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是“智”的古字这一点而论，戴震的疏证仅引《广雅》说明之，可是钱绎的《方言笺疏》除引《广雅》以外，又引《苟子·正名篇》、《白虎通义》、《释名》，钱的结论是“智与知声近义同”①。可谓多方比证，曲尽其意，可说比戴震的疏证更为具体详尽，但其注释学的基本思想，乃至注释的基本体例，都是戴震发其端的。
从语言学思想而言，《方言》本身是以西汉为时限的共时情状下语言性质为区别的，例如条目中有共通语、凡语、凡通语、某地方国俗语的区别。戴震的疏证引历代历时情状下的书证以证共时态的不同性质的言语说法，实际上是在从历史文献中寻找《方言》条目逐渐形成汉民族共通语的轨迹。这与扬雄著《方言》的目的是一致的。扬雄说：“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扬雄著《方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吏》河南人民出版社38 页。另据何统计，十二卷102 条，十三卷149 条，共251 条。
① 戴震《方言疏证》卷一。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上册1 页。
① 钱绎《方言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 页。
言》的目的是存此方俗语，并以通语释之，以看出方俗语向通语的转变并促进这种转变，戴震引文献疏证各词语的用法，正好找出其向共通语转变和作共通语使用的轨迹。语言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戴震疏证的思路是把扬雄所作的共时语言的记录转变成历时语言的研究，转变成历史语言学。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戴震对《方言》的疏证恰恰是从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文献特征方面在客观上起到证实汉民族的存在、证实汉民族处于巩固和发展过程的作用。我们似乎不能以此推断在乾嘉年间戴震还有什么明末清初的知识界的那种民族意识，但他弘扬传统文化的赤忱，以中华传统文化、汉语汉字梳释古代文献的苦心经营，指点民族文化、语言的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的费神苦功，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也不能不使人感触到他的强烈的汉语汉字文化的主体意识，而这种文化主体意识，又不能说与民族的潜意识绝然无关的，只不过这时的民族意识已不是民族的对立，而是趋于民族的和解和交融时期的产物，试举戴震立足于共通语释方言之例：《方言》卷一“咺、唏、、怛，痛也。凡哀注而不止日咺，哀而不泣日唏，于方则楚言哀日唏，燕之外鄙，朝鲜冽水之间少儿泣而不止日咺，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人少儿泣而不止谓之，哭极音绝亦谓之，平原谓啼极无声谓之，楚谓之噭咷，齐宋之间谓之啥，或谓之惄。”戴震疏证：“案：《春秋》成公十六年《公羊传》‘悕矣’何休注云：‘悕，悲也。’宋玉《风赋》：‘中心惨恒。’李陵《答苏武书》：祗令人增忉怛耳。’潘岳《寡妇赋》：‘怛惊悟兮无闻。’稽康《幽愤诗》：‘怛若创痏。’李善注并引《方言》‘怛，痛也。’枚乘《七发》‘嘘唏烦醒’注引《方言》‘哀而不泣日唏’。《说文》：‘哀痛不泣日唏，朝鲜谓儿泣不止日唏，秦晋曰咺，楚曰噭咷，宋齐曰喑。’盖本《方言》而小异其辞。《广雅》：‘ 、怛、惄，痛也。欷，，喨，悲也。’义皆本此。唏与悕、欷，啠в雴龋磐ㄓ谩！�
今谓《春秋经》、《公羊传》、何休注、宋玉《风赋》、李陵《答苏武书》皆后世公认的用共通语写成的文献，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辉煌部分，是共同的财富。至于潘岳、稽康、李善注则更后，更是用共通语写成的文献了。《说文》是古代的规范词典，其目的是要使语言规范化的。如此看来，戴震首创以后世文献疏证《方言》，其立足点只能是以共通语释方言的，以华夏各族的共同文化财富释古代语言典籍的，而这些，客观上都反映了戴震以汉语言文字为其表达的共通语观念，及其以共通语为其主要特征之一的汉民族观念。
