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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朝我们扔炸弹，在公路上空做超低空飞行。我在前面逃，一架敌机就紧紧尾随着我。我钻进玉米地，它跟到玉米地，我再往树林里跑，它又逼我趴倒在地上。我拼命逃进森林，一会儿跳进坑里，一会钻进落叶堆里。我吓得直流鼻血，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我动动手脚，哦，没有事儿，还活着。可是从比以后，我就得了飞机恐惧症。每回飞机还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吓得要命，脑子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想着：飞机来了，我要赶紧躲藏起来，得跑到什么地方去，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它。直到现在我还听不得飞机的声音，不能乘飞机旅行。这就是战争留给我的纪念……”
还有人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运送伤员和运送马匹的列车同时停在车站上。这时轰炸开始了。我们赶紧打开伤员的车厢让他们疏散，可是他们却全都冲过去救那些被大火包围的马匹。人受伤时，他的叫喊是十分吓人的，而马匹受伤时的嘶鸣简直就没法形容了。要知道，马匹没有任何过错，它们不能对人类的行为负责。那时，所有的伤员全都冲过去抢救马匹，而没有一个人往树林里躲。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要说，尽管战争如比可怕，但我们的人终究没有丧失理性。法西斯的飞机飞得很低，我后来在想：德国飞行员一定都看在眼里，他们应该感到羞耻……”
“我在战争中就有过这么个想法。我们有一回来到一个村子，在村边的树林附近躺着一些被杀害的游击队员。 他们是怎样一副惨景，我无法讲述了。他们是被活活折磨死的……就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却有马匹在吃草。显然，这是游击队员的马，马鞍还在。也许它们从德国鬼子手中逃了出去，后来又回来了，也许是德寇没来得及把它们带走——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马匹很安静，牧草也很多。这时我想：人怎么能当着马的面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当着动物的面，它们也会看的，全都看到了……”
“伤员们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的脊椎断了，只有手还能动，干别的都不行了。我们得为他们端屎端尿……他们身子不会动弹。我真可怜他们。我可怜一切——不只是人，还可怜动物。比如，鸟儿飞走了，等它们从原路返回时，也遇上了战火，遭到焚灭……
“有一次轰炸，我们躺在一条沟里隐蔽，只见一头山羊从村子里跑过来，跟我们卧在一块儿，一边紧靠着我们，一边‘咩咩’叫着。轰炸停止后，它又和我们一块往回走，紧紧偎依着人。瞧，连动物都害怕了。我们进村后，把这只羊交给了头一个遇到的妇女，说：‘把它牵回去吧，多可怜哪。’我真想救救这些小动物……”
一个经受着非凡痛苦、无限恐惧的人，仍然保持着、珍藏着善良的人性，依旧有勇气和感情去惦记受难的鸟儿、动物、草木以及所有的生灵，并帮助它们，挽救它们的性命，同情它们的遭遇。这样的人，难道会被打败吗？
“我们抢救人的生命。可是很多医生都非常后悔干了医生这行当，因为她们能干的只是包包扎扎，而不能拿武器。”
“如果说，战争初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家庭，是父母亲，那么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出于迷信反而避开了这些话题。多么愿意相信，战争中唯独你的家庭，你的母亲，你的小妹妹幸免于难，多么愿意是这样啊！可是你偏偏失去了她们。
“我在战场上，什么都不在乎。我以为，遇上轰炸时，炸弹只能破坏建筑物，我不相信自己会被炮弹或炸弹炸死。也许子弹可能打中我，对这一点我还是相信的，至于什么炮弹啦、炸弹啦，在我心里根本不当一回事：这怎么会呢？谁知后来，我遇到了真正可怕的事……
“我们的一个护士被俘了，过了一天，我们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村子，找到了她：敌人剜掉了她的眼睛，割去了她的乳房，把她的身子残暴地竖插在木橛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从那以后，我们们总是留一发子弹给自己——宁可死，也不当俘虏。最可怕的是被敌人抓去，其余的一切都不可怕。
