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答：
“‘是我。’说着还把一张小纸片递给我看，就是我和医生填的那张。‘是这么回事……我是你的同血兄弟。’“他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一包糖块。那时什么地方都买不到糖果。天哪！糖果好吃极了！我跑去向院长报告：‘我哥哥来看我了……’于是院长准了我的假。中尉对我说：‘我们到剧院看戏去吧。’我有生以来从未进过剧院，何况还是跟一个小伙子去。
“过了几天，他要走了，被派到沃龙涅什前线。他来向我告别时，我只能打开窗户向他挥手，因为这次院长没准我假——伤员太多了。
“我从未收过任何人写来的信，甚至没有这种体会：收到来信，这是什么滋味？可是突然我收到了一封盖有三角形军邮戳的信，我拆开一看，里面写道；‘您的朋友，机枪排长……英勇牺牲了。’一一就是我那位同血哥哥！他是孤儿院长大的，也许他身上能找出的唯一地址，就是我的地址。他离开我的时候，叮嘱我务必留在这个医院里，以便战后他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我。可是才过了一个月，我收到的竟是这封信，说他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太残酷了。我决心全力争取奔赴前线，为我的血报仇。我知道，我的血洒在战场上了……
“可是，上前线也不那么容易。我先后给院长写了三次报告，到了第四次，我亲自跑去找他，当面威胁说：
“‘如果您不同意我去前线，我就逃。’
“那么好吧，既然你这么固执，我就派你去前线……’“不用问，第一次战斗是非常可怕的，天空在轰鸣，大地在颤抖。心好像被撕裂了，身上的皮肉都要绽破了。红隆隆的巨响不绝于耳，我觉得整个大地都在颠簸摇晃。我简直不能……我怎能忍受住这一切啊．……我以为自己支撑不住了。我实在恐怖极了。我决定，为消除胆怯，拿出共青团团证来，蘸上伤员的鲜血，再装进自己的衣袋里，外面用钮扣扣好。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发誓，坚持住，最重要的，是不能胆小。如果第一次战斗就胆小如鼠，那么再往后我就迈不开步子了。人们会把我从前沿赶回去，弄到卫生营去。我一心想着呆在前沿阵地，好亲自为我的血报仇。我跟着部队打冲锋，穿越茅草地，草丛深及腰部……那里已经几个夏天没种过庄稼了，走起路来很困难。这是在库尔斯克战线。
“有一次战斗间隙，参谋长把我叫了去。司令部在一间破烂的小房子里，几乎什么摆设都没有。我走进去，屋里有一把椅子，参谋长站着。他让我坐在这把椅子上，说：
“‘是这样，我每次看见你，就要想：是什么驱使你到激战中来的？要知道，这是战争！人就象苍蝇似地随便被打死。我得把你送走，哪怕是送到卫生部队去也好。干脆被打死倒也好，可要是虽然活下来，却没了眼睛，没了胳膊呢？你想过这些吗？’“我回答说：
“‘上校同志，我什么都想过了。我只求您一点：请不要把我调出连队。’“‘别啰嗦了，你走吧！’他冲我喊了一声，吓了我一跳。
“仗打得很苦。我参加过肉搏战……真恐怖啊，人都成了那个样子……这不象是人干的事……拳打脚踢，用刺刀捅肚子，挖眼睛，卡对方喉咙。到处是一片惨叫、怒吼、呻吟……战争本来就可怕，而肉搏又是最可怕的，我经历过这一切，我什么都知道。打仗苦啊，无论是飞行员，无论是坦克手，无论是炮兵一—人人都苦。可是，他们再苦也无法同步兵相比……
“如果有谁说，战争没有什么好恐怖的，那我绝不饶他。当德国鬼子纷纷爬起来，开始行动，再有五分钟或十分钟，他们的强攻就要开始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战栗发抖……可这是在没听到枪响之前的情形，当你听到出击命令时，便什么都忘了，你会和大家一道纵身跃起，向前冲击。你就不觉得害怕了。可是在第二天，你会失眠，你会害怕，你会记得所有的情景，所有的细节。你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打死，又会变得极度害怕。出击过后，最好不要马上去瞧别人的脸，那完全是另一种脸色，而不象正常人的脸。我描绘不出究竟是什么样子，反正怎么看都不顺眼。看着那脸色真是吓人……
“死可不可怕？当然可怕。但我们有另一方面的理解。在这个时候死掉，也是值得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至今也似乎不相信我已经活了下来。虽然受了伤，虽然也被震伤过，但到底还是好手好脚。可是往往眼睛一闭，过去的一切又重新浮现出来。我记得有—次，一发炮弹落到弹药库上，只见火光一闪。在边上，—个站岗的士兵被烧坏了，烧得简直不成人样，而象一块黑熏肉……他乱蹦乱跳，大家在战壕里都看傻了眼，没有一个人去救他。我抓起一条被单，向他跑过去，盖到他身上，一下子把他按住。他继续乱蹦乱跳，直到心脏迸裂，咽了气……
