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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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机遇- 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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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陈炯明的建议,为了让革命党的敢死队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40多个秘密机关。这些机关通过单线与胡汉民、统筹部发生联系,彼此间却不发生关系,虽然信息传递的效果差了点,却十分安全,能够避免一个机关被破获,所有机关都被牵连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内政部安插在广州城地探子一直都没有发觉异常情况,只把同盟会诸人地云集看作是广州城商业发展的必然后果。

    军械的偷运同样采用了障眼法,这些假托商业设立地秘密机关开设了不少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往往密藏在假发内或装染料的锡罐里,而枪支同样藏匿在从南洋进口的木料中,数十支粗大的木材中夹杂着一捆枪支,丝毫不引人注意,即便要查,木材沉重异常,要想搬动十分困难。内政部虽然也接到数起报告,但一查之下大都不了了之。兼之珠江口本身走私行为极多,很多走私行为背后都有洋商的影子,内政部也好,当地的海关监察也好,都没有如此魄力彻查。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革命党通过这种老鼠偷运的方式,将人员物资纷纷运进广州城,就等端午节发难的那一天。

    似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不惟香港的统筹部异常满意,就是黑龙会和隐匿在日本的孙文都期盼着端午节的大手笔。京师里的伊藤和川岛受到鼓舞,忙不迭地加紧了行动的步骤。维新三年的春季,表面上看一片风平浪静,各省的治安都较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好转。但就在眼皮底下,一场狂飙突进的暴动已在悄然酝酿。广州城的官吏更是不知道自己已坐在了火山口上。

    在这场盲人骑瞎马的危机中,唯有一人的头脑比较清醒——这便是镇压了倪映典叛乱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是广东的风云人物,素来查捕革命党最为凶悍,同盟会诸人亦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欲除之而后快。但李为人极为谨慎,计谋又多,运且更好,革命党前后近10次刺杀,无一次成功,刺杀之人反而悉数毙命。在当时的同盟会内部,被黄兴等称之为第一号敌人,在传统的辛亥革命史中,李亦被描绘为“反革命急先锋”、“革命派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

    但同是这位老兄,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亦不含糊。当时英国曾多次窜入南海非法测量,掠夺海洋资源。外务部虽然屡

    。但英方仗着“坚船利炮”一直置若罔闻。维新元官兵170人,乘“伏波”、“琛航”二航前往西沙查勘,探明岛屿座,并逐一命名,勒石于珊瑚石上,大书“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升黄龙帝国旗并鸣炮。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回广州后。李准著《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并奏请朝廷开发西沙。

    后来李准又巡航东沙群岛,发现日人私自侵入东沙岛,开采鸟粪,捕捞海产,并修筑码头、轨道、厂房等,隐然有长久占据之势,他便径向日本领事抗议。日人乃退出东沙岛。稍后,李准再巡西沙,勘查岛礁,凿井造屋,并协助定居渔民放养家畜、捕捞海产以示固守岛屿海疆之决心。李准当时在水师提督府亲自举办了一个南海诸岛展览会,展出巡海照片、地图、及南海珍贵海产等,堪称近代中国第一次严肃意义上的海防教育活动。这等功绩,比我们今日保钓不啻于强上百倍?

    但李准地功劳一直要到红朝1974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予以认可。用李准勘察西沙的种种历史遗档来证明西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并将西沙群岛中一个小岛用李准名字命名。

    当然在革命派眼中,维护这些“尔小岛”的国家权益之事与他们毫无干系。他们只知道千方百计置李准于死地。从马来亚归来的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痛感于“同志为李贼戕害”,决定暗杀李准为同志们报仇。

    418,李准等一干军界要人从督张鸣歧的总督府开完会后陆续返回寓所。李准的寓所与时任广州副都统孚琦的寓所在同一方向,故而两人开完会后一同前行。由于广东身处是非之地,暗杀较多,两人随身均有数十人的亲卫队贴身保护而行。

