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女神》横空出世，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一些诗坛前辈也对其赞誉有加，这让郭沫偌信心大涨。
然而，他发现在众多评论中，总是把他和一个叫做林子轩的诗人进行比较。
甚至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
他大部分时间在日本，对于国内文坛的现状了解不多，而林子轩也是刚刚才声名鹊起。
郭沫偌把林子轩的诗作找来看了看，心中大为不服。
林子轩至今为止只发表了十六首新诗，大多是爱情诗和哲理诗，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赞誉，想必是鲁讯和周作仁在背后力捧。
这让他更为恼火，他早已不是文坛新人，不过和周氏兄弟在文坛的地位相比还大有不如。
郭沫偌自然不愿意忍气吞声，在这场新诗的较量中处于下风。
这可是创造社的第一场战斗。
在新诗的领域，目前有三个人被屡屡提及，胡拾、林子轩和他郭沫偌。
胡拾在文坛的资历比较老，不好对付，《尝试集》的确开启了新诗的先河，这个争不过。
可林子轩也只是刚刚冒出头的新人，不过是攀上了周氏兄弟才一举成名，论资历，还不如他郭沫偌。
于是，本着教训新人的目的，郭沫偌在《学灯》上发表了《对新诗的几点看法》。
也就是林子轩看到的那篇文章，文章以诗坛前辈的身份对林子轩进行了指点和劝说，让林子轩不要走错路。
两日后，林子轩的反击来了。
不仅在《学灯》刊登了四首新诗，还写了评论，劝解郭沫偌管好自己，不要当“诗霸”。
郭沫偌气愤不已。
他看了林子轩写的四首诗，《死水》和《寻李白》完全是针对他的批评而写。
《死水》看似一潭死水，却暗含着惊天动地的怒吼，而《寻李白》的大气磅礴更是让人动容，更难得的是，林子轩的诗歌更为注重美感。
至于《澳门之歌》和《有的人》虽然也算佳作，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林子轩的反击给新诗的争论浇了一桶油，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文化名人站了出来。
鲁讯和周作仁纷纷发表文章，支持林子轩。
鲁讯对《死水》尤为看重，他喜欢那种蕴含在死水背后的力量，而周作仁更喜欢《寻李白》，由此可以看出，两兄弟在文学上不同的追求。
一直忙于“整理国故”的胡拾也发表文章，支持林子轩。
认为林子轩提出新诗应该百花齐放的观点很正确，写新诗各种风格都可以尝试，不能有局限，也不能听某个人的指挥。
胡拾之所以出言支持林子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
在1915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林子轩是校友。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抵分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文人和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文人。
其中有不少都是校友，这又分成很多小团体。
比如林子轩和胡拾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那么就会有亲近感，一般情况下不会去得罪对方，还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相互帮助。
连新诗的开创者都发话了，郭沫偌陷入了被动之中。
第四十章 文坛论战的兴起
在这场有关新诗的论战中，郭沫偌以失败而告终。
这其实是文坛新旧两种力量的第一次交锋。
当然，这个“旧”指的不是像鸳鸯蝴蝶派一样的老派文人，而是同样提倡新文学的两种力量，或者说是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
在北平，胡拾和鲁讯都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他们是精神领袖。
在胡拾身边聚拢着一批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文人，比如陈锡滢和徐至摩，他们后来创办了《现代评论》。
而鲁讯身边的人则大多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或者是他的学生，这就是文学研究会的班底，包括后来的语丝派。
不过此时新文学刚刚开始，众人想的是如何把新文学发展起来，没有那么多的矛盾。
两个圈子的人物交互往来，颇为和睦。
随着新文学打下了根基，站稳了脚跟，由于教育背景和政治主张的不同，矛盾开始激化，这是二三十年代文坛论战兴起的主要原因。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打江山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一旦打下了江山，就开始争权夺利了。
就在双方矛盾将要激化还没有激化的时候，突然从日本冒出来一个创造社，想要在新文学的领地分一杯羹，且大有挑战前辈的架势，太过于嚣张。
这如何能忍？
只是郭沫偌针对的是林子轩，如果林子轩自己都不出头，那其他人也师出无名。
好在林子轩没有让人失望，果断进行了反击。
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给这个新兴的创造社一个教训，分分钟告诉他们怎么做人。
不说周氏兄弟和郭沫偌本来就有矛盾，也不说胡拾和林子轩是校友，只说此时文坛的大环境，郭沫偌的做法就得罪了北平的文坛。
这也是后来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死磕的原因之一。
林子轩不像郭沫偌，背后有创造社，背着一个靶子。
他没有派别，既和胡拾是校友，又得到了周氏兄弟的力挺，支持他的人自然不少，关键是他自身有才学，写出来的诗作质量上乘。
如果他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不会有人出言支持了。
这场论战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虽然创造社成员，如成仿伍、张资评等人力挺郭沫偌，可惜被淹没在批评的大潮中。
最终，郭沫偌黯然返回日本，这场论战才渐渐平息。
通过这场论战，林子轩做实了新诗奠基人的称号，文坛也算有他这号人物了。
上海私立复旦大学甚至邀请他到学校演讲，任客座教授。
这是民国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大学会邀请一些社会名人，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才到大学讲课。
客座教授不占用学校教师的名额，也不用按时上课，按照上课的次数付费。
一般来说，一节课大约五块到三十块不等，要看受邀请者的名望而定。
林子轩答应了邀请，却没有时间去讲课。
他其实并不怕讲课，就算不讲新诗，也可以讲讲《三国演义》，或者是《红楼梦》。
他在后世喜欢看《百家讲坛》，对易仲天的《品三国》和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很有兴趣，每期必看。
