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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黄博昌一行回来的何祖贤并不赞成将朝廷的要员进行戴高帽丑化游街。但是，全面掌握着保民军和武昌城的复兴会派遣小组的干部们，则是坚持要这么做。
在这些人里，吕元浩的说法非常的实事求是。他没有从高深的理论出发对何祖贤解释这个决定，而是很实在的告诉他，保民军上下也好，武昌城里的百姓也好，都需要实实在在的了解到保民军有保卫大家的能力。游街，特别是把新任湖广都指挥使司的从二品都指挥同知（陈建业官衔）拉出来游街，可以很好的稳定民心。
何祖贤的军事素养虽然不高，但是争人心的道理他还是懂的。他倒是不怎么关心武昌府的百姓是怎么想的。在军言军，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最底层武官，何祖贤也知道这么做确实是有利于保民军的军心稳定。
何祖贤这个人有点啰嗦。在游街的问题被吕元浩说服了之后，何祖贤又对处决这些人的方法表示了质疑。在他看来，像那几百给败兵，是不应该放走的。把他们全部砍头可以有效的震慑武昌城里的宵小之徒。倒是那几个像陈建业之类的有官衔有地位的武官们，可以优待一下之后将他们放走。
听了何祖贤的啰嗦，很多复兴会的年轻干部们已经有点要发火的征兆了。因为在复兴会里，从来就没有人觉得，敌军最底层的士兵们应该承担责任。
他们接受的都是王书辉的科学社会理论思想的教育。他们都清楚的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底层士兵的所有行动都是被动的。应该负责任的人，恰恰不是这些被强迫和被半强迫走上战场充当炮灰的士兵，而是那些奴役这些士兵，驱使这些士兵，强迫这些士兵成为炮灰的封建官僚们。
何祖贤是封建时代的人，封建时代的人的一个思维特征就是特权思想。更具体的说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特权思想。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谁是主导者，封建社会的人和具有封建思想的人，都不会把问题出现的责任往身处高位的人身上去找。
甚至就是在军事冲突中，在敌对的环境中，封建军队的头领们往往想的都是对失败一方的士兵们进行屠杀以此来震慑敌人。而对于同一阶级出身的敌军的首领，他们往往也想着能不能招纳对方。就是不能招纳对方，他们一般也会将失败者放走，希图在统治阶级内部获得一个**才重才的名声。
西方人有战败方用金钱赎取被俘军官的习惯。这是因为那些军官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三国演义》里也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这也是因为关云长本身就是一位侯爷。所以，不管关云长的做法怎样的损害了曹相国的利益，但是从统治阶级利益一致性的角度出发，曹相国也不得不放走侯爷关云长。
所以说，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出发，何祖贤和复兴会的军官们是完全的对立的。何祖贤根本就没办法理解复兴会军官们的思想，复兴会的军官们也对何祖贤的想法极度的反感。可见阶级矛盾这个东西，是随处可见的。
当然了，这也是为什么复兴会的军官们能够在保民军中取得士兵和基层军官们的全面支持，而何祖贤已经彻底的沦为吉祥物的原因。
因为目前还需要何祖贤这个吉祥物的存在，所以黄博昌不得不出面向何祖贤解释了一下保民军这么做的原因。
已经非常熟悉何祖贤想法的黄博昌提出了一个让何祖贤不得不赞同的理论。因为黄博昌告诉何祖贤，大家现在的做法实际上是何祖贤大都督的“故智”。毕竟，保民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不停的膨胀，公开的处死朝廷大员，是一种断大家退路的办法。
复兴会组织宣判大会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在复兴会的统治区域内，宣判大会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对立。在非复兴会的统治区域里，宣判大会的理论基础则是利益对立。
也就是说，在已经全面纳入到复兴会的管理体系内的地区里，复兴会对民众进行的是比较深刻的阶级教育。而在非复兴会的地区里，复兴会对民众进行的则是利益教育。
和阶级教育不同，利益教育是一种最直接的通过利益关系分析矛盾从而建立简单逻辑的过程。以对陈建业的批判为例，复兴会干部并不会对武昌群众揭露封建社会里深刻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全面矛盾。
他们把武昌百姓现在稳定富足的生活和保民军联系在一起，然后再把调查团对保民军的进攻和武昌府百姓现在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一个：保民军维护大家的生活，而调查团进攻保民军就是要破坏大家的美好生活的简单逻辑。
听到有人要把你的好日子破坏掉。听到有人要对你进行高额征税，抢走你家走后一颗粮食。听到有人要把你工作的岗位，把你全家人的饭碗砸掉。听了这样的消息不感到愤怒的肯定就不是正常人了。
所以，陈建业等人就这样在几万人的声讨中被吊上了绞刑架。
不得不说，随着陈建业等人在百姓愤怒的呼喊中被吊死，武昌府已经彻底的从大明王朝的土地上**了出来。
六万多名武昌府的百姓，在精神上已经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造反者。
第216章程绍之死1
公元1625年12月底，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可谓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程绍带领着不到四千个士兵和民夫，终于从开封府到达了襄阳府。
虽然从开封到襄阳这一路上，部队都是沿着各个州县前进的。可是，恶劣的气候和低劣的待遇，使得程绍带领的原本一万多个河南正兵和民夫，在到了襄阳府的时候，只剩下了不到四千人了。
超过两千个士兵和民夫死在了行军途中。超过三千人的士兵和民夫在行军的过程中失踪和逃逸。
在部队离开信阳州进入湖北境内之后，因为沿途各级官府已经接到了新任湖广巡抚姚宗文的指示。所以，从信阳到襄阳这一路上，程绍带领的河南兵没有获得一丁点儿的补给。
等到程绍带领着三千多个精疲力竭的河南兵到达襄阳府的时候，整个队伍的状况比叫花子强不到哪里去。不少士兵进了府城后就开始抢劫街面上的饭铺和食肆，给襄阳城带来了一片混乱。
从带兵进了湖广地界之后，程绍就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
很明显，阉党出身的姚宗文已经接到了魏忠贤一党的明确指示。自己想要在湖广境内获得补给，基本是不用指望的。
更主要的是，经过了这一个多月一千多里地的旅程，程绍已经彻底的认识到，不仅自己不具备平灭叛乱的能力，自己手下的那些文武官员们也都是些草包。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他们在军事上除了都长了一张好嘴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具备相应的行动能力。
一万多个士兵和民夫，在这群人的带领下如今只剩下三千多人了。这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证据了。
所以，千辛万苦的到达襄阳的河南巡抚程绍心里是一片绝望的。外面有阉党的步步紧逼，里面是一群酒囊饭袋手下的无能为力。程绍不仅生理上感到疲惫，在心理上他也是相当的无奈的。
