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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时间已经很晚，担心他赶不上末班车，我们真想留他再多聊一阵。外面还在下雨，我送他下楼去，他带着伞，撑开了伞，同我告别。路灯下，雨丝衬托中，他一脸的朝气，笑着叮嘱我说：“别忘了正事儿——给我们创刊号一篇法制小说！”我有点恋恋不舍，似乎纯粹是没话找话地问：“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在陶然亭里头。临时租借了公园里的几间屋子。报社大楼快盖得了，盖得了我们就都搬过去。”
“陶然亭！多优美的地方！其实就一直在那里面上班才好哩！”我随口应着。
他笑笑，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高声说：“以后要常来哟！”
“我会常来的！”他没有回头，只送过清脆的许诺来。
我望着他举伞的背影，直到消失在灯光不及的雨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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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是北京西南城的一个有名的公园。我父亲生前最喜欢陶然亭，他说北京城内公园中唯有陶然亭有一种难得的野趣，再加上陶然亭里有世纪初传奇人物赛金花的墓地，还有什么鹦鹉冢、玉猫坟之类引入遐思的小讲究；50年代初从东四十字口拆下的大牌楼，也迁置在陶然亭中，我家50年代一直住在东西牌楼附近。因此，到陶然亭公园的大牌楼下坐一坐转一转，也是我怀旧的方式之一。
记得父亲有一回同我游陶然亭，在湖边垂柳下，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好一个所在！人固有一死，假使能死在这里，也该知足了！”
果然有人死在了陶然亭。死得很惨。不是别人，就是严晓强。
就在他打着伞同我告别以后的第三天，是一个静谧的傍晚，公园里没多少游客，他们中国法制报社借用的那一角外面简直就没有人影；严晓强因为工作太积极了，忙来忙去忙到下班很久，别人都走净了，这才离开那排屋子往院子外面走。其实也无所谓院子，因为并没有正儿八经的院门，就是两道墙当中留出了一个出入的豁口。他从那豁口走出去，万万没有想到，一辆载重卡车飞驰过来，当即把他撞倒，卡车紧急刹车后冲出了十多米去才停住，司机和搬运工下来一看，滚在路边的人已经血里呼啦，顿时吓傻了。当然，他们也就立即把受害者抬上车去，送往医院抢救。
按说公园里是不该有汽车行驶的，但偏那时陶然亭的某一角正在施工，因而有准予通行的汽车进出；按规定汽车在公园内行驶时速不允许超过十公里，拐弯处更不允许超过五公里，但那天那位司机觉得眼前的路径上旷无一人，又急着去吃晚餐，就没按规定掌握时速而开了快车；偏巧严晓强在那个时候从那个墙缺里走出来。倘若那卡车速度慢一些，或速度虽快而出发得早一些；又倘若严晓强步子迈得慢一些，卡车飞驰而过时尚未及迈出墙缺，或严晓强步迈得快一些，早一点迈出墙缺，卡车驶来时司机已能看见他的身影，也许就都只是一场虚惊，而不至于酿成这样的惨祸。但两个运动着的物体竟偏偏在那墙缺处汇合相撞，一个是高速的钢铁巨物，一个是毫无防范的小小肉身，焉能不呈惨象？令人思之更为心酸的是，车祸发生的周围环境并非车水马龙或人流滚滚，倒是湖水漾漾、杨柳依依，墙边的黄刺梅开得正灿烂，岸边花圃中的江西腊朵朵绽得浑圆。
四牌楼 第十章（17）
严晓强是被撞破了脑袋，脑浆已然外溢，医务人员们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但几位医生和护士后来都啧啧感叹——严晓强的机体原属最健康、生命力最旺盛、抵抗力最顽强的那一类，他的脑袋已经撞破，脑浆和溢血已经搅成一团，然而他的心脏却久久地、久久地令人不忍目睹其心电图催人泪下地跳动着、收缩着、痉挛着、挣扎着、喘息着、悸动着、微颤着……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声音在呼喊：“不！不要！不死！不能死！不愿死！不给死！……”
