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7 页。
分说。戴震把前四书叫做造字之体，后二书叫作用字之用。体用这一二元对待范畴，为我国所固有。《易 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颖达疏：“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既有形质，可为器用。”王弼《老子注》则声称“体用一原，”以“无”为本体，以“无为”为作用。范缜则以“体用对待”宣传他的神灭论：“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用，犹刃之利。”这里的“质”显然就是“体”。戴震在接受西学后，以唯物论的明白无误的体用对待之说分析六书。表现了惊人的智慧和对传统语言学的深邃发明。戴震的六书四体二用说，为晚近语言学家黄侃所首肯。黄侃说：“戴东原云：象形、指事、象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察其立言，亦无迷误，盖考，老为转注之例而一为形声一为会意、令，长为假借之例，而所托之事，不别制字，则此二例已括于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之中。体用之名，由斯起也。”又说：“转注者，所以恣文字之孳乳；假借者，所以节文字之孳乳，举此两言，可以明其用矣。”①古代汉语一字多为一词。既把转注、假借看作文字之用，又进而视转注为词义训释。戴震说：“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②转注即词义互训一说，为大弟子段玉裁所宗，成为段氏著《说文注》的条例发明，段氏借此创通许书条例，段注“下”字下注：“许氏解字多用转注，转注者，互训也。底云下也，故下云底也，此之谓转注。”《说文注》是清代语义学的高峰，戴震六书体用二分说及由此引发的转注互训说，是建树这一高峰的一基石。诚然，作为独立于训诂学、音韵学以外的严格的文字学学说，六书体用二分是否许慎六书说本意，转注即互训是否成立，都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汉语史字、词难分，文字形义学和词义训诂难分，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结合和渗透不能不是古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在文字形义和词义训诂的结合上，戴震的六书体用说和转注互训说发挥了字义，亦即词义解释的威力，戴震的学说是清代语义学的重要理论建树，戴震是清代语义学的拓荒者。
清儒中最早提出“因声求义”并作出应用示例的是戴震。如前所说，戴震的“因声求义”是对戴侗、方以智等传统学说的继承。因声求义是清代语义学的利器和法宝，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都曾将这一原理的应用推于极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词义学成就，戴震及其晚进的“因声求义”超越前人之处，就在于有古音学成就为检测系统，戴氏更有转语说为依傍，故能把“因声求义”推向新的高峰，戴震本人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完成这一古代应用语言学说的理论建树的。他说：“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一声之转？？以转语之法类推？？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①考其史序，乾隆十二年（1747）戴震著《转语二十章》，认为既有《尔雅》、《方言》、《释名》，可从历史语言学推释词义，词源，但都从意义入手而终止于意义，故戴震逻辑地发现，“以为犹阙一卷书”，那就是言古音系统的内在结构原理的转语，故“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①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77 至78 页。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4 页。
① 《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5 页。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乾隆十二年（1747）的转语说，虽然不是直接讲破通假字的，但实际上是清儒“因声求义”说之方法学的基础。至于戴震古音系统九类二十五部的划分，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系统阐述“因声求义”提及的“一声之转”，显为古韵分部和古音系统的术语。因声求义并以确定的古音系统为检测，这是代表汉语历史语言学的最高水平的。
综上所述，“以字（词）通词（辞）”的建构是个语义学的系统，文字学、训诂学、古音学都用来为语义学服务。从字（词）到词（辞）（字一词）的过程的具体完成多半由段、王最后实施的，但问题的提出和重大的理论建树则归功于戴震。戴震是古代语言学史上一位开风气的理论大家。
“以词（辞）通道”之“道”，成为“字（词）——道”的另一极。这个“道”，首先是指十三经的经义，但它是不断发展的，自然之谓道，人情之谓理，人心之谓志，道几乎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总称，特别是在后期，以词通道，是以语言通规律，通心志，已不限于以语言通经义，著《孟子字义疏证》是最好的证明。
传统语言文字学又称小学，历来为解经服务，被看作经学的附庸。戴震“以词通道”，道指经义，是否从理论上确认这种附庸地位呢？否，早期（1766年以前）重在以词通经义，是指彻底弄通经书文辞篇章，然后明白经书文辞之本意，并非指对经文作原子主义的割裂成字词而一一注释之，从而“碎义逃难”或由“识小”达于片言只语的琐义。早期的以词通道，也是继承了古代语言文字学重在应用的实学传统。此外，从戴震的实践看，乾隆十年（1745）著《六书论》，十四年著《转语二十章》，十二年（1747）前著《尔雅文字考》，二十八年（1763）全面阐述以转语和古音分部为基础的新的“因声求义”说，如此等等，谈不上使传统语言学萎缩成附庸，倒是在早期戴震的笔下形成独立的蔚为大国。一句活，早期的“以词通道”除了从哲学上考察有其解释哲学的意义外，还有古代应用语言文字学的意义。既然“以词通道”是个总纲目，立足于应用语言文字学，就不能不是戴震语言学思想的基本点及其语言文字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以词通道”是戴震语言学的旗帜，它的精神在应用，因而和朴学学理完全一致，它的实践在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后期以语言文字通人情之理，通人类心智，更重在应用，地位独立的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理论语言学的意义。
《孟子字义疏证》是以语言文字通人情之理，通心智的一次成功的唯物主义的尝试。其“通”的思路是从字义诠释到达通古哲的本义和阐释己义，无论是古哲本义和己义，都包含人类的自然情性欲念之界说，包含人类心智才性灵气之本原。戴震后期的这一做法，除了它的新理学哲学意义外，恰恰有潜隐极深的理论语言学意义。
