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的策策而动。
应该说，冰心的文体，基本上还是属于《春水》、《繁星》的散文诗体。只是在《闲情》、《往事》等作品里，这种“小诗”的风致更浓一些；在《寄小读者》里，“小诗”的形式渐趋淡弱，自然的情韵更浓一些。所以她在《〈寄小读者〉四版自序》里说：
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只有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
她将旅途观感，故园之思，母爱之情，以书信的形式，娓娓而谈，文体依然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隽逸，但比起《春水》、《繁星》前后的散文来，则更加舒展、自由一些了。但是，如前所说，其基本的写法和格调，依然和那些“小诗”同属一个路子。
冰心体的产生，当然不光是同她的文化教养有关，同时也是其性格气质的流露。她自己说，她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她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她的“同情”里，充满着真挚的爱的温柔。从这样的一颗心灵里所流出来的情感，必然是充满温柔的，缠绵的，纯洁的，有时可能是微带忧愁的；至于那感情流动的方式与风格，也必然是舒缓的，“乙乙欲抽”的，清丽、委婉的，就像那月光下潺潺流动的溪水一般的美好动人。
（录自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周作人的散文风格
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周先生于一九二一年曾发表一篇标题为《美文》的文章，希望大家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园地，说：“论文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作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它”。他所说的美文，便是盛行的小品散文。
我说开辟一块新的园地，倘若改为重新开辟荒废已久的固有的园地，或者要更恰当些。周先生在《重刊陶庵梦忆序》上论现代中国散文说：“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抗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后来他在《杂拌儿跋》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还有更详细的阐明。总之，据他看来，现代小品散文是现代公安派“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态度作一切的文章”亦即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之再生的产物。但固有的园地中自然也不妨加进新的肥料去，所以他并不否认外国文学的影响，虽然在小品散文中外国文学的影响是那样地少。“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他在《燕知草跋》里说得最为明白。
周先生不但是散文的提倡者，同时也是创作散文的圣手。赵景深氏说：“他的文字都是锤炼过的，没有一个可删的字，没有废话，他不愿重三倒四的反复申述。……我想，胡适要写一万字的文章，周作人最多只要三千字就行了。所以，周作人的文字是简练的；我认为这是语体欧化的成功。……反对白话的人以为白话啰里啰唆，对症的良药是拿周作人的散文给他看。有时周作人的散文比文言还要简练，还要少用几个字。”然而仅仅这几句话是不够的，因为正如章锡琛氏所说：“周岂明先生散文的美妙是有目共赏的；他那支笔婉转曲折，什么意思都能达出，而又一点儿不啰唆不呆板，字字句句恰到好处。最难得的是他那种俊逸的情趣。”
这所谓俊逸的情趣是什么，章氏并没有说出来，因为这是可以意会而难于言传的。但曹聚仁氏却有更具体的说法。他说：“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散文，其妙处正在神韵。谈者说这种文体，总说是语丝派，且隐以周氏兄弟为这派首领。实则属于语丝派的，只有他能做到冲淡二字，其他作家只是尖巧刻画，富有讽刺诙谐的意味。”
记得郁达夫先生在《达夫自选集》的序里说过这样的话：“散记清淡易为，并且包含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无不可谈，平生最爱读这一类书，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我以为这并不是达夫的谦逊，宁可说是他的诚实的自白。在现代散文作家中，真能够“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者，我看只有周作人先生一人。这“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一语，也许又可当作曹氏所说“冲淡”二字的注脚罢。
然而，虽说是“忘情忘我”，从另一方面看，周先生的散文却正是句句含有他自己的气氛的。徐志摩氏说过他是个博学的人；赵景深氏说“看了他的小品，仿佛看见一个博学的老前辈在那儿对你温煦的微笑”。他们的话都是极真实的，因为他的博学睿智，我看出他无论读到什么，总不肯以所读的孤立的对象为止境，而要在那对象上认出价值所在的总渊源，没入于全文化的批判。章锡琛氏说：“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自是确评。
周作人先生是当代散文的大师，对于他的作品，赞美的话我说不出，我想凡是一切称赞散文的话都可以拿来用上，因为，他的无论那一篇散文都是典型作品。
鲁迅先生的作风，和周作人先生的却有了迥然的不同。他有他的明智，但他不像周作人先生那样出之以“莞尔而笑”的态度，平常总还是感情的成分居多。这感情正如张定璜氏所说：“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因此他的作品，始终贯彻着倔强的气味，无情地剥露着一切，幽默而辛辣，可以说是针针见血。他无论写小说，写散文，写杂感，都出之以同样的态度；在这一方面，自亦成就了他的高点。
