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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来临时，我惊吓成了一只傻鸭。但到1966年秋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我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以及第一茬“革委会”相继被“造反派”轰垮。而“造反派”又很快分裂，故而出现了一种绝对混乱的局面，绝对的混乱造成了权力真空，因而大家都反倒松了一口气，适逢“革命大串联”之风兴起，因此我也便裹挟在“大串联”的旋风里，挤进了沙丁鱼罐头般的硬座车厢，钻到座椅下躺了二十几个小时，串联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自然要去看望七舅舅和七舅母。按地址前往时，心中不禁惶然。我平时并不同他们通信，依北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准而言，七舅舅很可能被指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真不知我能否顺利地看到他。他和七舅母住在离市中心并不太远的近郊新居民区中。我竟很顺利地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并很顺利地见到了他们二位。
四牌楼 第十二章（3）
七舅舅和七舅母大约属于上海市民中最早住进单元楼房的幸运儿。他们的住房宽敞而整洁。七舅母见到我是“惊呼热中肠”，七舅舅呢，却淡淡的，仿佛我们不是十多年未见，而是昨天才刚刚见过。我见他们的家具摆设十分质朴，问他们是不是因为“破四旧”时把那些碍眼的东西破掉了。正巧六娘的女儿瑶表妹住在他们那里，遂告诉我，他们这里原来也并无什么称得上“四旧”的东西。我在那里住了几天，渐渐知道多年来七舅舅七舅母就是那么过的。他们过得很舒服很实惠，应有的尽有，但避免一切多余的“符号”。比如他们的床虽是宽大的席梦思床，但床栏绝无新奇的样式与装饰，铺的床单、枕巾、枕套以及罩单，质地优良但一律素色或仅有条纹或格子，没有一点花朵或其他的图案；沙发坐上去很舒服，但式样单调而古板；墙上不挂任何照片、图画或装饰品，没有花瓶及其他任何纯装饰性的摆设；暖水瓶有好几个，但也都是素色外壳的；走进卫生间，所有的毛巾也都是没有图案的；书架上除了医学书和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没有任何一种文艺作品；七舅舅的那些旅游图和旅游指南其实算不得什么“四旧”，但“文革”一起来都当废纸卖掉了。瑶表妹端起一口大瓷茶壶给我看，笑着说：“惟一有点‘四旧’的就是这只壶，是六娘给七舅舅他们买的，上头原来有牛郎织女渡鹊桥的图画，可是我拿张白纸往这上面一糊，就连这点‘四旧’也没有了。‘红卫兵’也来查过，连他们都说：‘呀，没想到这家人真连一点‘四旧’都没有！’……”再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七舅舅连旧照片也一张未保存过，打开他的衣橱，也找不到西服、领带，他都是中山装——当然质地都很好，但样式绝无问题，衬衫都是白的；他也不爱穿皮鞋，有的是一大堆旧的、半旧的和新的布鞋。
瑶表妹见到我兴奋不已，不住地问北京方面的这个那个，打探小道消息，同时也不停地告诉我上海方面的这个那个，散布许多的传闻。七舅母偶尔插进来问一句说两句，七舅舅却既不问也不说这类时事，只简单地问问我父母的身体，特别是牙齿的状况。
“文革”使得七舅舅无古装戏可看，并且也无法外出游山逛水，连上饭馆大吃大喝也受到抑制，但他依然有着他的乐趣——就是在家里自己烧菜自己吃。“文革”毕竟革不到餐桌上来，反正七舅舅有钱，只要一早挽着菜篮子上菜市上耐心地一转，他家餐桌上的鸡鸭鱼肉便川流不息，他烧的菜比七舅母烧的还要可口。我住在他那里“串联”的十多天里，就吃到他的拿手菜红焖肘子、红烧狮子头、麻婆豆腐、白斩鸡、樟茶鸭子，以及椒盐田鸡腿、怪味田螺、清炖乳鸽等以往我从未吃过的东西。因为他品尝的经验十分丰富，所以他烧菜的路数不拘一格，并且常常按自己的爱好加以发挥创造。我说肥猪肉简直没法儿吃，他不是像我母亲那样，以“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来压服我：“饿你几天，你就要抢着吃了！”而是默默地埋头操作，他把肥多瘦少的猪肉白煮之后，又放进冰箱（他恐怕是上海市民中最早使用冰箱的；那冰箱记得是医用冰箱，七舅母说是医院要进新冰箱，淘汰下来折价给他们买下的）搁放一阵，然后取出来，切成小小的薄片。然后用酱油、醋、精盐、白糖、味精、麻酱、葱花、蒜泥、辣油，少许白酒调成汁液，把那肉片一拌，端到我面前，让我尝，我一尝真叫可口！瑶表妹一旁自豪地说：“这可是七舅舅的一绝！白煮、冷冻、切片和调料都要掌握好火候分寸才行！真是人见人爱，百食不厌！这样的肥肉片，不吃饭的时候，当零食吃也行，再佐以一杯热滚滚的绿茶，真是神仙一般了！”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口有余香。从那以后我对肥猪肉不再一概排斥了。
