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线”——太平洋，她在太平洋之西，我在太平洋之东。但这条“三八线”就会永远地隔断我们吗？是否还会出现戏剧性的偶然？她曾是留美学生，我也是留美学生；她如今是演员、制片人，我虽然学的不是戏剧，但鬼使神差，我在9。11事件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作为幸存者的特殊经历，促使我写了一本纪实文学《闯荡北美》，如今已引起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正在改编为电视剧，企图从一个最新的视角再现当代留学生的生存与追求；这样我与戏剧影视也沾了边。不禁产生了一个突发奇想：几十年前的同桌张瑜和我，又跨越了“三八线”，在拍摄一个电视剧上来一把友谊的合作。若真如此，那就太有戏剧性了！当然，张瑜忙，我也忙，还有其他种种的因素，我们未必能构成这样的合作。但我的这个想象，不能不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戏剧性的想象。
大洋那边千千万万的张瑜，与我们这里留学生的移民群体，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通向世界，为中国的再次崛起，为共同搭起一座跨越“三八线”的桥梁而努力吧！
2005年10月邂逅名人／小玲／在北美，巧遇自己关注、喜爱或是仰慕的名人，总会给我和思进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而每一次惊喜之后，也总会生发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遐想；很多人生之谜似乎蕴涵在名人与普通人的巧遇之中。
十多年前，我在纽约中国人聚集的法拉盛金山超市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的，非常显眼，再仔细一看，那不是女排队长孙晋芳吗？在整个“五连冠”的夺取过程中，她是队长，是女排的核心人物。在那个年月，女排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体育的领域，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凝聚的载体。那时我在上海建行工作，十二点一关门休息，行长同意把电视机放到营业大厅，让大家看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决赛的实况转播。真过瘾啊！那每一记置敌于死地的扣球，就像是我扣下去的一样。由于时差，女排在国外的比赛和直播常常在深夜或凌晨，我的对策是放弃睡觉。如今这位叱咤风云的名将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地迎了上去：“请问您是孙晋芳吗？”被认出的她也明显地流露出欣喜的神色。她的伙伴抢着大声回答：“是啊！她是孙晋芳。明天回北京出席人大，在纽约转机呢。”可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场面，这么一个我心中的大名人现身，没有引起预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轰动效应；顾客们还是各买各的东西，没有出现把孙晋芳团团围住的盛况。人们的冷漠和我心头的热烈形成强烈的反差，我真有点儿失落的悲哀；也许是过于敏感，我仿佛在孙晋芳的脸上也读出了一丝失落的怅然。
是啊，不管你获得怎样的辉煌，它不能创造永恒，不管你为这辉煌付出多少汗水、泪水的代价，现实的人们最倾心关注的终究是现实的需要和发展。他们疲于奔命的生活，还能给他们留下多少热情，去关注过去的辉煌呢。
在加拿大和美国，我们还遇到过两位演艺界的中国名人：一位是侯耀文，一位是冯远征。
1998年，我们居住在多伦多。圣诞节过后的一天，思进陪我正在多伦多时装名店Holt Renfrew“血拚”（Shopping），又有个熟悉的身影在我们眼前晃荡。我和思进正盯着他在搜索记忆，要把这个形象和名字连结起来，还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凑了过来对我们说道：“眼熟儿？是不是？侯耀文儿。”
思进反应极快地连忙说：“侯老师！是您啊！‘眼望群山，一锅窝头’。”
他听了哈哈大笑，马上给我们介绍他边上的一位女士：“这是我家里的，想选一件大衣，正找人翻译呢。”于是，我们为他太太当起了业余翻译，还一起逛了会儿，石富宽老师也在场。思进从小和外婆在北京生活过，口音有京味儿，侯耀文几乎把思进看成了北京老乡。临别时把手机、家里的电话号码全留给了我们，并一再嘱咐：“回北京一定上我家玩儿……”