“我发狂了，浑身是血，一个老兵走过来，抱住我。我听见他对别人说：‘如果战争结束时她还活着，那她再也不会是个正常人了。她现在已经完了。’就是说，我遇到的事情太可怕了，而且是在这么小的年龄里。我那时浑身乱抖，就象神经病发作似地。大家把我抱回了掩蔽所。
“战斗又开始了……在塞弗斯克城下，德国人每天要向我们攻击七、八次。这一天我又救下了五十七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我向最后一名伤员爬去，他的一条胳膊完全被打烂了，需要赶紧截去胳膊并包扎好，否则就无法抢救了。可我没有刀子又没有剪子，挎在腰上的急救包晃来晃去，里面的器械早巳掉光了。怎么办？于是，我用牙齿把伤员的烂胳膊啃了下来，马上包扎……我一边包扎，那伤员还在催促：‘护士，快点呀，我还要打仗呢……’他还是个急性子……
“在这次战斗中，当敌人的坦克向我们进攻时，有两个人胆怯了。结果好多战友被打死了，我背到弹坑里的伤员也被敌人抓住了。本应该有一辆救护车来救他们……主要是那两个人一害怕，大家都慌了。散兵线动摇了，后退了，把伤员丢下不管了。后来我们回到伤员那儿，见有的人被剜去了眼睛，有的人被剖开了肚子。法西斯对我们的伤员也这么狠毒……
“我耳闻目睹了这副惨景后，昏迷了一整夜。早晨，全营整队集合，两个胆小鬼被押了出来，站在队列前。大家都认为应该枪毙他们。得有七个人来处决他们……但只有三个人走出队列，其余的人仍然站着不动。我端着冲锋枪走出队列。我一走出来，所有的人都紧跟着走了出来……决不能饶恕这两个孬种，就因为他们，那么多勇敢的小伙子牺牲了，最优秀的战士牺牲了……
“当时有个侦察连长爱上了我。他常常让他的士兵给我送纸条来。我只同他谈过一次，对他说：‘不行。我爱着另一个人，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走到我跟前，靠得非常近，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扭头走开了。迎面是枪林弹雨，可是他走路连腰也不弯……
“后来，我军已经达到了乌克兰。我们解放了一个集镇。我想：‘散散步去吧，看看光景。’天气晴朗：农舍都是雪白颜色，村后是一片新坟，……那儿安葬着为解放该镇而牺牲的同志。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身不由己地被吸引了过去。每座坟头上都有一块碑，上面有死者的相片和姓名。……蓦地，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是那位向我求过爱的侦察连长，他的名字，叫……
“我不知所措。太残忍了！正好在这时，他的部下，连里的一群小伙子来给他上坟。他们都认识我，因为他们都给我送过纸条。可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睬我，好象根本就没我这个人似的。第二次我又遇到他们时，依稀觉得，他们好象不能容忍我还活着，巴不得我死。当然，这是我的感觉……
“我从战场上回来，大病了一场。时间很长，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医。最后遇见一位老教授，治好了我的病。他说，如果我是十八、九岁上前线，体质可能还强一些。而我参军时只有十六岁，这么小的年龄，身子当然伤得厉害。
“‘用药，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他对我说，‘能治一治你的病。但是，如果你想彻底恢复健康，生活下去，那么我唯一的劝告是：你应该嫁人，尽量多生孩子。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您。每生一次孩子，你就会得到一次脱胎换骨……’”
“您那时多大年龄？”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刚二十岁。不过，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嫁人。”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非常疲劳。也比自己的同龄人大得多，简直是个老太太了。女友们都在跳舞、开心，而我却做不到。我已经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待生活了。尽管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来，不少年轻小伙子还来追求我，可是我的心灵已经疲惫了。我所经受的东西，就是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经受得住。……手术帐篷，简直就是专门堆放断胳膊断腿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年轻军官和我一块儿走进手术帐篷，想让我给他包扎一下伤口。可是一开门，往里面一看——他呀地叫了一声……吓得昏倒在地上。男人也忍受不了啊……