七舅舅他们医院，自然也有如火如荼的运动，也确有人按运动的逻辑自然把他列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范畴之内，但他没有丝毫的民愤，因而引不出一张大字报来。当昂首的“造反派”把医院里的高薪大夫们集合到一起，并“勒令”他们每天一早必须到医院清扫厕所时，他们望到自动入列的七舅舅，却都禁不住一愣——原来七舅舅多少年来就是一个最爱主动帮助勤杂工打扫厕所的人，曾广泛地被视为有洁癖和怪癖的怪人——他不能容忍医院任何一处的厕所——包括那些他自己并不会去使用的厕所——有一点脏乱差的景象和飘出异味，而且他并不是用提意见或提建议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身体力行地去打扫消毒和保洁，这感动了医院所有的勤杂工，他的徒弟以及一部分大夫和护士乃至于科室人员，最后并带动了院长和党委书记，使他们那所医院成为厕所最清洁的医院，一个地方的厕所既然清洁了，其余的场所的清洁程度便不言而喻了。这情况也使得他们医院对“牛鬼蛇神”的这种惩罚变得远不像其他单位那样显得屈辱和难堪。“造反派”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心理，反过来好言劝喻七舅舅这时候不要再参与清扫厕所的劳动。于是七舅舅自动提出来去院落里帮助勤杂工收拾花木。当然，除了这种“改造”性质的劳动，大夫们也照常给病人们看牙，七舅舅亦然。两派“造反派”武斗，双方都有人打烂了嘴巴，他们都愿意让七舅舅及其徒弟们来处理，七舅舅及其徒弟们对双方一视同仁，耐心、细心、精心地给他们治疗，该拔的拔，该补的补，该镶的镶。
四牌楼 第十二章（4）
瑶表妹总结性地对我说：“七舅舅没人冲击他，固然是因为人缘好，无民愤。可最重要的还是他并非当权派，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个政治白丁，他不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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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七舅舅终于还是受到了专门对他而来的冲击，那是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在北京接到了瑶表妹的信，她在信里简单地说：“原来七舅舅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1927年在江西脱党！现已被医院‘革委会’隔离审查。”所谓“隔离审查”，在北京当时俗称“办死班”——即被指定在一个不许回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交代问题，又借用托儿所的名词，叫做“全托”，要由家里人送去被褥脸盆牙刷牙膏粮票饭费之类的物品，非探视时间不许见面。我见信大吃一惊。我之吃惊倒还不在他的脱党，而在难以想像他那么一个人怎么会一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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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来的那位不速之客——来自故乡的女郎，坐在我面前，自称她是县委下面一个专设的县志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她具体负责县志中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史料这一部分的搜集、整理与记录成文工作。
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女郎：我们给您寄出过好几次征集资料的信，都收到了吧？
我：收到了。大概有三次吧。
女郎：对，两年里一共三次了。您怎么不回我们一封信呢？
我：当然，这不礼貌。可我也实在提供不了你们需要的资料。据你们来信说，我七舅舅竟是1923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而且还是县里第一届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可是，我比他晚生三十多年，又不曾长期生活在一起，我怎么会知道他的这些事呢？况且，他也去世十来年了……
女郎：你母亲，你父亲，会知道他许多情况，难道你从来没听他们说起过？