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冒充文化大师，当然前提是他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本名著，否则很容易露馅。
林子轩正在忙着创办电影公司，首先是购买拍摄器材。
在这个年代，电影拍摄器材被垄断在外国人手里，他又不可能派人到国外购买，只能让上海的洋行进行代购。
洋行是指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商行。
在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
1840年以后，外商在中国的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1911年之前的16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120家，资本额近1亿元。
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中国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
1911年之后，洋行在中国的扩张并没有中止，反而日益壮大。
林子轩发现想要购买电影拍摄器材，只能选择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原本他在法租界小有能量，找法国人买拍摄器材最合适不过，可在法租界出售电影拍摄器材的正是上海百代公司，在公共租界还有一家英国留声机公司也出售拍摄器材。
不过英国人的设备质量比不过法国人，毕竟电影就是法国人发明出来的。
可他和百代公司正处在僵持状态，估计百代公司会狠狠的宰他一笔。
他也可以用冯敬尧的冯氏商行的名义代买，只是以后拍摄用的胶片等等，都需要购买，这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
他能瞒得了一时，却不能一直瞒下去，总会被百代公司知道的。
在商言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和解是个不错的主意。
林子轩打听过，百代公司在被他拒绝后，仍旧推出了流行歌曲的新唱片。
这个世上从来不缺少聪明人，他们模仿林子轩歌曲的曲调，稍加改变，然后找了一位戏曲界的名伶演唱。
从作词作曲到演唱，透着一股浓浓的模仿味道。
可模仿是那么容易的么？
林子轩选择的都是经典歌曲，稍微改动就会破坏乐曲的美感，加上乱编的歌词，和名伶戏曲化的唱腔，简直惨不忍睹。
那位名伶不知道唱戏和唱流行歌曲的区别，还是用唱戏的腔调来唱流行歌曲，给人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感觉。
完全是东施效颦。
百代公司推出的这场唱片刚开始销量不错，可随之而来的是极差的口碑，勉强收回了成本，但公司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看着黎锦挥带着孟晓冬在全国巡回演出，大赚特赚。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为了挽回公司的声誉，也为了公司的利益，他要联系林子轩，打造全新的唱片。
至于条件，可以继续谈。
第四十一章 鸡犬之争，渔翁得利
百代公司的经理张常福是宁波人，他虽然对于唱片录音、制片等技术问题是外行，但是他具有经营管理的眼光、能力，以及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买办”这个词语，这是外商进入中国后催生而来的。
买办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由于需要熟悉英语和对外贸易，最早的买办是广东的掮客转变而来。
随着中国的口岸开放增多，租界变广，经济业务扩大，买办紧缩，以前以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临时雇佣的掮客逐渐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管理员，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
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寻找一个当地有实力的买办是首要任务，他们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
随着外商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批当地买办。
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
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张常福就是一个标准的买办。
他头脑精明，善于抓住机会，在上海百代公司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初正是他带着灌录设备和技师前往北平，灌录了大批京剧名家的唱片，才使得百代公司一举成名。
在灌录林子轩的唱片时，他同样持积极态度，因为他意识到流行歌曲是唱片行业的生机。
然而，林子轩得寸进尺，要求分成，这严重损害了张常福的利益。
在张常福的收入中，薪水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他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佣金，而且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独立商人。
不少上海的唱片经销商背后都有他的资金，有些甚至是他亲戚开设的。
林子轩要求分成，对于法国人影响不大，只要把这笔钱转嫁到唱片价格上即可，损害的是张常福的利益。
所以，他拒绝了林子轩。
不过现在形势不妙，新唱片失败，法国人很不满意，他需要林子轩来扭转不利局面。
特别是他听说林子轩在和谋德利洋行接触的时候，就更为焦急了。
谋得利洋行是上海百代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
1897年，位于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最先将蜡筒留声机和圆柱形蜡筒唱片引进上海，由于谋得利洋行的最先引进之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唱片被统称为“谋得利唱片”。
1903年3月中旬，英国留声机公司的录音技师弗雷德盖斯堡来到上海，在谋得利洋行买办徐潜麟的操持下，盖斯堡于19日进行了中国本土的首次唱片录音。
这批唱片被送往英国留声机公司位于德国汉诺威的工厂内加工成片，批量生产，然后于当年6月运抵上海，由谋得利洋行代理销售。
此后，谋得利洋行于数年内垄断了中国的唱片销售市场。
这种状况直至1908年柏德洋行（即日后的上海百代公司）成立后才逐步得以改观。
如今，在上海，谋得利洋行和上海百代公司竞争激烈。
谋得利洋行代理英国留声机公司的产品，也叫做胜利唱片，它的唱片封面上是一只正在听留声机的小狗。
东方百代公司代理法国百代唱机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