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不自觉地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响，学到了太宗皇帝的政风和驾驭群臣的手段。史载唐太宗以亡隋为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励精图治，是封建帝王的楷模。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作为才人，武则天虽然没有直接干预过唐太宗的政事，但她数年生活在皇帝左右，对此一定是很清楚的。在唐太宗的影响和熏陶下，武则天的阅历逐渐增加。
这些，只是武则天宫廷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对于一个抱有很大企盼而入宫的年轻女子来说，最不幸的遭遇便是被皇帝遗忘。在这种不幸之中，到什么地方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构成了武则天宫内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便是佛教。
唐初的佛教发展开始向鼎盛的高峰攀登。宫廷之中佛教信仰也非常普及。这和唐高祖李渊及太宗李世民的扶植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
唐高祖李渊登上皇位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长安的朱雀门大道设无遮大会，置佛教道场，诵经忏法，史载京师士女云集。后他又下敕在各地建寺、施舍、办法会等，一下子使佛教势力大增。朝中有识之士如傅奕等曾上疏反佛，佛教徒也站出来进行争辩，迫使高祖下诏沙汰僧尼。太宗继位后，以帝王身份平息了佛与道、佛与儒的争论，大谈三教出一源，作用一致，要求儒释道三教共同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对于佛教的作用，太宗皇帝看得更清楚，他在亲手撰制的《大兴善寺钟铭序》中说：“皇帝道叶金轮，心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按佛教说法，菩萨有时应世，即变化成人间的圣王，故称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因乘坐车子的轮子分别为金银铜铁，这样就有相应的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铜轮圣王及铁轮圣王的称呼。
佛教认为，金轮圣王统四天下，银轮圣王统三天下，铜、铁轮圣王依次类推。这里，太宗皇帝自比为金轮圣王，表明自己就是菩萨的化身。作为菩萨的化身，他当然要把“云和之声”与“法鼓之音”结合起来，要把“雅颂之声”与“梵呗之音”结合起来。
在这种大的崇佛氛围中，宫廷的情况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召沙门玄琬进宫为皇子诸王授菩萨戒，并为玄琬在皇宫附近修建了普光寺，后又请他入宫为皇后及六宫妃嫔授戒；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命京师长安各寺和尚于每月27日作法行道；其夏天旱，又诏令高僧27人于天街门祈雨七日；不几日，又诏宣高僧明瞻入宫，为宫内宣讲佛教慈救之要旨；长孙皇后病逝后，太宗皇帝又率内宫妃嫔到弘福寺为她追福，并亲自撰写愿文，施绢200匹。在皇帝的尊崇扶植下，佛教完全渗透到了宫中的各个角落。史籍载，当时佛教的一些著名高僧，经常出入皇宫，在内宫或作法事，或宣讲佛法，或授戒剃度，成了内禁的常客。
由于受母亲杨氏夫人笃信佛教的影响，武则天在宫内开始从佛教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她在自己的寝室里安了个佛龛，请了一尊弥勒佛供养。她选择弥勒佛供养，可谓动了一番心思。弥勒佛实际上不是佛，而是菩萨之一，也被称为慈氏。佛教传说，这个菩萨不同于别的菩萨，释迦牟尼曾预言这个菩萨将来要继承自己的佛位，要当未来佛。武则天供养弥勒佛的用心是很清楚的，供佛是在寂寞中寻求精神寄托，但供奉弥勒佛，却给自己内心一种希冀，她希望自己以后能有弥勒佛那样的将来，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将来啊！
供上了佛龛，武则天小小的寝室就是一个佛教的道场了，她本人也就按一个正式的佛教徒要求自己了。清晨，起床梳洗后，先诵《大佛顶首楞严神咒》。楞严是坚固的意思，诵其咒是为了先坚固自己的心志。然后，再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其中领悟佛说般若（意为智慧）的精要。到了晚上临睡觉前，先诵《佛说阿弥陀经》，为自己往生西方净土祈愿。然后诵《礼佛大忏悔文》，希望能够消除自己以往的宿业，再不造未来的新业。
就这样，人们每日早晚便可听见武才人的寝室内传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八人俱……”的诵经声。刚开始，人们觉得有些不大习惯，后来也就慢慢地适应了。
武才人为了能够广种福田，祈望佛祖给自己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她在供佛诵经的同时，还把抄写佛经作为自己每日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按佛教的说法，佛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才可称为经，佛经在佛教中既是理解教义的依据，同时又是佛教所谓三宝（即佛、法、僧）中“法”的载体，是佛教供养和崇敬的对象之一。佛教还认为，佛祖释迦牟尼每说完一部经，便指使天神如天龙八部、金刚等护佑此经，并要求信徒广为传布。所以，抄写佛经是佛教提倡的善事之一，也是给自己播种福田的有效途径。武则天每日抄写佛经前，都要先沐浴或净手，而且抄写的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抄写几个字或十几个字。时间就是在这种抄写佛经时平静的心情中逐渐消失的。
这是她所追求的一种平静，因为她知道自己在皇宫中寂寞的日子还很长很长……。武才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了解太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情况，由于每日诵经念佛、抄写佛经，所以她较多地关心太宗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佛教的态度。
早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朝野对佛教的态度不一，排佛和存佛相互争论，不分上下，最后高祖皇帝采纳傅奕等人的意见，下诏沙汰僧尼。这不是彻底排斥佛教而是有限度的限制佛教。具体要求是凡僧尼中精勤炼行守戒律者，集中于大寺居住，并供给衣食；其他僧尼责令还俗。在决定沙汰僧尼的同时，高祖皇帝还诏令沙汰道士。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把教权控制在皇权之下，为李唐王朝提供更多的生产劳动者，增加朝廷赋税的收入。这是一个封建政治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唐高祖沙汰僧尼的诏书一下，使佛教徒深感惊吓，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该年六月，高祖皇帝退位，太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高祖皇帝关于沙汰僧尼的诏令停止实行，佛教僧侣们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太宗皇帝就停止沙汰僧尼专门发了一道诏书，明确表示僧尼道士宜依旧定，暂不改更。太宗皇帝即位后，所以不行高祖沙汰僧尼道士的诏令，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本为高祖李渊的次子，李渊代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各地战乱时，亲自率军出征，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后来他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后才做了皇帝。他即位之初的最大问题是不集各种矛盾于自己一身，需要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力求得到各种人士包括佛教僧侣的支持。这便是他停止实行沙汰僧尼诏令的真正意图。