我：“文革”当中，1969年，七舅舅被当作“叛徒”揪出来的消息传到我们耳中以后，我才听父母，主要是我父亲，讲到七舅舅的一些往事……可是，那恐怕并不具有什么史料价值，因为你该知道，我父亲从来没跟七舅舅共过事，他讲的那些七舅舅的事，只有小部分是从旁观察得来的印象，而大部分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辗转相传的东西，恐怕变形得厉害，难以当作历史的……
女郎：你父亲知道你七舅舅曾是县里第一届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吗？
我：我想他并不知道，他从没提到过这一点。1923年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方求学，并不在故乡了。
女郎：可是你七舅舅1924年也到北京来了，追随你爷爷。并且在1925年同你爷爷一起去了广州，投入了大革命……
我：这我当然听父亲讲到过。但是你也该知道，大革命失败后没几年，我爷爷就去世了，我在那以后十多年才出生，根本没见过我爷爷，所以关于七舅舅追随我爷爷参加大革命的事，光凭听我父亲那么一说，能有清晰的概念么？
女郎：当然。可惜你父亲和母亲也都过世了。我们修这段县志动手太晚了！不过你要是能提供一点从你父母那儿听来的资料，对我们多少总有点用处。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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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愿意对那故乡来的女郎讲述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一切。
我很早就发现父亲不喜欢七舅舅。七舅舅被揪出来以后，父亲对七舅舅的鄙夷溢于言表。我不愿意转述这些更多的倒不是因为怕伤害了母亲一系的家族感情，而是因为怕人们误解了我的父亲，以为他是一个落井下石或者思维偏激的人。父亲对我讲到七舅舅的种种事情时，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潜意识深处激荡着的因子不仅繁杂而且相互撞击，而这又与他本人及他们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一些人的命运遭遇直接有关。我或许永远不能深入到父亲的思路和意绪中去，因而我如转述很可能都是些无意的歪曲。我最好还是凭借我自己的想像力来勾勒一切，把父亲提供的材料糅进去，当然，也有母亲及其他人提供的某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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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还得从我爷爷讲起。我爷爷一度是故乡最有名气的人物。他到省城参加清末最后一届科举考试，考中举人。这样他就来到了北京，以图进一步的功名。当时西方已敲开中国这座巨大庙堂的殿门，连朝廷也认可派举子出洋深造是一种有益于加固中国殿堂的措施。于是将两条路摆在众举子面前供他们抉择：一条是像老规矩那样在京等待委派官职，另一条则是出洋留学。我爷爷选了后一条路。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人类学。结果他同许多留洋举子一样，不但没有通过留洋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反倒滋生了猛烈的掀翻古老殿堂的激进思想。他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回到北京后，他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过从甚密。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各种家里人不甚清楚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在蒙藏院（清朝覆灭之后国民政府的一个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衙门）任佥事，这也是他挣钱养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不知道为什么凭借这样的身份和经济来源他能一度生活得那么好——父亲把那一时期称为“朴园时期”，朴园是爷爷租住的一所位于北城净土寺街的大宅院，宅院的格局次于王府贝子府贝勒府，但绝对高于一般阔人的四合院。据父亲形容，住房部分有精致的穿堂倒厅、穿山走廊、回廊别院。其中央部位的房屋是歇山顶带卷棚的高大轩昂的建筑，有着花雕金边靛蓝底子凸起金字的廊柱对联，并在气派十足的正屋正门之上悬有一块大匾，匾上书有“朴园”二字，这所大宅院的总称谓即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