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当三万多部队快速的包围住了沧州城，并在部分部队对城市进行警戒的同时快速的完成了矮墙和铁丝网组成的工事建设后，在城墙上观望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
面色苍白的卢象升在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复兴军的防御工事后，咽着唾沫艰难的对脸色铁青的孙元化说道：
“大人，必须要出城试探一下对方的战力如何才行。”
有着深厚“西学”背景的孙元化和卢象升还不一样。对“西洋火器”和“南洋火器”研究颇多的孙元化看到复兴军在城池一侧布置的上百门火炮被推进快速设置好的炮位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拔凉拔凉的了。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除了复兴党以外，只有孙元化对于火炮的威力有着最直接的认识。曾德昭曾经为孙元化演示过开花大铁炮（发射定时开花弹的滑膛炮）的“恐怖”威力。但是当时的孙元化因为实在无法负担开花大铁炮和开花弹的高昂价格，所以并没有向曾德昭采购那种显得有些“超前”的装备，而是给部队装备了比较不靠谱的大明制式弗朗机炮。
现在看到明显很先进，很有威力的上百门复兴军制式火炮（克虏伯七十五毫米山炮）被布置在一个方向上，孙元化只想向天主祈祷这些火炮不要像自己推测的那样威力巨大。
在城门处布置机枪和火箭筒阵地，是复兴军在攻城战中的基本动作之一。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战术上的需要之外，对敌人彰显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在思想上威慑敌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不幸的是，根本就不需要火炮发威，当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初，就在复兴军猛烈的火力下仓皇的逃回沧州城内的明军，在卢象升麾下最勇武的将领和一队亲兵的率领下冲出沧州城南门，进攻复兴军在南城门外的机枪和火箭筒防御阵地的时候，一个颠覆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所有人的景象出现了。
四十多颗火箭弹按照一种近乎平直的弹道，直接覆盖性的射入这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刚刚因为这几百人的呼喝声显得有了些战争气氛的战场，立即被巨大的爆炸声压制了。
等到几分钟后火箭弹爆炸激起的烟尘快速的被北风吹散之后，原本那几百个正在奋勇冲锋的明军的位置上，现出的是一个由大量的人和马的尸块组成的，放射性分布的坑坑洼洼的地面。
正在城楼上观察着战场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在同一时间里，感觉到自己的胃部好像遭遇了一次重击，一阵强烈的恶心感顺着胃部迅速的上升到了他们的胸口处。
和能够很好的掩饰自己表现，习惯性的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的孙元化和卢象升不同，几个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南城门防御工事里的复兴军战士，看到战场上的景象之后，立即就在胸墙内呕吐了起来。而南城门附近的城墙上比较直接的看到了战场上的可怖情景的明军士兵，则是发出了一阵非理性的嚎叫声。
这阵让本来就已经陷入恐慌的明军士兵士气大降的嚎叫声，给孙元化提了个醒。
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对明军的远程武器和复兴军的火箭弹射程比较的孙元化，立即发布了所有城墙上的守军进行警惕性防御，躲避火箭弹攻击的命令。
当孙元化命令卢象升的亲兵将卢象升拉下城墙的时候，只能听到陷入到呆滞状态的卢象升嘴里无意义的重复着“不可力敌，不可力敌”的废话。
在亲卫的保护下快速逃离城墙的孙元化，看着身边几乎陷入崩溃的卢象升，下意识的就握了一下自己官服的袖口处。
在那里，有一颗孙元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可以帮助自己为大明朝“尽忠”的药丸。
第446章“疯狂”的张永涛
张永涛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复兴党人一样，是组织上给起的。
张永涛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有自己还没被被组织救援，还未接受王老师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自己的那个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儿了。这个小名儿，还是当时的拐骗他的人贩子随口给他起的。
他被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十七岁的他已经记不住当初自己被救时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个片段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到现在也难以遗忘。那就是穿着浅灰色已经洗的有些发白了的制服的王书辉老师，亲手把他从一个见不到一点光亮的土洞里抱出来。他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老师脸上带着的温和而又压抑的笑容。
1620年时张永涛被王书辉从人贩子窝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来，是他的一个幸运。当时，刚开始对整个枝江县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书辉，正在亲自主持针对枝江县的严打行动。
在当时，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因为主持这次行动的王书辉本人是带着一定的情绪的。
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各种各样的丑闻和恶行都被大众传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确和清楚了。但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看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王书辉，还是很难对于那些可怕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的。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里的恶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恶劣的。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法律和规矩束缚的工业化社会。从宏观的角度讲，恶行在现代社会里其实要比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少的多。
毕竟，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现代中国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不管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被全社会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而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政府，也会使用这些资源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惩罚和抑制。
现代人看到年轻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会感到极端的愤怒，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无法原谅。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却是一种非常普遍，完全常见的事情。
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和财富，因为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配合的落后社会制度，处于封建农业时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其实都是很难承担过多的人口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把非计划出生的子女杀掉以减轻家庭的生存压力，就成了一种必然。
