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尤其是外部的管理啦，等等。但若让水往低处流，就不需要任何这类玩意儿，水会自动把所有低凹处填满。为什么？因为第一种过程违逆水的本性，而第二个目标符合水的本性。人类社会也是同样道理：只要成员具备了利他本性，他们会自动填满所有需要劳动的岗位。不要忘了那个现成的例子：蚂蚁社会里就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管理，但它们运转得很好。”
我不再说话了，在他的怀抱中保持沉默。颜哲扳过我的脸仔细看看，说：
“不，你有心事不是为这个。告诉我，到底是为啥。”
我本不想说，但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只好说出来：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啥。没错，你的利他素很有效，我感受到了大伙儿的幸福。但这种幸福都带着梦游的色彩。坦率地说，他们现在的言行是由咱们控制着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俩并不在这个群体中，这让我――怎么说呢，有点儿‘骗人入局’的负罪感。”我怕自己的话伤害颜哲，赶忙补充道，“这只是我的糊涂念头，你别介意。也许，让我也吸入蚁素，跟大伙儿融入一体，就不会有这样的胡思乱想了。”
但我的“糊涂念头”显然对他触动很深，他也沉默了。良久他说：
“其实我也很想融进这个利他群体中去，但是不行，为了保护这个纯洁的小团体不受外界所害，必须得有一两个清醒的监管者。扮演这个角色是很痛苦的，这一点我十分清楚。秋云，你一定要陪着我，别让我一个人留在外面。”
他的话里有很深的痛苦，我被打动，反过来安慰他：“颜哲哥你别担心，我留下来陪你。我答应过的，保证说话算话。别不开心啦，今天你该高兴的，你的蚁素真的和你爸的蚁素一样有效，原先我还担心‘新姜没有老姜辣’呢，我是多虑了。”
“是啊，我看了那么多天的书，就是为了有效地复现爸爸的成功。有了今天的实践，我也更自信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两次的蚁素虽然同样有效，其间还是有差别的。这不奇怪，即使大药厂用标准程序生产的青霉素，也不能保证不同批号之间完全相同。按医院条例，打针前每个批号必须分别作皮肤试验。我本人就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危险。上初中时有一次我患肺炎，医生开了三天的青霉素，头天做了皮试，不过敏。因为是连续打针，其后不用再做皮试。但第三天的青霉素换了批号，护士疏忽了，忘了重做皮试。我打完针，刚走到医院门口，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好在我还清醒，知道是药物过敏，立即回头向注射室走，那时走路已经得扶着墙了。刚进注射室，我就顺墙溜下去，其后便人事不知。
过后很后怕，如果我当时没有勉强走回注射室而是休克在路上，耽耽搁搁的，说不定一条小命就报销了。可惜，在蚁素问题上我忘了这个可以类比的教训。那次从喷洒程序上说正好有一点巧合：喷了第一批号蚁素的赖安胜等三人又和其它人同时接受了第二批号蚁素的喷洒，后者完全覆盖了前者，于是把其中的矛盾掩盖起来。所以我和颜哲当时都没想到，不同“批号”的蚁素之间有着小小的差异。
而且，正是这个小小的差异造成了后来的血案，最终成了溃堤千里的蚁穴。
4 女知青怀孕
第二天是打麦。像割麦一样，打麦也是农活中的重头戏。实践证明，颜哲说的“水会自动填满低凹处”的话一点儿不错。那天早饭后，虽然不再有人派工，但所有该去打麦场的劳力都去了。颜哲也早早赶去，拎个桑叉准备“撂垛”。打麦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把麦捆打碎，有人负责朝打麦机里喂麦，有人负责用桑叉把打麦机里喷出来的麦秸推到麦秸垛前，两人用桑叉把麦秸挑到垛上，即俗称的“撂垛”，再有一个人在垛上负责把挑上来的麦秸摊平，最后结出圆锥形的垛顶。麦秸是黄牛冬天的食物，堆成垛是为了防雨。打出来的麦粒则另有人负责运走，摊到麦场里晒干。
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不知道撂垛的艰难。从表面看来，把轻飘飘的麦秸挑到垛上一点儿也不费力，但长时间的重复动作使你肌肉酸痛僵硬，而麦秸垛越来越高，挑起来也越来越难。大团的麦秸如浪涛般不停息地涌来，你稍一放松，它们就会集成大堆，锈在一起，撂起来就更加困难。在农场里，撂垛向来是棒劳力的活，颜哲是当然选手之一。每次看到他累得精疲力竭，只能趁打麦机偶尔被麦秆塞死的片刻，拄着桑叉大口喘气，我真为他心疼。
不过今天颜哲没能干这个活，他刚站定，就被两人挤走了，一个是赖安胜，一个竟然是崔振山。虽然有昨天会上崔振山的那番话，但颜哲还是不大相信他能干这活，站旁边怀疑地观察着。但这两人确实干得很好，虽说也很疲累，但肯定比颜哲撂垛时从容多了。后来随着麦秸垛越来越高，他们也开始拄着桑叉喘气，但脸上仍洋溢着劳动的快乐。