    李准骑着一匹黄马,本来被卫士们簇拥在队伍当中,有说有笑地与琦并辔行走。但走到半路,李准突然感觉眼皮跳了好几下,似有要事发生,但又说不上是什么大事。按说平常人遇到这么点心神不定,必然付之一笑,不以为意,但李准在多次刺杀余生之时,早已练就了一副敏感地神经,既然觉得气氛不对,脚底下地步子就有了踌躇。

    但不对归不对,街面上望过去并无别地异常,而且两人都有几十人的卫队保护,若是连一点点神经质都要拿出来计较一番,李准也丢不起这个脸。于是,他急中生智,换上一副愁眉苦脸的眼神,走了两步,用手捂着肚子说:“唉呦,肚子突然疼得厉害,大概吃坏了,要赶紧去方便一下。”

    若是碰到熟人搭话李准停下来说不定孚琦也会在一旁聊几句天,但现在对方既然肚子不舒服要找地方“疏通”,他就不方便等了,便道:“要不赶紧送你去看医生?”

    “不敢劳大人大驾,只先去方便一番。”

    “那你老哥保重,我先行一步。”

    “好好,抱歉,抱歉。”李准一边致歉,一边朝着有厕所的地方奔去,回头用眼一瞥孚琦,对方便在卫士的簇拥之下先走了。

    那晓得走出了不到200,温生才忽地从巷子里冲了出来,他见孚琦骑着高头大马,又有卫士簇拥,心道必是李准无疑,二话不说,掏出手枪便是“啪啪”两枪,孚琦在马上一阵摇晃,终于栽倒下来毙命了。

    到了这个时候,卫士们才从目瞪口呆中清醒过来,一拥而上,将温生才拿下。此时李准正好装模作样方便出来,听到枪声便知道大事不好,一问才知道刺客的目标是冲着自己而来,这一番算是又侥幸渡过。

    温生才一死,《可报》便刊登了事情经过,并对刺杀孚琦之举公开表示赞扬。督本来对《可报》就很感冒,但因为是咨议局议员所办,平日苦于没有把柄而奈何不得。现在逮住机会,便以“恐莠言之乱政,禁邪说之惑人”为名目,勒令《可报》永远停版,同时在广州城搜捕“刺客余党”。

    这个时候,广州城满街都已经是刺客余党了,探子再不中用,多少也能探出消息。广州城谣言四起,几乎所有的证据、证言都说革命党人要在端午节举事,张鸣岐闻言大惊。急忙命令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守卫观音山高地。

    陈炯明、胡汉民闻讯大惊,认为在广州城已有戒备地情况下,举事应该慎重考虑,坚决主张缓期——实际上是打算取消行动。但参与同盟会敢死队的林时佺等人却坚决反对,要求提前发动。黄兴再三思考,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并拍电报给孙中山:“省城疫发,儿女勿归家。”暗示广州行动有可能推迟。

    但林时佺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表示:“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的经历,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事到临头还要一缓再缓,怎不令人丧气?倘若缓期之后情况不利而不能再行发动,岂不成了骗局,更坐实了‘空头革命’攻击,堵塞了今后革命之路?再说,巡警现在已经挨家挨户在搜查户口,这么多革命同志和有关军械岌岌可危,难道就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干也是个死,不干也多半是个死,为什么要退缩呢?倒不如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激励后来者。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只有迅即发动的布置,万无缓期之理!请三思!”这一番话说得黄兴热血沸腾……

    第三卷 

第八十六章 … 猝然发动 

    到黄兴的电报后,孙中山坐立不安,在广州发动起义来的中心工作。为了准备筹划这次起义,他已经压上了太多的代价,根本容不得有半点退缩的余地。但黄兴的意见又极为重要,他不能不对举事可能面临的风险无动于衷,再加上他人在日本,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手画脚,“远距离革命家”的指责则更见其疚,他不免心中也有反复。

    但是,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等黑龙会高层商议之后,众人纷纷都劝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何况现在束手,仍免不了为当局所破坏,何如就此一搏,成仁得仁?”