医务人员从严晓强的衣兜里翻出了鲜血浸染的“记者证”，这才同中国法制报社联系，报社的人赶来以后，惊诧莫名，来的几个人谁都不愿扮演通知涧表妹的角色，最后还是由肇事者单位赶来的负责人去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们见到涧表妹自然只说出车祸了、正抢救中，让她不要惊慌；据说涧表妹随车跟他们来医院的路上镇定得令他们惊奇。事后涧表妹告诉我，当时她的心情是坚信严晓强能够活着，大不了留下点残疾，而一个有残疾的严晓强对她来说依然是可敬可爱的，所以她并不怎么慌张——然而当涧表妹到达医院时，严晓强已经全身盖上了白被单。
令所在场人感到奇怪的是，涧表妹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掩面啜泣，甚至看不到她的眼泪，她就那么往走廊里长椅上一坐，坐得直挺挺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脸的冷笑。不管围着她的人说什么、劝什么，她都管自坐定那里冷冷地笑着，一直冷笑到那一夜过去，天光透进医院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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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晓强之死是对曹叔八娘一家最沉重的打击。亲友们背地后窃窃私议：怎么一回事儿、他们家怎么一连三次车祸死人？而且车祸的细节一次比一次离奇。我也独自冥思了很久。那冥思是痛苦而无益的。
我去曹叔家安慰他们。八娘垮了，她已全然失去往昔的风采，呈现于我眼前的不是悲戚而是暴躁，她见我进了屋后便扭头扬声高喊：“小表哥看你来了，你出来呀！”从那边屋里走出了涧表妹，头发乱蓬蓬的，脸浮肿着，见到她我只是微微点了个头，也没什么话；八娘瞪了她一眼，竟当着我大声责备她说：“你也说句话呀！要么你就哭！丢人啊！你、你、你……你男人死了你都不晓得哭哇！”曹叔过来把八娘劝到一边，又对涧表妹说：“小表哥不是外人，你现在不想说什么就再一个人靠靠去，过一会儿再说。”
我和曹叔又把八娘劝进另一间屋去休息。我瞥见了肩并肩靠坐在一起的第三间屋里的沁表妹和涓表妹，可怜她们必须得分担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中的灾厄所引出的纷乱与悲痛。
我和曹叔坐在门厅的沙发中，默默地对望着。曹叔一头理得很圆整的短发已然全白，他虽发胖但皮肤还颇紧凑，脸上的皱纹不算太多，但眼睛里有了更多的难以捉摸的藏敛着的因素，两边嘴角微微向下弯；我一向认为曹叔是条硬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打击，特别是这一回可谓登峰造极的离奇灾难，我望过去，觉得曹叔依然没有被压垮压瘪。当然，天知道他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个神秘的问号：为什么一连三次？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本能地问：“严序呢？”
“在他奶奶那儿。他奶奶比我们受到的打击更大，不是吗？”
“你们都要好好保重，要让严序好好地长大……”我知道自己的话语是无力、无助的。
“小涧一直没哭出来，你八娘理解不了；我开头担心小涧精神上承受不住，现在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她自从在河南当工人以后性格就很特别。她的特别，就她个人而言，是自然的，因而我们应当顺其自然……”
“当然。”我为曹叔还能如此理性而感到宽慰。我也确实同意他的分析。并且我想到了那晚上严晓强给我讲的一番话，我认为八娘现在的暴躁以及对涧表妹的嫌怨，其实基本上都是冠心病转重的生理性反应。我对曹叔说：“逝者已去，追不可还。我们活着的人要互相扶持，自我保重。八娘是你们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小沁和小涓最近要特别多照顾她一点，她24小时身边都不要离人。”