整个场上都洋溢着这种快乐和幸福。向打麦机里喂麦的是岑明霞。这个活儿不需要大力气，但要手疾眼快，这正是岑明霞的强项――想想她纳鞋底是怎样一个快手！我在旁边解麦捆，一边干活，一边欣赏着岑明霞的动作，她真像跳芭蕾一样潇洒写意，揽过我递过去的麦束，用手一分，平平展展地送进打麦机，干得既快，也不会塞死机器。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头发也湿透了，脸上因汗水而粘满了细小的麦秸屑。但她脏兮兮的脸上同样洋溢着快乐。
整个农场运转得像一部精密的机器――不，这个比喻不好，所有机器都是需要外部管理者的，而农场却是自动运转，自我管理。其实应该这样比喻：农场运转得像高效的蚂蚁社会＇奇‘书‘网‘整。理'提。供＇，只有劳动者，不需要管理者，没有任何内耗和无用功。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的地位比较尴尬――颜哲。今天无论他走到哪儿，拎起啥样的活，都会很快有人走过来，把他的活接下来。半晌休息时，他把我拉一边，尴尬地苦笑着：
“糟了，出了一点纰漏，是无法修正的错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
我吃惊地问出了啥纰漏，颜哲说：
“可能是蚁素的一个附加作用吧，人们都把我当成了蚁王，会自动地阻止我干活。”
我立即想起六岁那年，庄学胥带我们挖开蚁巢后的情景：十几只工蚁拽住蚁后躲起来，不让它身涉险地。没错，保护蚁王这种指令一定深藏在蚂蚁的信息素中。我不禁大笑，小声揶揄他：
“对，蚁后是不干活的，只负责繁殖。你把这个任务担起来得了。”
颜哲面红耳赤，他真的很尴尬。说起来，这种尴尬其实是缘于他的成功。他的蚁素很有效，如今农场成员的行为都受深层次的利他主义的支配，绝非劝说、解释、命令这些浅层次的行为所能改变。所以，不论他怎样解释，“不许蚁王干活”这个潜在的规则也不容改变。但如今这儿不需要脱产的管理者，他又不可能像蚁后那样专司繁殖，这样他岂不是成了废人一个？
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没干成任何农活，只好去厨房，帮助炊事班把新麦馍和绿豆汤送到打麦场。旧城县很穷，这儿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馍”，对他们来说，“好面馍”管饱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颜哲有次帮木匠齐师傅往家拉柴火（干木活后的废料）。乡间土路凸凹不平，到齐师傅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齐师傅八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但老爹一回来他就醒了，在床上拧来拧去、吭吭吃吃地不安生。颜哲有点奇怪，说齐师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还是当爹的知道儿子的心思，起身把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少一半白面多一半红薯面）掰下半个给儿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这才安心入睡。齐师傅对颜哲说：家里除了麦忙天，从来不敢吃花卷馍的，更不用说好面馍。儿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来，就是惦记他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
知青农场建场头年，知青们生活之苦不亚于周边农村，但我们占便宜处是新建农场，按规定三年不交皇粮，所以从第二年新麦下来后，在麦忙期间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两一个的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情形传到附近农村时，曾让周围的农民羡死妒死，甚至到县里去告我们。
麦忙天吃饭时有个奇怪的现象：既不知道饿，因为炎热和疲累让人失去了食欲；也不知道饱，随便一吃，一两斤馍就进肚了。连我也能吃两个大杠子馍，更不用说崔振山了，他几乎每顿都是三四个，过了麦忙期别人都瘦，就他膘肥油厚，像是秋天刚填完膘的狗熊。
但今天很奇怪。颜哲把馍篓扛来了，四两一个的白杠子馍散发着新麦的甜香，逗人馋涎，但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劳力和弱劳力，都只吃一个就不再拿了。颜哲努力劝他们多吃一点，但人们都微笑着，不无留恋地看看馍篓，一个个离开了。等到撂垛的赖安胜和崔振山把场地收拾净，也来吃馍时，颜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崔振山也只吃一个，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馍篓。