我和思进是美国人眼里的“City Animal”（城市动物），喜欢身居闹市，逛大街，看电影，听歌剧。2005年11月27日的星期天早上，我们到林肯中心去买歌剧票。回家的路上途经白先勇在小说《摘仙记》里所描写的女主人翁买醉的饭店——“Tavern on the Green”，我们也想进去“买回醉”。没想到，在纽约这个有名的饭店门前，我和思进碰上了有名的演技派明星冯远征。他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电影《美丽上海》里那出色的表演，我们非常欣赏。这次北京人艺在纽约的Pace University（佩斯大学）演出老舍的话剧《茶馆》，这里的华人传媒都有很详尽的采访报道，他在戏里扮演松二爷，我们也早早地订了票。居然不期而遇，当然喜出望外。当我通过越洋电话告诉妈时，曾是京剧演员的她，第一反应竟是：“你要小心，他可凶了。”妈的话令我听了哭笑不得。可见他的表演入木三分，我妈无法把他本人和他扮演的角色区分开来。实际上，生活中的他给我们留下了谦和热情的深刻印象。在酒店门口我们招呼他，向他表达我们海外影迷对他的敬意，他却没有丝毫大明星的架子，而是真诚、平常。大概是海外遇同胞，他格外地快乐，和我们有说有笑，合影留念，互换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那次《茶馆》的演出，他特别出彩。演出中得到最多的掌声，谢幕时收到最多的鲜花；他把鲜花和同伴们分享，而谢幕后他最后一个离台，为了给热爱他的戏迷签名留念。我们不想再上台去烦扰他，便悄悄地离开了剧院。回家后立刻给了他一个电邮，祝贺他演出成功。原想他忙，并不指望他的回复。没想到他一回北京，就给我们发出了回复。
人好像都有一个“攀老乡”的情结。譬如我是上海人，天天和上海人打交道，这很平常。如果我在北京遇到了上海人，就会倍感亲切。而在异国，不必是上海人，只要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我就会感到倍加亲切。这一点在名人，如侯耀文，如冯远征，和普通人并无差别。
2005年5月5日，从纽约飞往多伦多的小客机上，坐在我们前面的人也很眼熟，思进说像Vanessa Williams，就是唱《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的那位大歌星。我拼命地摇头否认，她穿戴得太普通了，一件黑色的毛衣外套，配一条黑色的长裤，这和在电视屏幕中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她，不能同日而语。确定她真的是歌星Vanessa Williams，还是因为她的跟班乐队人员在进海关时，大声地帮她报上了大名。这让我突然想明白了件事儿。小时候，我通常只有跟着妈走亲访友外出时，才可以换上新衣服。妈总要不断叮嘱我：“要小心仔细啊！穿坏了就没啦！”因为那个年头是没有条件经常更换新衣服的。不是有句顺口溜吗，叫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每当我穿上新衣外出做客，便被新衣拘着了，举止就不能随心所欲，生怕不小心弄脏了或碰破了它。在客人眼里我是个极其乖巧的小女孩儿，没少听见他们夸奖我，可我心里的别扭劲儿，别提多难受了！常常听人说：“Just be yourself！”（“做你自己！”）这对普通人来说尚且不易，明星们为了形象需要，就更难“做你自己”了。在公众场合，他们有时要说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背自己心愿的事儿。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时刻都被人关注。由此，明星们的苦衷也可见一斑了，这是公众人物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实力的中外男
女明星们，往往敢于做回自己，所以有些小报上会出现他们化妆前和化妆后的形象对照，也有报道他们我行我素的言行。这反过来也传给我们一条信息，就像Vanessa Williams，她已经不需要在公众面前掩饰什么了，她就是她！
再说生下来第一天就成了名人的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儿子，美国人心目中的王子——小约翰·肯尼迪。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出生在白宫的总统的儿子。他的父亲被暗杀时，他还差三天才满三周岁。在给他父亲送葬的队伍里，他的一个敬礼，让美国人对他痛惜怜爱。从此，他有了个昵称叫JohnJohn。JohnJohn不是在他父亲的呵护下成长的，而是在美国人的心中长大的。好莱坞明星们往往需要精彩的表演，歌星需用完善的歌舞才能被媒体注目。而他只需轻轻的一声“呼吸”，便上了头条新闻。从他出生不久吃第一口婴儿食品、掉第一颗牙齿、读哪一所中小学、考律师执照和谈恋爱的成与败，到可以继承他父母多少钱的遗产和如何逃到老家去秘密结婚，没有一丁点儿的隐私可言。他“挣扎”着想摆脱名人身份，做一个普通人。