上述情况，当然是武则天进宫后才详细了解的，她开始发现，佛教不仅仅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追求，佛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被帝王器重和利用的力量。
武则天想知道太宗皇帝更多的与佛教的联系，她想从其中领悟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太宗皇帝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一视同仁、三教并举的方针。他即位之初，便经常到朝廷的国子监去，那里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儒家的思想和伦理纲常。太宗皇帝亲幸国子监，表明自己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他还经常对臣僚说：下面人们的行为，都是从最上面的皇帝那儿学来的。过去梁武帝志尚浮华，喜欢佛教，数次舍身到同泰寺，并且亲自宣讲佛经，这就带动了百僚属官及普通老百姓尊崇佛教。所以，梁武帝为帝的梁朝，人们空谈佛教的苦啊空啊，都不以国家大事为正事，这样能不败亡吗？我做皇帝，当然要以此为鉴。我的志趣和重视的不是佛教，而是尧舜之道的周孔之教。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毕竟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尽管采取了三教并举的方针，但还是将儒家的学说放在了首要地位。
武则天还听说了一件事。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也就是自己入宫前四年。当时，太宗皇帝喜爱的长孙皇后有病，久治不愈，而且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说：“您病了以后，医药备尽，但尊体仍不愈，我心里非常难受。是否可以向父皇建议大赦囚徒并度人为僧。佛教说度人为僧可以致福，希望这样您能得到福佑。”长孙皇后反对说：“死生都是命里注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如果修福能够却祸，我这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如果行善没有效果，那又有什么福佑可以祈求的呢？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佛教也是你父皇经常忧虑的事，他经常说佛教是异方之教，不是东土的伦常之教。不能因我一个妇道人家而乱了天下大法。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建议。”这件事，从侧面说明太宗皇帝对佛教没有完全认同的基本态度。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太宗皇帝对佛教还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能够给予一定的扶植，并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这一点，武则天也了解的比较清楚。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为秦王时率军破王世充，得到了少林寺僧人的大力帮助，即所谓十八僧棍救秦王。后来李世民做了太宗皇帝，他特派遣使者持书告少林寺住持，邀请当年立功僧进京晋见，这些僧人坚决推辞而不受邀，太宗皇帝为了笼络这些僧人，随后给少林寺赐黄锦千段，并诏封少林寺僧人昙宗等人为大将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于起兵兴唐以来各交兵处各建佛寺一座，费用由政府财政开支。按照这一诏令的旨意，在太宗皇帝当初率军击破农民起义军和各割据势力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计有：幽州破薛举立照仁寺，台州破宋老生立普济寺，晋州破宋金刚立慈云寺，汾州破刘武周立弘济寺，邙州破王世充立照觉寺，郑州破窦建德立等慈寺，洛州破刘黑闼立弘福寺。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还诏令为那些被他亲手杀死的人设斋行道进行超度。他还不时接见高僧大德，延请名僧入殿行道，为皇太后祈福。有时还请高僧祈雨禳祸等等。太宗皇帝即位初对佛教的宽容和扶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他想以自己为表率，激发臣下和普通老百姓的宗教热情，用佛教作为统治的纽带，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使更多的人支持他，使更多的社会集团拥护他。这是武则天通过思考而发现的其中奥秘之所在。
武则天还发现，太宗皇帝在即位后的一段时间，根本不信佛教。有一次，太宗皇帝问大臣傅奕：“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可你一直激烈反对佛教，其原因何在？”傅奕回答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历史上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使百姓丢失伦常；于国家统治有害，因为佛教摒弃父母，出家为僧后又逃避国家的劳役，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佛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允许佛教存在，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这些观点，太宗皇帝颇为赞同。他没有断然禁佛，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提倡，表现在他曾下诏要求一些高僧大德组织翻译佛经，并命朝廷官员协助勘定，他有时还听从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有用的建议。
使武则天感觉最深刻的映象是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每时每刻都没有放松对佛教的防范。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刚即位就派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即清肃佛教中非滥之成份；同年，他又下诏，凡老百姓私自剃度为僧者处以极刑；次年，他又要求搜括义宁（隋恭帝年号，公元617年）私度之僧，不主动坦白者处极刑。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国人随便落发为僧，这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尤其是为了控制直接生产者，以便给封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和力役。唐初，人口锐减，原因之一即是一部分人归附寺院落发为僧；另外，唐初实行的均田制规定凡和尚给田30亩，尼姑给田20亩，这就等于承认佛教寺院拥有田地的合理性，佛教寺院经济由此形成，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争夺田产和劳力，必然要与世俗政治统治发生矛盾。太宗皇帝针对这种状况，不但在政治上用世俗王权控制教权，在经济上也要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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