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忙完招生工作的苏校长，可没时间也没心情跟他扯这些，事实上对这么个搭档本来就很不满，见他发起了牢骚，干脆转过头去，冲正等着的人事处师资及专家服务科王科长说道：“事到如今，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小王，你们辛苦一下，尽快把书面材料搞出来。
至于田教授那边，我回头去找下闻老和他爱人，看能不能与他取得联系。”
书面材料可不是一式两份推荐表那么简单，不但要＋有田大教授所有科研项目、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复印件：重要创新性论文的全文和其刊载杂志封面、目录的复印件：以及其他代表性著作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复印件：
此外还有sa、EI、ssa、CSSCI收录以及论文他引情况的证明：在国外任职或在国内担任重要职务的任职证明；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担任职务的证明以及作大会报告、特邀报告的邀请信或通知的复印件……总而言之，需要的材料非常之多，以至于不得不像投标文件那样装订成册。目录索引是必不可少的，以便专家们在评审时好按照页码查阅。
王科长头都大了，愣了好一会儿后，才一脸苦笑着说道：“校长，辛苦一下倒没什么。
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总不能凭空瞎编吧？
再说我就一搞行政的，就算所有材料齐备，也达不到上级领导的要求啊。”
隔行如隔山，王科长还真不是在推卸责任，苏校长沉思了片刻，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田教授参加评选是件好事，我想闻老绝不会坐视不理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请他老人家把这事负责起来。”
“这就再好不过了。”
王科长的话音刚落，李书记便忍不住地问道：“老苏，看来风向真变了，你说田文建接下来的工作，要不要再做一下调整？”
吃一堑长一智，被“圣人张巡？食人张巡？”搞得焦头烂额的江大，可不敢再让田大教授讲那些备受争议的内容。甚至连讲伦理学的权力都剥夺了，而是安排他下半年讲马哲，马原和科学发展观。
三号首长的批示绝不是拯救区区一个田文建那么简单，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给教育界和学术界释放了一个信号。
想到这些，苏校长对眼前这个老狐狸佩服的政治洞察力，佩服得是五体投地，略作沉思了片刻，毅然说道：“其实有争议也不是什么坏事，从刚刚结束的招生工作中就可以看出，我校的知名度得到显著提高。既然三号首长都盖棺定论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一切照1日。”
“我也是这么看的。”
李书记话锋一转，接着说道：“现在想想，他还真有点可惜呀。老苏，你说他学什么不好，偏偏学个哲学。如果他的专业是经济学，那我们江大就出了一个经济学家了。”
在现行体制下，哲学被庸俗化和弱智化到了极点。以至于连那些厚颜无耻到极点的”砖家叫兽”，都不敢自称哲学家。也出现了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比比皆是，哲学却连个大师都没有的怪事。
苏校长苦笑着摇了摇头，想了想之后，突然笑道：“矮子里面挑将军，说不准咱们江大还真能放颗卫星。不过这也是想想而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看他在我们这儿也呆不了多久。”
“什么意思？”李书记糊涂了，一脸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
“前段时间我相继接到了丁省长、组织部李部长和赵维明副省长，三位省领导打来的电话。虽然都若无其事的打着官腔，但有意无意中都提到了小田。老李，虽然咱们现在不归省委省政府管，可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
在李校长看来，三号首长的批示只是适逢其会，并不意味着田文建真有通天的背景。毕竟两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太过悬殊，根本就是八杆子都打不着。而三位省领导如此高看，则让他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想到自己刚刚才摘掉了人家的乌纱帽，李书记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愣了好一会，才追悔莫及地说道：“看来我以前是孟浪了，老苏，要不我们来个亡羊补牢，你看怎么样？”
苏校长长叹了一口气，摇头苦笑道：“晚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别忘了教育部有明文规定，特聘教授在聘期内不得担任高等学校领导职务。我们还是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一心一意的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吧。”
李书记这才反应了过来，连连点头道：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正如苏校长所说的那样，省领导对田文建还真不是一般的高看。李书记刚跟闻老爷子说了一大通祝贺的话，正准备给田大教授在博士楼安排套房子，省委组织部吉副部长便亲自赶到江大，商谈将田文建调任省社科院副院长事宜。
关系几个月前刚从组织部调回来，现在又火急火燎的要调走，正琢磨着怎么补偿的李书记自然不会同意，而是让吉副部长先征求下田大教授的个人意见。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无需田大教授回来，闻教授和顾小娜便代为婉拒了省委组织部的好意。
事实上丁昊南省长也很纠结，因为对无心仕途的田文建而言，一个副厅级社科院副院长，还真不如教育部长江学者有吸引力。
尽管如此，丁昊南还是给社科院作出指示，要求社科院与江大合作，请田大教授牵头，搞一个社会道德研究方面的项目。变相的给田大教授送点钱，以此向中办副主任乔伟表达善意。
就在田文建带着贺教授在国际上求爷爷拜奶奶的到处乞讨之时，他参加长江学者评选的消息不胫而走。舆论一片哗然，右派学者和香港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好评如潮，认为这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
极Z派大佬则恰恰相反，认为田大教授是恬不知耻的沽名钓誉。同时还一如既往的上升到了政治高度，称田文建这个汉奸卖国贼如果入选，那就是权贵集团为自己里通外国正名的铁证！
令众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的某些观点，与死对头右派还有着惊人的相似。认为田大教授参选是学术行政化的具体表现，指责右派在这个问题上选择性失明，抨击教育部主导下的学术不公，要求调查其中见不得人的黑幕。
直到江大网站挂出带有田大教授简历的公示材料，铺天盖地的抨击才见消停。众人这才知道“江大美狗“、“江大汉奸”既不是香蕉人，也不是不学无术之徒。不但是具有着十四年党龄的老党员，还参加过98抗洪。
不但是大学生献身国防的正面典型，还一名在经济建设中再立新功的优秀复员军人。一张张从抗洪前线下来时遍体鳞伤，率领龙江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干部劳动，以及一堆军功童的照片，让关注他的所有人无不瞪目结舌。