《方言》是古代语言学的著作，戴震如何把它用于“以词通道”呢？如前所说，戴震在序中就已指出可运用《方言》考经史古文辞。就以戴震的疏证本身而言，是用经史子集注释《方言》，如用注释学中的反推法看，又是以《方言》词语解释经史子集，如上例，正是用《方言》卷一中的那个条目来解释《春秋经》、《公羊传·成公十六年》、宋玉《风赋》和李陵《答苏武书》等等，只不过是以注释《方言》为基点的。直接引用《方言》注释古代典籍以求通道的，亦不乏其例。例：《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予之峨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① 《方言疏证》上册卷一，商务版万有文库本8 至9 页。
戴震注：“琢，塑（按：毁谤义）也。楚以南谓之诼。《方言》云。”②戴震用《方言》贯通了一个“诼”字，指出句意为“泛云不察民心，以谓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再进一步指出造成“不己察”、“毁谮得行”的原因是屈原本人“原以正道事乱世之君，固易致疏远矣”①。
戴震不仅用《方言》诠释古代文献以求道，而且用来阐释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具体做法是引用扬雄，以使自己的表达更为明确具体，使哲学思想更能言尽其意，更能为人所理解到切实之处。例：《孟子字义疏证。理》：“盖方其静也，未感于物，其血气心知，湛然无有失，故曰天之性。”“湛然”这一描摹“血气心知”的词语戴自注：“扬雄《方言》曰：‘湛，安也。’郭璞注云：‘湛然，安貌。’”
戴震还著有《续方言》。 1928 年冬刘半农在北京偶然发现该书手稿。
今见载于安徽丛书《戴东原先生全集》中，共二卷。戴震《续方言》与扬雄《方言》并不一致。《方言》记述活的口语，《续方言》从古文献中搜录。有采自何休《公羊传》注（“肪”至“于诸”共29 条），汉许慎《说文解字》（“ ”至“喌”共124 条），戴震还将这些条目和扬雄《方言》作比较，指出其中已为扬雄《方言》所收的条目。还有采自《苟子》和杨倞注的条目（衢道”至“聘，问也”条共20 条，其中8 条出自杨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引《苟子。正名》和《修身》中七条都是讲正名、同异等逻辑问题的，虽与体例不合，但可看出戴震将古代逻辑问题与语言学问题合而观之的学术思想，颇值得重视。此外，还有引刘熙《释名》的条目（惠”至“掌”38 条），戴震说：“从‘惠’已下至‘掌’皆刘成国所云也。”《续方言》全书引据的条目未分类，引文均按原书次序。
戴震著《续方言》，据罗常培的研究，“约在乾隆二十年（1755）专攻《方言》之后，三十八年（1773）人四库馆之前”①。罗氏所说的“专攻《方言》”，就是指戴震将《方言》分写于《说文》之上作研究用。在戴氏著《续方言》之前，有杭世骏（1696—1733）著《续方言》。杭著体大思精，仿《尔雅》义类排比类次，引书达数十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近时小学家犹最有根柢者也。”据罗的研究，“杭书之成，必在乾隆八年（1743）以前”，这样，至少比戴氏早十几年。和《水经注》公案颇有点相似，杭、戴二书同名都从文献集方言，许多条目也相同，或许戴著《续方言》鲜为人知，才幸免构案的吧！罗常培说过，戴震的采缉，虽始于杭世骏后，这实在是“闭户暗合，未尝相袭”②。校验戴书和杭书，戴书有而杭书无者二十二条，其余一百八十九条戴书与杭书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戴著一开始是存心补扬雄书的，后来知道杭州人杭世骏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只得就此作罢，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后来用到《方言疏证》中去了。如今在《疏证》中仍能看到这种迹象。例《方言》卷二：“ 、梗、爽，猛也”条，戴震注引《苟子》和杨倞京注补出了别一说法“ ”于《方言》：“《苟子。荣辱篇》‘陋者俄且们也’。杨注云：‘ 与同，猛也。’”论者常以戴震思想继承和光大了① 《屈原赋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6 页。
① 罗常培《戴东原续方言稿序》。
② 同上。
苟子，戴震熟读过《荀子》，此亦证据，《续方言》从《苟子》和杨注中集得20 条注续之，更是证据，由读《荀子》作语言研究旁及古代逻辑而搜辑方言用例，直到戴氏思想继承荀子，或可说戴氏本人实践其主张“以词通道”所由致此的吧！