除了周氏兄弟以外，最努力于散文的创作者，是俞平伯和朱自清两位。赵景深氏说：“朱自清的文章有如他自己的名字，非常‘清’秀。他不大用欧化的句子，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像淡香疏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他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而颇诟病于俞氏的“驳杂”。诚然，朱氏的散文，富于抒情的意味，有时也加上描写，自有一派轻丽之趣。但俞氏的作品，也另有一种佳况，为他人所不及者。
朱氏在《燕知草序》里说：“平伯有描写的人力，但向不重视描写。虽不重视，却也不至于厌倦，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的文字。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帆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这种‘夹叙夹议’的体制，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因为说得干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实也是抒情的一法。”我想这是对的，周作人先生在《燕知草跋》里称他为近来第三派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所谓第三派，便是“涩如青果”的一派，是“有涩味与简单味”“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富于“雅致”而令人“耐读”的一种。又在《杂拌儿跋》里说：“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说得颇为得体。平伯在《重刊浮生六记序》中说：“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这是他自己的表白。
（录自孙席珍：《论现代中国散文》，俞元桂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新青年》的“随感录”
作为“后起之秀”，“随感录”专栏1918年4月方才在4卷4号的《新青年》上登场。起初各篇只标明次第，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56篇《来了》起，方才在专栏下为各文拟题。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从5卷3号的《随感录二十五》起，到6卷6号的《随感六十六 生命的路》止，共27则。虽然比起独占鳌头的陈独秀（58则）还有一段距离，但鲁迅还是遥遥领先于“季军”钱玄同（15则）。总共133则“随感”，陈、鲁、钱三君就占据了整整百则，单从数量上，都能清晰地显示《新青年》“随感录”之“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比起前期偶尔露面的刘半农、周作人，或者后期勉力支撑的陈望道、周佛海，上述“三驾马车”，确实更能体现《新青年》“随感录”的特色。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曾这样描述其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
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这段话初看十分低调，颇能显示当事人谦虚的美德。可细读之下，方知其大有深意——所谓回避“泛论”与“大事”，而从“具体而微”的“小事”入手，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褒贬抑扬，纵横天下，其实正是“随感”的文体特征。此类体裁短小、现实感强、文白夹杂的“短评”，虽有“究竟爽快”的陈独秀与“颇汪洋，而少含蓄”的钱玄同等参与创建，日后却是经由周氏兄弟的苦心经营，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杂感”与“小品”，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大放异彩。
作为专栏的“随感录”，很快就被其他新文化报刊所模仿——“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至于师其意而不袭其名者，更是不胜枚举。以“随感”、“随笔”、“杂感”、“杂文”为报刊的名称、论文的主旨，或设置相关专栏，提倡特定文体，在后世无数追随者的簇拥下，《新青年》的开创之功，很容易激起文学史家的联翩浮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报刊中，其实早已出现类似的篇幅短小、语带调侃的“时评”——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但没有凝集为一种相对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文体。一直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方才将这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充分提升。政论与随感，一为开篇之“庄言”，一为结尾之“谐语”，二者遥相呼应，使得《新青年》庄谐并举。一开始只是为了调节文气，甚至很可能是作为补白，但“随感”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特别适合于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的特点很快凸显；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预／喻／寓言，“三言”联手，不难令读者“拍案惊奇”。
“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晚清以降，有志于改革社会者，往往喜欢借助文学的神奇魔力。这一将文学工具化的思路，日后备受非议；可有一点不能忽略，搅动一池浑水，迫使众多文体升降与移位，这本身就可能催生出新的审美趣味与形式感。小说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戏剧舞台上冒出了“言论小生”，以及“论政（学）之文”希望兼有文学性，所有这些，都并非纯然消极的因素。
谈论晚清以降的文学变革，思想史背景是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面向。只是落实到具体杂志，要不政治独尊，要不文学偏胜，难得有像《新青年》这样，“思想革命”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