让王书辉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对大明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贫雇农家庭都会把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直接溺死，然后埋到猪圈或者茅坑里沤成肥料。
如果说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沤成肥料已经让王书辉受到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情绪，习以为常的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态度，则更让王书辉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领导的复兴党建成最早的大规模培训学校是医学类学校，而王书辉最早培养的教育人才是婴幼儿教育人才的原因。
作为穿越者和现代人的王书辉根本就不会允许复兴党的治下出现这种情况，他以极端强硬的，明末时空的土著们无法理解的严厉手段，强行买断复兴党治下所有民众子女的教育权和抚养权的原因正在于此。
王书辉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教育工作者虽然不是从事幼儿教育的，但是师者如父，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一部分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却深刻的刻在王书辉的思想中。
可能在现代社会里因为他面对的是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所以才表现的不明显的原因吧。因为王书辉在明朝末年的学生都是年纪较小的少年儿童，王书辉身上的那种教育工作者的父母心态表现的非常突出。
为了保证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王书辉甚至都不相信自己治下的普通民众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那么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怎么会允许在他的治下出现以牟利为目的的专门贩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存在呢。
所以在王书辉亲自主持的复兴党第一次严打行动中，枝江县境内凡是从事少年儿童贩卖，或者与少年儿童贩卖有关的一切人和组织，都受到了复兴党极端严厉的打击。
杀人抢劫这样的恶性犯罪在复兴党手下也不过是接受重体力高危劳改，“劳作至死”的惩罚。但是针对拐卖少年儿童的人口贩子的时候，王书辉采取的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惩罚方式。
当时枝江境内所有从事人口拐卖的人贩子和为这些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便利的所有饭馆酒店和衙门里的差役等相关人员，先是被戴上高帽子，在枝江县内进行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公共场所接受所有人的唾骂，最终不管是主犯从犯还是看起来似乎有点无辜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审大会后被复兴军战士吊死在绞刑架上。
甚至于复兴党对于这些犯罪分子的尸体的处理，都显示出一种比较暴戾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风干了，什么时候这些人的尸体才会被一把火烧掉。
与这种暴戾情绪相对的是，王书辉对于在这次行动中被救援出来的少年儿童表现出了一种真诚的温情来。很多被人口贩子藏匿在恶劣环境中的孩子，都是王书辉亲手救出来的。这其中就有现年十七岁，刚刚从西山基地里毕业几年的张永涛。
幼年时的经历，给张永涛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王书辉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产生的感恩情绪，变成了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动力。
所以在十三岁那年就完成了初级中学水平教育的他，主动要求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在三年后顺利通过考核的张永涛终于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和王书辉老师一样的灰色军装。
按照复兴党的基层锻炼制度，在新兵训练基地里完成了基层士官培训的张永涛，在1630年的时候被分配到鲁东军区，在鲁东军区某营下属的一个班担任班长。
在鲁东军区担任班长的两年里，表现出色的张永涛先是升为教导员，之后又升职为排长。
1632年初，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张永涛所在的营非常幸运的被抽调组成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加了沧州战役。
和所有西山基地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一样，在斯巴达式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永涛身具“木”和“狂”两种特质。
说他“木”，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的非常的死板。对于各种条例和纪律他掌握的非常好，真心实意的按照这些条例和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所有行动。说他“狂”，则是他在部队训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奋不顾身，一丁点也不在乎个人安危的特点。
“木”还没有什么大不了。在复兴党的那种工厂化教育模式下，在复兴党的那种重规矩重制度的环境里，“木”是复兴党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机械和教条在复兴党内随处可见。
但是“狂”就属于只有西山基地出来的人才有的独特特征了。复兴党工厂化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常规人才，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求平求稳的特点。但是西山基地出来的人，因为西山基地的环境过于极端和单调，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极端和激进的。
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张永涛所在的排的日常训练工作本来是应该由排参谋来主持的。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军校毕业的基层指挥员还是正常升迁上来的排长，都不会自找麻烦去干涉日常训练的工作。但是身具“狂”气的张永涛则觉得，因为缺乏实战，他带的这些兵身上都缺乏杀气，没有狠劲儿，必须要加强训练。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在排参谋主持的日常训练之外，对士兵进行加练。不是二十公里越野训练，就是班组对抗训练。甚至于在刺刀训练中，他还不允许士兵们给刺刀加装刺刀鞘，而是领着大家用亮光光的刺刀进行真刀真枪的拼刺训练。
因为这个，张永涛领导的排，比他所在的连队里的其他排的日常训练伤员要多出三到五倍来。
张永涛的同事，排参谋王洪玉对张永涛身上的这种“疯狂”是非常不满的。他曾经找到排教导员徐中杨，专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排长张永涛是西山基地出身，参谋王洪玉是军校毕业，和他们两个不同，排教导长徐中杨是实打实的从普通士兵通过三项基本考核，凭借着战功升上来的基层干部。
和没参加过实战的张永涛和王洪玉不同，在济州岛和辽南打过仗，正经上过几次战场的徐中杨知道，张永涛的做法虽然极端，但是鲁东军区的部队因为新兵太多缺乏实战，在他眼中确实也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徐中杨虽然没有直接出面支持张永涛对战士的“极端”训练，但是作为排里一号领导的他，还是耐心的对王洪玉说道：
“张排长确实表现的有些极端，对部队的训练也有点违规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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