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森刚刚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广场30号第56层的老办公室，就明确表现出不容忍对他的计划的任何歧义。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技能，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将这种政治技能用于自己的家族事务。在追求控制权的目标过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们旁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们的大哥约翰。
116。 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约翰会强烈反对内尔森，这在之前是不可能预料得到的。约翰一直是个羞怯、内向的人，曾经听凭比较豪放、霸道的内尔森将自己挤到一边，扮演我们这代人的领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波坎蒂克地产的所有权，以及与父亲打交道这种永远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在慈善事务上却不是这样。约翰自认为是洛克菲勒慈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还将这种传统看做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漫漫岁月中惟一能够将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虽然内尔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上升到了全国知名的地位，约翰也在美国慈善领域默默无闻地赢得了领导坚强和成就重大的名声。他已经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新性董事长辛勤工作了20年；已经成为创建纽约市的林肯中心—全国卓著的表演艺术中心—的支柱力量；通过人口委员会—那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的—应对了颇有争议的全球人口过度问题，而且多年来一直自己筹措资金；并且通过他个人对经济开发项目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持和倡导，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约翰还重新恢复了日本协会，创建了亚洲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的慈善捐献平均大约每年500万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
慈善事业是约翰的“领地”，而他痛恨内尔森自负地认为指导家族主要慈善机构—特别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未来的应当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
约翰对内尔森强硬的反对态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他政治观点的变化。跟我们许多人一样，约翰一直为当时的社会动荡深感不安，但是，他并不是一味指责年轻一代令人费解的态度和反叛行为，而是致力于理解他们内心不满的根源。约翰和他的同事们与年轻人—包括黑豹党（Black Panther）人和常春藤联谊会的大学生—在一起相处了几百个小时，聆听他们诉说自己的不满、政治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他发现自己很同情了解到的许多东西。这对约翰来说是一次转型的体验，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该书是当年的一个很好写照，尤其是它提出所有的智慧蕴藏在年轻人身上，并指出，将世界弄得一团糟的老一辈人应当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寻求指导。该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社会的高层人士并不经常与不满社会现状的人，甚至是年轻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相当了解他的人来说，约翰的想法和结论并不那么惊人。他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常说的“空想主义者”。多年来，他直接接触到许多严重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加深了他对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的本能的同情。其结果是，他的政治观点比以往更加倾向自由的一边。
回想起来，这就是内尔森与约翰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作为纽约州的州长，内尔森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不断地向右倾斜—比如“洛克菲勒”药物法规、他对阿提卡监狱暴动的镇压，以及他对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拼死维护，这些都表明了他更加保守的政治态势。内尔森鄙视约翰的自由主义，以及约翰对曾经辛辣攻击过他的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欢迎态度。他还对“侄子侄女们”的表现和信念感到怒不可遏，决心不让他们拥有对重要家族机构的控制权。因此，激战的“擂台”已经设好，首当其冲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未来。
117。 第一战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到了1973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已经成为全国第十二大基金会，捐助资金达到2。25亿美元。基金会的项目与1940年创建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我们兄弟5人创建该基金会时，为的是管理我们对诸多机构的年度捐款，比如女童子军（Girl Scouts）、世界青年联合会（YMCA），以及纽约市和威斯特彻斯特县的90多家社区机构。父亲在1951年捐献的将近6 000万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票据第一次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捐献资金（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直依赖我们兄弟几个每年的捐款），使我们能够将基金会的范围扩大到我们兄弟几个之外，为每个兄弟发起和领导的机构提供大量支持。接受这种捐款的机构主要有约翰的人口委员会、内尔森的美国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协会和劳伦斯的杰克逊洞穴保护公司（Jackson Hole Preserve； Inc。）。
196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从父亲的地产那里获得用于捐款的7 200万美元。由于资源的大幅度增加，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计划。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继续处理着我们兄弟几个的个人捐献，为家族领导的几个机构的工作提供资金。但如今，我们开始接触更大范围的机构和组织。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开始演变成一个更加传统的基金会。我和我的哥哥们对这一过程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会希望承担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责任，并通过这个基金会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慈善利益。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变化已经深入开展，并显著地反映在基金会对从事民权和机会均等领域工作的支持—这一点非常符合许多“侄子侄女们”的利益。但是，虽然我和我的哥哥们坚决支持让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范围更加广阔，但我们觉得对“我们”家族领导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多年来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持—继续负有责任。在我们考虑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退出这些机构领导职位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简单地将这些机构切分开来而不为其将来提供充足的资源，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设想捐献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也就是大约为此目的而需要的捐献资金的一半。我们的考虑是，有了这些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将不再需要继续为这些机构负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会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立刻启动了一个审查程序，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达纳克里尔负责监督。