正面典型的确是树立起来的，但时代不同了，你可以去质疑雷锋事迹的真实性，却无法否认如假包换的事实。
至于学术成就方面同样无可挑剔，闻教授贴出来的田文建所发表的十三篇论文，在美国哲学会、英国皇家学会的专业刊物上都有发表或转载。甚至连一些国际知名的哲学大师，都引用了其中的部分观点。
田大博士在美国研究中国道德哲学，的确有着投机取巧之嫌，但能获得国际哲学大师的认可，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对现在的中国而言。
尽管田文建处在学术界和教育界舆论的风口浪尖，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除了网上流传的一些授课视频之外，他并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也没有通过什么渠道进行辩解。
他只是一个副教授，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教书育人的副教授！正是因为如此，他居然获得了绝大数人的同情和尊重。之前那吵得天翻地覆的争论，也随之而成为了一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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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九章“一网打尽”
9月7号，学生开学的第七天，出国近两个月的田文建终于回来了。；
如果他是一名中小学教师，无疑会因此而在他那漂亮的履历上留下一小小的污点。还好他执教的是大学，开学要比中小学晚一些。不仅不会影响到本职工作，甚至还有十来夭的准备时间。
令苏校长、李书记等校领导哭笑不得的是，田大教授似乎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不是那么上心。报了个到、露了个脸之后，又一下子没有了踪影。
万事开头难，田文建是真忙。
至于长江学者的待遇和荣誉，别说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就算不忙也不会放在心上。这并不意味着他淡泊名利，而是对现在的他而言，这些真没什么吸引力。毕竟连北大清华的博士和硕士，国际上都说承认就承认，说不承认就相当于一张废纸。这些学者教授的含金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纽约爱滋病联盟承诺提供六十七万美元的资助，辉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金龙博士我们也见着了，他愿意无偿捐赠价值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大扶康。虽然不能治疗爱滋病，但对两种机会性感染一隐球菌性脑膜炎和食道念珠菌感染非常有效。
艾伦一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愿意与我们合作，采用葛兰素史克先生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给600名晚期患者提供免费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现’我的朋友’基金会副主席乔纳森先生，将于半个月后来龙江实地考察。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资金或药品援助……”
高新区江天集团总部会议室济济一堂，总算没有空手而归的田文建和贺秉苏教授，正给天南海北赶过来的志愿者们介绍此行的收获。
看着众人兴奋不已的样子，田文建不禁暗自苦笑了起来。六百多万美元的善款和药品，咋一看的确很多。可这些点钱和药品，多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而言却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他还是强作欢笑道：
“其中很大一部分善款，都来自于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港澳华人的捐赠。由此可见，炎黄子孙同样具有慈善文化基因。只要我们能把善款和药品公开透明的用到实处，我想国内的成功人士同样会慷慨解囊的。
他的话音刚落，从京城天坛医院赶来的吴医生，忍不住地问道：“田教授，您是说我们除了向海外募款之外，今后也要像红会一样，接受国内企业和个人的捐赠？”
不等田文建开口，刚刚环游完世界，眼界大开的贺教授，呵呵笑道：“当然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给多少收多少，对于善款，咱们是来者不拒。”
向社会公开募集，可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相关部门对此的关注程度，比非法吸储还有之过而无不及。好在基金会注册在香港，可以取缔基金会的基本法23条也没有获得通过，只需要建立一条“洗钱”渠道，完全可以规避国内的法律法规。
对此，田大教授早有准备，甚至还请大洋彼岸的“专业人士”安晓彬出山，兼任香港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的财务总监，专门研究“洗钱”及“合理避税”的相关事宜。
做慈善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事情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田文建立即岔开了话题，冲正翻看着受捐记录的陈红军，若有所思地说道：“陈董，基金会他们一时半会是取缔不了，但在国内的分支机构仍然要受相关部门监管。另外我们的药品虽然不进入市场流通，可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同样不是一个小数字。在这些问题上，还需要你的大力配合啊。”
与全世界一样，缺医少药是中国艾滋病治疗最棘手的问题。2000年的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经过讨价还价，世界几大制药公司同意对向非洲出口的抗艾药物进行降价。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中国并没有被纳入受惠国。
对艾滋病的重视也是一个方面，总而言之，国内的艾滋病药品市场尚未启动。尽管国内有几家药厂，相继“研制”出去羟肌苷、奈韦拉平、茚地那韦等抗艾药品，但不是价格昂贵，就是尚未投产。
面对着国内医药公司那几倍甚至几十倍与国外的药价，出于成本考虑，田文建只能从国外或香港采购。
让海关、药监、税务和卫生部门为名不经正传的龙江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专门开辟一条绿色通道，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陈红军还是重重的点了下头，凝重地说道：“好几百万昵，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你放心，我明天就去京城。”
“那我们呢，我们能做些什么？”从京城佑安医院传染病科赶来陈医师坐不住了，回头看了看身边的同行后，蓦地站了起来。
田文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朝对面的贺教授，呵呵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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