一般情况下，封建王朝的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之间是没有机会会面的。这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保护性措施。毕竟，掌握着各省军政民政大权的巡抚大员们要是勾结在一起，顷刻间可就是滔天的大乱。
即使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两个省份的巡抚之间不得不见面了。一般也是在有统领全局的更高一级的总督长官的召见下的。
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两省巡抚之间是不会见面的。就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两省巡抚同处一地了。双方为了避嫌，也尽可量的会避免见面引发麻烦。
湖广巡抚姚宗文和河南巡抚程绍分数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派系。两者之间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程绍这种承担剿匪任务的巡抚，一般都会加兵部尚书之类的职衔，以利于其统摄地方军政全面的调配和安排军事和人事工作。
可是目前掌握着大明王朝中央政府权力的是魏忠贤等人。所以，东林党出身的程绍不仅没有获得朝廷钦差大臣的任命，连常规的兵部尚书的加衔他都没有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平叛的程绍，根本就没有制衡和调派外省地方官的权力。
因为程绍和姚宗文都是巡抚，两者的官职和级别全都相同。所以，在没有获得湖广巡抚的命令的情况下，就是湖广地方不配合程绍，程绍也没有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程绍就不得不忍受着屈辱的心情，前往位于襄阳府的湖广临时巡抚衙门求见姚宗文，以期获得姚宗文对他平叛工作的支持。
封建知识分子和没有把封建主义的皮毛进化干净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的就是那些向往田园牧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历来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
文人相轻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造成的。在科技大发展社会大进步的条件下，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东西从来都是扯淡的。
科学技术以及和科学技术相关的科研人员，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的专门化、专业化，不断的细化再细化的过程。根本就不存在能够跨学科的精通各个领域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东西。
所谓意见领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跟学术其实没有一丁点儿的关系。比如说现代社会里的很多人，他们成天到晚的胡说八道。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相关的专业的知识背景。他们那些装腔作势的“仗义执言”和一两岁的熊孩子的胡说八道并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说，像治理国家这种对专业要求很高的事情，“公知”文人们全都是不能胜任的。
就以古代文人为例吧。实际上，这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的封建文人，并没有任何的政治、经济和学术上的相关知识背景。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明末文官集团的党争，实际上非常的无厘头。不管是阉党还是东林党，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最纯粹的争权夺势。并不存在那一方具有正义性，哪一方具有邪恶性的问题。
程绍觉得自己主动去见姚宗文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屈辱。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来福灵”，而姚宗文这个阉党是个“害虫”。但实际上，在老百姓眼里，在代表被统治阶级利益的复兴会的眼里，不管是姚宗文还是程绍，不管是阉党还是东林党，他们统统都是害虫，是真正的害虫。
在姚宗文眼里，程绍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是个水没脖子的落水狗了。打落水狗，自以为格调高尚的姚宗文还就真的不屑于去做。
但是，对于程绍请求帮助这个问题，姚宗文仍旧觉得程绍未免有些不识进退了。
在姚宗文看来，大家都是党争中人。程绍这种东林党里的主要人物，不应该这样看不开事情。自己这个被冠名为阉党的敌对势力会怎么对待他，程绍自己应该是清楚的。程绍这样前来求助，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姚宗文觉得，要是自己在程绍的位置上，就不会干出这么没格调的事情来。大家都是士大夫出身，大不了就辞官不做好了。回到老家自己又是一条好“乡绅”。何必要这样自取其辱的贪恋权位呢。
程绍为了保住自己的巡抚官位做出的努力，让姚宗文更加的瞧不起东林党中人了。
第217章程绍之死2
对于姚宗文不肯给自己帮助这件事情，程绍心里实际上是有充分的估计的。事实是，程绍根本也没打算从姚宗文这里获得什么帮助。
程绍其实早就在从开封到襄阳的路上就已经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了。士兵不可用，军官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程绍觉得自己就真的是诸葛再世，恐怕也没有什么胜算。
是人就必须吃饭才能活下去。人人都得吃饭。这件事情对于军队来说自然是没有例外的。湖广地方不给河南兵提供补给，程绍自己又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那么，手里有武器的士兵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出去自己找吃的。也就是说，劫掠地方这种事情不可避免。
从进入湖广境内开始，近四千的河南兵就变成了准土匪。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四千河南兵可谓是劫掠了一路。
如果说平息兵变不利被革职是一种选择的话，到了襄阳府的程绍已经认识到，这个选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自己立即挂冠归隐也已经不可以的了。毕竟，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上，地方上的士绅都因为军兵过境劫掠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些士绅们和朝中的官员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程绍估计，自己纵兵劫掠的罪名，肯定已经被朝中的官员们弹劾的满天飞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前自己在接受朝廷旨意之初就辞官回乡，那么自己应该还能当上个太平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