“我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都不敢给家里写信了。我想，我不能写信，万一我突然被打死，妈妈会哭死的，战争快结束了，我却在胜利前夕死掉了。谁也不谈论这种事，可是谁都在想着这一点，我们已经感到我们就要胜利了，春天已经开始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不管人们怎样盼望这个日子，在感觉上，它仍然是出人意料的。你随便去问任何一个打过仗的人：他对战争中的哪些日子记得最牢？——战争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这两天记得最清楚，细微末节全都历历在目。下面就有几个感人肺腑的细节：
“当有人跑来报告说：‘战争结束了！’我一下子浑身瘫软，坐到消毒台上。我曾和医生约定，只要—一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就坐到消毒台上去。我们要做些反常的事儿。搁在平时，我不许任何人走近消毒台。那天，我已经戴上了橡皮手套，戴好了面罩，穿上了消过毒的手术服，拿出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棉塞子、手术器械……可一下子我浑身瘫软了，坐到消毒台上去了……
“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活下来。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下一大堆孩子！’另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还有一个说：‘我要打扔得特别美丽，让所有的男人都盯着我瞧。’“我们开进老家的村子，村里只竖着几根柱子，别的—无所剩。在乌克兰时，我们曾到过一个村子，那儿也是什么都不剩了，只留下一片西瓜地，人们只靠吃这点西瓜过活，别的什么都没了。我们进村时，他们把几个西瓜拿给我们，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我回到家乡。土窖里住着妈妈、三个小孩子，还有我们家的一条小狗，正在吃煮滨藜。他们把草一样的滨藜熬熟，不仅自己吃，还给小狗吃。小狗也肯吃……战前我们家附近有好多夜莺，战后足足两年，谁也没听到它们的声音。整片土地翻了个个儿，象俗话说的，连祖坟都给掘出来了，直到第三年，夜莺才重新出现。它们先前躲到哪儿去了？无人知晓。过了三年，它们总算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原来，人们盖起了房屋，夜莺这才肯飞回来。”
在她们面前日子还长着呢，她们还有女性自身的苦和乐呀。可是一旦发觉有些事儿是无法遗忘的，她们可就总是在频频回首中度时光了。
“在战争中，是数着日子过，而战后则是数着年头过，心里不断想着：什么时候出嫁，什么时候生第一胎，什么时候儿子大学毕业、结婚，什么时候庆祝自己的银婚，什么时候孙子出世……这辈子眨眼就过去了。战争总共才四年，战后几乎过去了四十年，但依然使人感到：战争，是我们一半的人生。尽管它只有四年……”
她们谈论儿子姑娘、孙子孙女，谈论自己的烦心事儿，自己的疾病。从这方面看——她们是十分平常的妇女，是母亲、奶奶和外婆。可是我仍然相信，我能够在任何场合，在最拥挤的人群中，在最热闹的节日里，把她们跟所有别的妇女区别开来。
“坐在这桌旁的每个男人都受过一两次伤。他们现在还活着，也都是儿孙满堂，这一切不都是经我们的手创造出来的吗？我们被授予的是很小很小的奖章，但我们是为拯救生命而得到它们的！”——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 扎依朵娃说完这句话，干了最后一杯。
在莫斯科的处女墓地，由民间筹资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一纪念卫国战争中英雄的医务人员。它应该用金子来铸造！它也确实是用金子铸造的，不过是另一种金子，最珍贵的金子，即人民的感激，人们的怀念。
第07章“那经不是我了……”
每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遭遇。也是在那里，在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的莫斯科聚会上，我见到了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奥梅尔琴科。大家都穿着春天的裙服，戴着色泽鲜艳的围巾，唯独她——依旧穿着全套军装。我觉得她的神色有点与众不同，有一种无法驱除的过去岁月的痕迹，时光并没有把它磨去多少。我们在这次聚会上成了相识，后来我又专程到波洛茨克去采访了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