杭世骏、戴震由搜辑古书方言例以续补扬雄的做法，在语言学史上有一定影响。徐乃昌等人赓续其事。“其所甄录者，自史传诸子、杂纂、类书以迄古扶残卷，旧籍解注都凡六七十种，皆大宗（杭氏字）、东原、东冶（程际盛字）之所未及。旁搜雅记，广罗逸典，囊括唐宋小学诸书， 轩所采，摭拾略备。然并征引有加，义例未改。”①戴震以古书注续扬雄的做法在科学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他本人后来改为注释扬著而成《方言疏证》，在语言学的科学学思想上两者又是一致的。
① 罗常培《戴东原续方言稿序》。
七、汉语语言学说的成就
戴震在文字学、古音学、今音学、训诂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前面将这些对象括之为语言解释哲学以探求戴震哲学思想之一贯时，已不同程度地谈到它们的具体成果。文字、音韵、训诂作为其原属的门类科学：语言学，又应如何看待呢？这里，挚其对汉语语言学说的建构以统文字、音韵、训诂的成果。
戴震对汉语语言学说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这八字诀，是对汉语传统语言学说的总结。汉语传统语言学（有人称之为语文学）从先秦《尔雅》至明末《通雅》，中经《说文》、《方言》、《切韵》系韵书等，可谓音学、义府，以字形为主的形态学并臻。东汉许慎继承前人成果，提出了文字学理论“六书说”，“六书”是识字基本功，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而文字又是“前人所以垂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①。语言文字的基础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初识字，一是通经义。许慎的“六书说”产生过很大影响，不仅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是理论指南，甚至成了批判的武器。例如元代戴侗运用他的既包括象形、指事等六书，又包括文字本身的广义六书说，亮出过批判宋儒空谈义理的旗帜，他说：“注疏未兴，经义常明，注疏日繁，经义日晦，非经有明晦，学者不知六书故也。”②戴侗著《六书故》，自称“是编大旨主于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无不明。”《六书故》还明确提出过“因声求义”，后来成了清儒的法宝。戴侗也有许多严重失误，但正如唐兰所评价的，“他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以后，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③。明末方以智《通雅》继承了戴侗的“因声求义”，明确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④，“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⑤的正确主张。以上种种，不管是纯语言文字学的学说，还是语言文字和辩明经义相结合的主张，都成为戴震“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学说的汉语语言学史渊源。
这八字诀正处于传统语言学说向近现代语言理论过渡的交汇点上。戴震八字诀说对近现代语言理论的呼唤和草创，八字诀无疑可解析成三段两级：字一辞一道，字一道。
字（词）是戴震语言学说的逻辑起点。戴震1745 年写的《六书论序》正是从“初识字”和“通经义”两个方面叙述文字的作用的。初识字：“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通经义：“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①和许慎《说文叙》论文字两个方面的作用相契合。
关于“六书说”，戴震最突出的贡献，除正确地维护许慎“六书”说的科学地位，视作“纲领之正”，力排“诸家之纷紊”以外，要数六书体用二① 许慎《说文解字叙》。
② 戴侗《六书通释》。见文渊阁《四库全书》226—8页。
③ 唐兰《中国文字学》1981 年上海古籍版22 页。
④ 《通雅》卷首《音义杂论》。见中国书店1990 年影印本30 页下栏左。⑤ 《通雅》卷六。见中国书店影印本73 页下右。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7 页。
分说。戴震把前四书叫做造字之体，后二书叫作用字之用。体用这一二元对待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