭发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
因这位“高足”的揭发交待，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严重起来。在提审人员冷峻与凌厉的目光逼视下，叶于196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的相识与共事经过作了自述式的交待：“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又说：“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朱就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2）
叶的此次交待与他一个月后，即9月7日的说法略有不同，在专案组人员进一步审问中，叶企孙更加详细地说道：“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作了中研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
由于叶交待的人员名单中涉及到了翁文灏，专案组人员立即找到时在北京居住的翁，让其写“揭发”材料。在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翁文灏说：“叶在清华大学，作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作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研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听人家说”，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云云。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捣浆糊”的回旋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事实上，叶企孙离开清华专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翁文灏在中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当蔡元培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后，新内阁总干事的最佳人选非傅斯年莫属。遗憾的是，傅氏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勉强答应就任后，因体力渐渐不支，朱家骅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经过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最后决定请叶企孙出山。
从叶企孙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他的“高足”与同事们“揭露”的材料看，朱与叶在成为中央研究院同事之前，仅是一般的熟悉而已，并不像后来冯友兰“揭发”材料中所说“关系相当密切”。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受到“正统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世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叶企孙被捕后，冯友兰亲笔向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揭发”材料所言：“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3）
据可靠的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实施这个计划是在1940年夏，身为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傅斯年因病几次住院，身体越来越差，欲辞职赴李庄史语所静养，自己有意聘叶企孙接替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此前朱家骅与翁文颢、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叶表示“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云云。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在回忆中所言：“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又说：“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所谓“特种研究事业”，是指清华大学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等两个研究所。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校方把五个所组成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研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这一条件令朱家骅未置可否，表示与同仁商量后再作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研院总干事职。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的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利进行。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内任事。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已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霸王条款”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
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因公再赴重庆，想起几个月来朱、翁二人书信不断，为叶企孙事纠缠不休，便想借此机会就此事来个彻底了结。据梅贻琦日记载：5月21日“六点半至牛角沱资源委员会访翁咏霓，谈企孙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问题”，2日“五点往巴中组织部访朱骝先部长谈企孙问题”，5月30日“十点一刻至中央医院门前，往返园中一刻许，寻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于前日曾割扁桃体腺一半，说话不便，未敢与之多谈”。
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总办事处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恳切要求下，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朱、翁、傅等人听罢，各自长出了一口气。
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史语所。想不到叶企孙上任不久，就因为聘请陈寅恪之事，冷不丁地吃了傅斯年一记闷棍。
雾都遥念陈寅恪（1）
雾都遥念陈寅恪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为陈氏此行，对方已安排该校1939年，陈寅恪与家人在香港
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助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这一极具荣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一直住在港岛的夫人唐筼患严重心脏病，不能携家抵昆团聚，自己又患眼疾甚重，欲借赴英机会一并医治，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常委、主持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