不到一年时间，显然我们每个兄弟对于我们所说的“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期望和目标各不相同。约翰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因此他主张严格限制“终端”拨款的数量和金额。我和劳伦斯与约翰的意见不同；我们还希望确保我们的各个机构拥有坚实的未来。尤其是其中的两家机构—劳伦斯的斯隆凯德琳癌症纪念研究中心和我的洛克菲勒大学—要想作为卓越的机构生存下去，就要求获得大量的经济支持。我和劳伦斯强烈倡议为这两家机构提供大量的捐献资金。约翰坚决反对我们建议的金额，称之为“不合适、假公济私”的行为。 虽然内尔森对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早期阶段没有什么兴趣，但很快他就发表了他的意见。
118。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断送”
专为规范慈善基金会而设置的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案给我们的讨论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该法案严厉禁止基金会理事的假公济私行为，其中大部分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税收改革法案通过国会讨论期间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约翰坚持说，国会中，人们强烈支持另行立法，来完全摈弃基金会。结果，约翰争辩说，既然法律暗示捐献人应当开始削弱对自己基金会的控制，那么我们应当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起个带头作用，主动减少家族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
为了实现这一点，约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这样家族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就能变为少数。以我的观点，约翰的立场是在置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当初创建的基本前提。正是因为我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共同兴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才成了全国最受尊重的基金会之一。为了安抚在华盛顿的临时多数政客而削弱我们兄弟的作用，我感觉那是个严重错误。但我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约翰。
约翰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含蓄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高层次的道义角度进行讨论—使得冲突更加尖锐。他的想法和态度不仅让我和劳伦斯非常恼怒，而且让在间隔将近20年后于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内尔森更加暴跳如雷。内尔森指责约翰试图“断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正如他早先听凭家族的影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削弱并最终丧失一样。
虽然为了息事宁人，我愿意就约翰的立场作一些让步，但内尔森却没有这种心态。毫无疑问，内尔森对待约翰的居高临下姿态一直很伤人，但在那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爆发成公开的敌视。过去，约翰一般都向内尔森让步，而内尔森天生的政治直觉从来都不会让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过分。但这回，情况却不一样了。
约翰对“侄子侄女们”的同情，以及他们在书中向科利尔和霍罗威茨表达的观点，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内尔森对他眼中孩子们的叛逆行为大发雷霆。既然我们要把基金会传给年轻的一代，而年轻人已经公开鄙视这个家族并正投身于内尔森觉得绝对无法接受的事业，那么为什么还要劳神挽救基金会呢？内尔森的解决办法是将整个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分配给我们兄弟几个认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机构。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那么内尔森希望重新建立我们兄弟早期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和管理的垄断。
119。 阋墙（1）
从1977年年初开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会议上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内尔森与约翰之间愤怒的争吵加剧了，而劳伦斯则偶尔会放弃自己作为理事长的职责，介入他们的争论。如果这种家庭内部争吵是在私下进行，那么情形也就不那么令人沮丧了，但外部理事们—包括洛克菲勒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联邦储备前董事长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和卫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长约翰加德纳—也被迫目睹这些过激的场面。
敌对态势是在内尔森回到5 600房间后几天内开始的，当时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长。内尔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经接替约翰短暂领导过基金会，而约翰则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内尔森一回来，劳伦斯坚持说他很高兴能够让位，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填补内尔森的空缺”。约翰立刻表示反对，说该轮到我当理事长。我以自己在大通最后几年的沉重负担为由谢绝了。劳伦斯勉强答应继续担任理事长，直到我4年以后从银行退休。
百折不挠的内尔森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以确保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个提名委员会会议上，内尔森提名国家艺术基金会前董事南茜汉克斯和亨利基辛格为理事会成员。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约翰—对他们作为理事的独立性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曾长期与内尔森共事。另一方面，要拒绝他们出类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后，他们两人都入选了。
内尔森还建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应当恢复其原有职能，即为兄弟几个人的个人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们”和家族外的成员—都只能担任顾问。内尔森的大胆想法很不切实际，约翰加德纳尤其感到愤慨。
加德纳要求与我和劳伦斯私下谈谈，于是我们在5 600房间我的办公室里会面。加德纳对内尔森的提议感到义愤填膺。他指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在公共组建的基金会里，每一个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托责任；一个外人投票的作用永远都不得低于某个兄弟的投票。我完全同意加德纳的意见，并明确地告诉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劳伦斯坚决维护内尔森的立场，严厉斥责加德纳，指责他的动机和他的个人信誉。加德纳明显被劳伦斯的斥责激怒了，便大步离开了办公室。
几天之后，加德纳辞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的职务。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报道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矛盾。我肯定是加德纳透露了报道中的内容，对内尔森道义上的不当之举进行了描述。加德纳对内尔森的阴谋诡计和劳伦斯的横加指责所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