“塞弗斯克城下战火纷飞……我给您讲过我是怎样在一天里背回五十七个伤员的。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份战地小报，上面写着这段事儿，写的是我和我们第三十七近卫师一八O步兵团第一连的事迹。多么残酷的战斗，多么紧张，仿佛耳朵都往外流血似的。每天清晨醒来，就象刚生过一场大病……”
“您后来嫁人了吗？”
“嫁人了。我还养了五个儿子。现在已经有孙子了，而且我还成了一个蛮不错的母亲和蛮不错的奶奶。可我刚从战场回来的那会儿，以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生儿育女了。
“如今回想这一切时，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我了，而好象是另一个姑娘……”
我心中交织着各种各样的感情：敬佩和困惑，惊诧和疑虑，还有痛苦和同情。这些感情驱使我更加仔细地端详这张面孔，更为认真地倾听这一声音，我深深思考着，同时生活在昨天和今天两个时代的她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女性？她们的经历，我们只不过是听到而已。但了解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有些东西已经无法知道，而只能是一种愿望罢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伟大的托尔斯泰，他也同样产生过这种感情，但马上又对它予以指责：“当你们猛地打开大门时，只见四、五十个截肢者和重伤员横七竖八，只有几个躺在床铺上，大部分都睡在地板上，那景象和气味突然使你们毛骨悚然。不过，不要相信这种使你们停在大门口的感觉——这是卑懦的情感……”
我们所要怜悯的，不是承受着这些痛苦记忆的她们，而应该是我们自己，而要想真正地爱护自己，就不该拒绝对这些残忍的了解。应当与前辈们共同分担，以全副身心去承担自己的那部分。况且，这是文献，是不刊之论，这是她们用鲜血写成的，用全部生命，在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年的白纸上写成的……
第08章“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今天，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街上的：我从书本和电影上早巳十分熟悉的、在信封和电报纸上习以为常地写过无数次的这个名字，突然间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神秘感，代之而起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具体性。
乘了半个钟头电车，我赶到市区的另一头，去看望他的女儿们。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她照片上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任教。她坦率地承认，离开故乡很觉寂寞，但又不能经常回来：家庭、工作——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住在大城市里。不久前孙子又出世了，要操劳的事儿更多了。一个“有工作的奶奶”真不好当。
“回忆？最好是别去想，到时候欲罢不能，难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战争岁月离得愈远，就愈是可怕，而不是相反。
她们两人，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在她们父亲的镶在沉重的老式镜框里的大幅照片下面，我记下了她们的故事。
旁边座着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她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看看女儿们。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