曹叔点着下巴，眼里蓦地涌出泪水，他望着窗外，肯定地说：“你说得对。别看我们这个家，她最弱，这个家没有我行，没有她还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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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叔离休以后，每天用大部分时间练书法；八娘冠心病时时发作，几次送进医院抢救；他们的大女儿在守寡三年以后又已结婚，二女儿和三女儿也都相继结婚了，三个女儿生的都是儿子，这也很怪，曹叔和他的兄弟共有六个女儿，六个女儿生下的第三代都是儿子。倘若他们的父亲曹爷爷仍在世上，不知该作何感想？关于曹叔和八娘一家遭遇到三次车祸的事，因为时间相继变得久远，亲友们的窃窃私议也逐年减少着，近年来大多数亲友简直已经淡忘。
四牌楼 第十章（18）
近两年，我很少同曹叔八娘一家见面，见面时更绝少提及往事。但交谈之间，有一回八娘偶尔对我说——
“你知道四娘临死那天，是为了上街买什么吗？为了买一副鞋带，一副只值一毛钱的，其实可买可不买，尤其不必在那天那个时候去买的鞋带！”
我一愣，但没顺着她的话茬往下说，我岔开去，跟她聊别的。
有一回涧表妹忽然对我说——
“我最后一次去河南，我们那个县外头我们那个厂所在的镇子里，去办最后一道手续，我站在办公桌这一头，忽然，觉得脚脖子痒痒的，什么东西在蹭我，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猫，再仔细一看，是我们全家在‘干校’的时候，从小养大的那只黄狸猫，我吃了一惊，我就顺口对给我办手续的人说：‘怎么搞的？我们家的猫。你们养了吗？’他低头一看，惊讶地说：‘我们这儿怎么会养猫呢？’他就一阵跺脚，一阵吆喝，把那猫轰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我忽然想起这回事，总在后悔，当时我为什么就没弯下身子去，抱起那猫，亲热亲热？就是光弯下身子，去摸一摸它也好，我出了办公室以后，就匆匆忙忙地去赶长途汽车，我都没想起来张望一下，也许那猫还在院子里，街角上，望着我，等着我……我就那么走了，把它忘了！这几天才猛然想起来……”
我很惊奇于涧表妹能有这样的心境，但我也没顺着她的话题跟她往下聊，不一会儿她也就跟我聊上服装设计方面的事了。
而曹叔，有一回边喝黄酒边对我说——
“……他死了，看上去好英俊，好个小伙子啊！”
我接过话茬，但立即后悔——
“您说晓强么？”
当然不是。严晓强是被撞烂了脑袋，再好的整容师也难使其恢复英俊的。曹叔眼里的红丝像在微颤。我立即跟他讲开了我去厦门的见闻。
头年春节期间我去给曹叔八娘拜年，见曹叔家满墙挂着他的书法作品，鉴赏之余，我就顺口求他给我写几个斗方，都写“福”字，我好回去张贴在家中各个屋门上，他很高兴。但因为没有现成的红纸，就约定写好后通知我去取；谁知给他们拜年回来没几天，就在楼下邮箱中发现一只牛皮纸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是曹叔写好的几幅“福”字斗方，每个“福”字都颇有神采，可以想见，他一定写了几倍以上的斗方，是挑了又挑，把自认最成功的及时寄给了我。我心里感到暖暖的。
但我并没有把曹叔寄来的斗方贴在门上。开头是忙，顾不上；后来取出来，都要去拿糨糊瓶了，不知怎么的滋生了一种心理障碍，就又搁下了；现在那几幅斗方还都叠放在那大牛皮纸信封中。倘若哪一天曹叔偶有雅兴，不辞路远来到我家散心，看不到我巴巴地求他、他巴巴地写好寄来的斗方，责问我为什么不张贴，我该怎么回答他呢？
我不知道。
四牌楼 第十一章
四牌楼 第十一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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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你不知道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1966年12月13号那一天，是个星期二——星期几并不要紧，那时候到处都已经“停课闹革命”，乃至“停工闹革命”，对于激昂地进行“革命造反”的人们来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上帝创造六天后要休息一天，他们却哪天也不休息——那一天下午五点半，在武汉长江大桥公路桥北头东边的人行道上，你小哥与他当年北大京剧社的社友程雄在那里相会。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