    孙中山以为众人的意见颇有道理,便决定按此复电,他哪里晓得在北京城的伊藤和川岛已经准备了行动计划,当等广州一起便要发动,如何能容忍同盟会打退堂鼓?所以不用孙中山出言询问,黑龙会为了保障自身利益的实现也会催促革命党速发。

    孙中山的复电即到,再加上决死队的请求,黄兴下定决心,决意起事。并颇有见地地准备了行动方案:先集合数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造成当局群龙无首,然后发动新军举事,克复广州。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不错的斩首计划。

    429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一方面加强广州城各处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在城中与巡警一起广泛搜捕革命党。在不断加强的搜捕力度面前,陆续有几个秘密机关被破获。特别是以开假发商店为掩护地机关——中国人向无使用假发之习惯,即便西洋人有之,广州城才多少洋人,用得了这么多假发店?不少革命党对于假发业务更不精通,稍微盘问就露出马脚,只能被巡警所捕获。

    虽然审讯中无法得知革命党确切的计划,但张鸣歧和李准都认定,革命党举事迫在眉睫。必须加强力量。可惜。无论他们怎么审讯。革命党机关都是单线联系,无法拔出一个,牵连一批。

    这时,原先对举事持反对态度的陈炯明和胡汉民忽然改变了主意,反而赞同起黄兴的主张,要求尽快举事。原来,他们从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谓李准调来的三营巡防营中10名军官中有8热心革命,1人中立持明确反对态度的仅有1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惟新军已经在革命党的掌握之中,便连新近加入地巡防营也属可争取地力量,此时不举革命,何时再举?

    陈炯明闻讯后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原定端午节起义地时间提前至515。在众人乐观态度的感染下,黄兴亦深受鼓舞。当即决定,革命党500的“选锋”兵分4路,于午5同时发动。,军事行动由赵声统一指挥,黄兴直接负责率领敢死队进攻总督府。

    但是,陈炯明也好,胡汉民也罢,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李准麾下的10名军官,到底是不是有如此高赞同革命事实上,革命派做出的乐观估计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这些人果然心向革命,那为什么不在平定倪映典之乱之时附义呢?

    果然是大有蹊跷。事情的根源还要从国防部裁撤旧军,编练新军地源头上去寻找。

    由于巡防营概属旧军,悉数在裁撤之列,这些军官平日受惠颇多,一夕闻说要裁撤,如何能不恼、不怒、不愤?情急之下,说出“朝廷不要老子,老子便去投革命党”的话自然也可理解,但在内心深处,作为吃了几十年官府饭的老油条,哪有那么冲动,无非是发发牢骚罢了。

    而张鸣歧在倪映典等率新军作乱之后也清醒过来,认为旧军固然是要裁撤的,新军也确实要编练,但旧军的人物忠诚度颇高,除了那些不中用的老兵油子不要外,其余应该一律补入新军,详加训练之后便能为己所用,至于巡警倒不如另招募他人充实。这样安排之下,旧军军官不但不用为出路范畴,反而可能有更大的晋升空间。

    如此这般,这些高唱革命调的旧军官一个个拍胸脯表示效忠——否则以李准之精明和谨慎,能将定时炸弹安排在广州城么?而且,巡防营军官“军心不稳,心向革命”地假消息也是李准故意释放出来地烟幕弹,为的就是迷惑革命党——在权术方面,革命党和老官僚的差距实在太大。

    那么,为什么不挑选其他日子,而选定515为举事日呢?这是因为陈炯明等人接到消息,谓海军在当日下午有船到广州进行补给,李准作为水师提督,要亲临现场迎接。由于码头距离城里距离非常远,而李本人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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