她正在生病，但还是从床上起来了。
“什么下一次？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我本想把我在文尼察一个女有的地址给你，我和她曾在一起作过战。可是昨天我刚刚接到电话——她去世了。战争在折我们的寿啊！”
在与老战士的屡次交谈中，我已不止一次体验到这种隐约的责备：您来晚了！我记得，我先前写的信中有几封被退了回来，上面附言：“查无此人。”她们并不是移居另一座城市，或乔迁新的住宅（这种事也是常有的），而是永诀人世了。一个人的声音世上消失了，一个人的记忆在世上飘逝了。至于她带走了什么，已经无人知晓。
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回忆往事时竟出人意料地镇静，几乎不动声色。—时间我都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痛哭流涕。只有在对方痛哭时，我方能准确地把握住她内心的痛苦所在。而在这双神情枯涩、色泽褪尽的眸子里，痛苦似乎埋藏得很深……
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奥梅尔琴科（步兵连卫生指导员）说：
“我母亲想让我跟她一道撤退，她知道我会钻到前线去的，于是把我绑到一辆大车上，车上堆放着我们家的东西。可是我悄悄扯断绳子，逃走了，那绳子我至今还保留在身边。
“大家坐车的坐车，走路的走路。我去哪儿呢？在大街上我遇到了一群姑娘，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家离这儿不远，去找我妈妈吧。’我们是在深夜摸到她家的，轻轻敲了敲门。她妈打开门，见了我们破衣烂衫、邋遢肮脏的样子，喝了一声：‘站在门口别动！’我们只好站住。她拖过来几口大锅，把我们剥了个精光。我们最后用炉灰洗了头发，才爬到火炕上，美美地睡了一大觉。早上，这姑娘的母亲烧好了菜汤，用麸皮和马铃薯合在一起烤出了面包。在我们看来，这面包是多么可口，菜汤又是多么鲜美！
“我们就这样在她家住了四天，她母亲供我们吃喝。她给我们吃得并不多，说是你们吃多了会撑死的。第五天，她说：‘你们走吧。’我们刚要出门，女邻居来了。我们又坐到炕头上。她母亲伸出一个指头示意，要我们别作声。她甚至对邻居都不敢承认女儿回来了。她逢人就说女儿在前线。这是她的女儿，独生女儿，可她并没有舍不得自己的亲骨肉。她不能原谅女儿跑回家来的耻辱。
“这天深夜，她把我们叫起来，塞给我们几包吃的，说：‘你们走吧……’”
“那她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想要了？”
“不，她吻了女儿一下，说：‘你父亲在打仗，你也去打仗吧！’“在路上，这个姑娘告诉我，她是个护士，是从包围圈里逃出来的。
“我在各地游荡了很久，最后到了唐波夫市，被安排在医院工作。医院的生活条件挺好，我在长期挨饿后，身体一旦恢复健康，便胖了起来。年满十六岁时，上级告诉我，可以象其他护士、医生一样，给伤员献血了。于是我开始每月献一次血。我得到了为输血者的配给：一公斤糖，一公斤碎麦米，还有一公斤灌肠，让我们恢复体力。我和护理员尤拉大婶很要好。她养了七个孩子，丈夫在战争初期就牺牲了。大儿子才七岁，常常由他跑去领食品，结果把食品卡弄丢了。于是，我把我的输血配给品送给他们一家人。不久，我又每月献两次血，每次献五百西西，即半公升血。一次，医生对我说：‘让我们记下你的姓名地址，说不定你的输血对象会突然来找的。’我就留了姓名地址，装进医生的活页本。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有两个来月，有一天我值班回来，进到宿舍里刚刚躺下要睡觉，别人把我拽了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你哥哥来看你了。’
“‘什么哥哥？我没有哥哥呀！’
“我们宿舍在顶楼，我赶紧跑下楼梯，只见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尉正站在门口。我问：
“谁找奥梅尔琴科？’
“他回答：
“‘是我。’说着还把一张小纸片递给我看，就是我和医生填的那张。‘是这么回事……我是你的同血兄弟。’“他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一包糖块。那时什么地方都买不到糖果。天哪！糖果好吃极了！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