他大学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当助手；为了政治抱负办杂志；他经常骑车上下班，和普通人一样在中央公园里溜双轮或晨跑；纽约人随时都有可能和他不期而遇。美国人喜欢他，纽约人爱他，是为他的不张扬，不狂妄。人们越喜欢他，媒体就越爱报道他，他也就越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为逃离人世间的喧闹，他热衷翱翔于天空，去追寻、享受优游于蓝天白云间的自由自在和宁静。当他的飞机失事后，CNN接连几天追踪报道他，所有传媒纪念他的文章连篇累牍，令全国都沉浸在一片哀悼声中。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他的名人身份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
人啊，往往都爱追求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名人为了做普通人而煞费苦心，比如小约翰·肯尼迪。普通人却羡慕名人们的闪光耀眼，比如思进和我。上帝对人总是公平的。名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所关注，就缺乏了隐私和相对的自由，由名带来的利有时是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普通人不为名所累，少了许多利，却拥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自由。
普通人也好，名人也罢，平平凡凡轰轰烈烈地生活过程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认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才不至于在喧哗的人世间迷失方向，做回自己！
后记（1）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上央视做客／思进／
十多天前收到一封电邮，我打开一看，是中央电视台白杉小姐写来的。她是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节目的策划，她说从网络上读到不少我写的文章，看到我9。11死里逃生的经历，和这一事件对我人生观带来的改变；特别是得知我根据自己闯荡北美十五六年来的人生经历，写出了纪实小说《闯荡北美》及准备搬上荧幕。说他们节目想在今年911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我做一个专访，邀请我到北京的演播现场做客。
我在纽约，尽管我今年的假期没休完，还剩十五天，可真是不凑巧，八月底我所在的银行
证券部刚通过一个立项，开发一个全球规模的证券分析交易新系统，这个大项目九月份就要上马，我作为该项目的骨干人员，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在这个节骨眼儿是跑不开的。因此我回了封电邮，将我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对白杉细述，对不能如愿表示遗憾！并告诉她，正好美国中文电视台前两天拍了个对我采访的短片，建议她借用这个短片制作这期节目。
第二天，她的电邮又来了，说我的建议很好，不过因为采访的视角以及节目形态不同，他们还是决定对我进行一次专访，他们可以用电话连线、卫星传送的方法实现北京和纽约之间的对话：就是让主持人在北京的演播室通过电话与我进行访谈，在纽约方面，他们联系央视驻美国记者站的首席记者屈小平对我进行同步拍摄。那就只需我请一天假了。节目做完后我才得知，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简便了，可是却让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与金钱，我出现于荧幕前的短短的二十分钟，幕后的工作量却大得惊人，从中体会到一档成功的节目背后，凝聚的是电视从业人员的汗水和辛劳。
就先说节目策划白杉吧。她先是制定录制方案。考虑到我在9。11死里逃生这样的题材，属伤感叙事型，即软性的题材，由女主持人来做比较合适，决定由董倩来主持。而我正好在前几天看了她那期《歌唱演员丛飞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对她也并不陌生。最后，由我、主持人董倩和中科院的国际问题专家殷罡老师出现在观众朋友面前的一问一答，就是最终的定稿。
白杉还要将录制好的节目，剪辑、配音乐、录话外音等等。直到临播出的当天中午，白杉还打电话向我确定了几个小细节，那已是我这儿的纽约时间半夜十二点多了。纽约和北京时差12个小时，上班时，我只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