颜哲把我拉到一边，现在他的心里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了。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着。他说：
“大伙儿‘定量取食’这种现象，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有很深刻的意义。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利他素可以驱使每只蚂蚁都忘我地劳动，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它也能驱使每只蚂蚁公平地取食。否则，只要蚁群中出现一只贪得无厌的成员，就能破坏整个蚂蚁社会的秩序。”
这一点他说得太对了，我绝对信服。在高中吃食堂时，大伙儿的碗筷吃完后都放在公共碗架上。平时这种秩序很稳定，但只有出现一个捣乱者，出现一个自己没碗筷而偷用别人碗筷的家伙，很快就会激起一波凶猛的偷窃风潮，因为丢失碗筷者急于吃饭，都会很生气地顺手捞一副碗筷来用，而且没有良心负担。蚂蚁社会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人类社会中的法令、道德、惩罚、大门、铁锁等，它们怎么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真令人佩服。
颜哲说：“这么说来，咱们的蚁素确实很成功，在我尚不明白其深层机理的情形下，就成功地复现了自然界蚁素的所有功能。”
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分析，我想，他眼光的敏锐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但这样不行，麦忙期间活这样累，仍按农闲期间的取食标准是不行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取决于利他素的深层作用，不是解释和命令所能改变的。颜哲为此很发愁，无计可施，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我说：
“颜哲哥这样行不？你带头多吃，我也跟着你多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就是新的规则，会学我们的样――要知道如今你是蚁王呀，我算个副蚁王吧。”
颜哲眼睛亮了：“行，咱们试试看。”
他很高兴，夸我，说我与他的搭档简直是“绝配”，因为他擅长于走“正”道而我擅长于发现“奇”径，会不循常规地出牌。我被夸得有点害臊，说你先别夸我，能行不能行，还不知道呢。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我们加大了取食量，经过短时间的震荡后，其它人很快就跟我俩一致了。只是，为了保证别人吃饱，逼得小饭量的我，还有因不干重体力活而减了饭量的颜哲，不得不强撑着多吃，一直坚持到麦忙天过去。那些天，我们肚胀便秘，打嗝放屁，着实难受。旧城县农村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皇上最会享福，金銮殿左边支一个油锅，右边也支一个油锅，每天啥时想吃油条啥时候炸。这在农民心目中是最高境界的幸福。如今我知道，当一个吃饭无节制的皇上，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六月的农活不断头，麦收刚过就是插秧。插秧轮到知青唱主角了，因为农场中的老农都来自种麦区，没干过插秧，他们都四十多岁了，学做新农活肯定赶不上学生娃儿。所以他们只负责挑秧送开水，为插秧的知青当后勤。颜哲是主力中的主力，插得又快又好，还把插秧编成口诀：脚走两条线，两眼朝前看，左手（拿秧把的手）跟着右手（分秧和插秧的手）转。
但今年人们不许他进秧田。今年在秧田中大露风头的是岑明霞。她进了秧田就不见直腰，很快把别人远远地抛到后边，而且秧插得非常整齐，像是用直尺划出的格点。孙小小早忘了对岑明霞的敌意――喷了蚁素后，农场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恶”念了――大声夸奖岑明霞：
“明霞姐你真厉害，插秧又快又整齐，谁也比不上你！”
岑明霞直起腰，敲敲腰眼，显然她已经腰酸背疼，但看着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脸上浮出灿烂的笑容。这些天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是见惯的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