戴震的同龄人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曾称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天上的星星和人间的语言”。康德的先验论主张经由感性和知性达到处于“彼岸世界”的人类“善良意志”，语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中介。康德哲学的语言学传人洪堡特（1767—1835）也大体与戴震同时，洪堡特一方面把语言看作认识客观世界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就是心灵的全部”，语言“作为人类整个机体的一部分，它与内部精神力量紧密地联系着”，“语言以其根部的各种很细的纤维与人民的精神联系在一起？？语言可说是人民精神的外部表现。”为什么要研究语言？这在他1836 年《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已说得极为清楚，研究语言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揭示人类“基本的和真正的本性”，从而“使得每个人生动地感受到他只是全人类中的一分子”。洪堡特借助于康德哲学创立了他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被誉为“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汤姆森语）。康德一洪堡特的理论影响极大。清季洋务运动的高手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正是贯串了“以语言通心智”的语言学思想的。马建忠说：“荀卿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夫曰群者，岂惟其形乎哉！亦曰群其意耳。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今人意者则惟字？？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①马氏由荀子推论，说出了“以人类不同之语言，通人类共同之心智”的道理。马建忠又说：“天下无一非道，而文以载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②这段话是说，语言文字是道之载体，载体非所载之道，经载体以致其道，殆与戴震“以词通道”殊无二致，且戴震原本也是从荀子出发的。
需要指出的是，戴震和洪堡特并不相同，洪堡特“以语言通心智”是康德的先验论的，通的方法多半是内省的“悟”，乃至发展到现代美国的乔姆斯基，要寻找谁也说不清楚的先天就有的语言生成的能力。洪堡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戴震的“以词通道”经由考据诠释，亦即后天经验知识的归纳，以达于经义、情理和心智，无论是本义的考求和我义的阐释，皆“语绝于无验”。戴震的语言学说是唯物的。
综上所述，戴震的“以字通词”是门类语言科学的建构，“以词通道”
除它的语言解释哲学意义外，十分重要的，它是以中国古代传统语言文字学为基础的理论语言学的逻辑建构。
① 《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12 页。
② 同上，13 页。
第八章戴震后期的新理学道德哲学一、从自然观及其一般人性说向新理学的逻辑发展
戴震终身热爱自然科学，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他形成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极有作用，但他毕竟是哲学家，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兼而有之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他是从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和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作出科学概括的，从而奠定了他的新理学道德哲学的自然哲学基础。
戴震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法象论》中，它凝结着自然科学的门类科学哲学和方法，积淀着哲学自然观，包含着自然哲学向新理学转化的因子，也连结着语言解释哲学和新理学哲学。“法象”意味着以“象”为法。“象”是中国古代的具象思维之“象”，“象”一般指事物的形体。《法象论》序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又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些话皆出于《易·系辞》。除《法象论》序引用的话以外，《易·系辞》还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韩康伯注：“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①又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②这些话都应是戴震撰《法象论》所本。这些话都立足于自然变化，人间世事，所以我们说它是唯物的；这些话又都立足于“变化”，所以我们说它是辩证的。《易·系辞》的这些话凝聚着世代系列的认识结晶，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实际应用的价值。汉代许慎《说文》后叙也曾用以解释文字的产生，象形文字正是来源于“象”，是人类在上古观察天地万物而经验地生成的“象”渐变飞跃而成文字的。法“象”把语言文字的产生、解释和人类的主体思维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戴震关于人类认识自然途径和创造行为的看法，与许慎关于象形文字的产生肇始于人类认识自然之象，如鸟兽的蹄迹，天地间变化的印迹而最终造出文字的看法是一致的，而许慎的看法又是据《易》和《易传》的，戴震的自然观完全继承了上古的唯物主义传统。
《法象论》强调自然之气，又是直接继承张载的。张载是自然元气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提出‘太虚即气”，肯定“气”是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的现象。戴震后期批判宋儒，但对张载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是充分肯定的。他说：“独张子之说，可以分别录之，如言‘由气化，有道之名’，言‘化，天道’，言‘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数语者，圣人复起，无以易也。”①张载还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