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军营外的叫阵渐渐平息，双方人人疲倦，困意袭扰，彼此哈欠相向。杜荣林密切注视局面，等对方人员成片席地而坐，一个个偃旗息鼓的时候，杜荣林下令行动。猛然间军营里警报拉响，尖利的啸叫中，几盏强力探照灯唰地打亮，射向围困军营者。有枪声爆起，惊天动地，大批军人冲出大门，个个撕开喉咙大声吼叫。围困军营又困又乏的地方人员毕竟缺乏训练，受到意外惊吓无不目瞪口呆，没等搞清究竟就突然崩溃，情不自禁一起跳起来，争先恐后，像田野上的偷食雀鸟般四散而逃。
４．
他们摘掉了杜荣林的帽徽和领章，让他上了一辆军用吉普。
“这是规定。”他们对杜荣林说，“请杜代表理解。”
“可以回家一趟吗？”杜荣林问。
“不行。”他们说，“命令是马上前往。”
他们的吉普车往西开进，一路风尘仆仆。车上共四人，司机、两位陪送人员，还有杜荣林。两位陪送人员一路沉默不语，不说任何事情，显然是奉命行事。但是他们对杜荣林相当尊重，并不将他视同通常停职审查人员。杜荣林注意一路地形、地标，还有墙头地角各种标语口号，判定自己正被送往闽西，也可能继续西进，到江西。
鬼使神差，他想到国民党特务罗进。这人还在江西的劳改农场服刑吗？杜荣林曾想亲眼去见一下这家伙，问一点事情，可惜总未如愿。现在却是自己在如此西行。
事情闹到这个程度，杜荣林早有心理准备。
此刻他不再是守备部队的代理团长。两位陪送人员称他“杜代表”，那是三个多月前他受命的新职，为闽西一家新建兵工厂的军代表。杜荣林接任新职，却没有到单位报到，离开守备团后就一直住在分区等候通知。他在分区招待所奉命不得外出，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等候数月，直到今天被宣布停职检查，直送外地一个不公开的审查地点交代问题。
第七章 逢劫难（7）
他知道上级没有办法了，只能这样。这一段时间里他是被保护起来，上级可能想看一看情况再说，现在形势所迫，必须这样办理。
事情的导火线就是中秋事件。中秋之夜杜荣林组织战士驱散围困营房大门的地方人员，隔天事情就闹得沸沸扬扬，孙保田副司令打电话来了解情况，问杜荣林是否开枪了？杜荣林报告说，他不过让战士们在汽油筒里放鞭炮，用的是打鬼子那时的招数。地方人员没有战斗经验，一听响声就吓毛了。当时副司令员还挺高兴，下令说：“无论如何守住大门，特别要管好军火仓库，但是不能开枪。”部队面对海峡对岸之敌，时刻准备战斗，军火库房当然必须看牢，不容地方人员抢夺去用于武斗。副司令员还特地交代杜荣林小心谨慎，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
当时他们没料到此事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地方造反派在闽南各地张贴“打倒杜荣林”标语，到处开会声讨，还把这事一直闹到北京，告状直达中央文革小组，称杜荣林率守备部队介入地方事务，保护走资派，藏匿国民党特务，与群众组织对抗，竟敢开枪伤人。一时如古诗所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上级为平息事态，将杜荣林紧急调离部队。看看不能如此了结，终于还是决定杜荣林停职，送后方审查。杜荣林黯然离开前线。
杜荣林并不后悔，他认起真要干的事，从不管风险如何。离开守备团之前，他用自己的吉普车把陈石港送到泉州附近乡下，当年陈石港干“游寄队”时曾在这一带活动，有一些曾同生共死，如杜荣林一样可靠的铁杆老友。杜荣林亲自督车，把陈石港秘密送进一户农家，让他潜藏以待来日。分手时陈石港紧紧拉住杜荣林的手，连声要他小心、保重。杜荣林说：“不怕，反正他妈的还有什么好事要来就让它来吧。”
杜荣林进了一个偏僻山区的部队农场，开始他的隔离审查日子。农场位于闽西，规模很小，二十几个兵，三四百亩地，种水稻，养猪，场区建有一排土坯房，墙未抹灰，夯土地板，摆两张竹床，条件极为简陋，除军事化管理外，与当地地方小农场无异。杜荣林隔离之初颇受优待，给单间，伙食加菜，有时间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不下大田，以“反省交代”为主。除行动没有自由，不得与外界联络外，没有太多其他限制。后来形势渐渐严峻，审查人员换了一批，口径开始变化，不再限于追究文革中指挥失误造成中秋事件问题，审查范围大有扩展，包括他与跑到台湾的岳父的关系，与金门战役中投敌分子王锁柱的关系等等，都要求他做出交代。所有问题汇总而至，杜荣林明白自己麻烦大了。
有一天晚间，杜荣林沉沉入睡。深夜猛一翻身坐起来，身下旧竹床吱地一声尖叫，散架了一般。杜荣林一声不吭，凭息静气倾听，外边田野上有风呼呼吹过。
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也许是在梦中。他觉得那是女儿的声音，她在叫爸爸。
后来他才知道，那些日子，女儿杜山果然找过他。杜山并不知道父亲此刻呆在山沟中一间土坯房里，身下旧竹床在吱呀发响，以为他是在某一家兵工厂里忙碌工作。杜荣林停职审查是军内的决定，不对外公布，家人并不知情。杜荣林离开守备团后一直未能获准返家，只留了封信让有关方面转交家人，信里说自己奉调闽西一家保密单位工作，留了一个通讯地址，称“３５信箱”。该信箱为杜荣林未到任的兵工厂的通讯代号。杜荣林特别交代说，由于保密工作要求，一段时间里不要联系。什么时候可以联系他会告知。但是杜山等不及了，有一天她守在邮电局打了一整天电话，通过长途总机一站站接转，一次次询问，千辛万苦找到所谓的“３５信箱”，该信箱的电话员对杜山说：“这里没有杜荣林。”
杜山只得放弃电话联络。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寄往“３５信箱”，这封信用了几年时间才送达杜荣林之手。
事后杜荣林总想，当时杜山要是能跟他联系上，事情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劫数。
那几天里，杜荣林浑然不觉中，他的家庭在数百公里外遭受一场冲击：秦之川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大字报上，被公诸于众。时地方上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沿海一带，凡与海外、台湾有关联的人与事无不受到高度警惕和特别关注，人们互相揭发，无数家庭和个人的隐秘被一一曝光。杜家难以幸免。
杜山受到了莫大冲击。有一天她在学校召集红卫兵组织头头开会，一位特别激进的高中女生突然发难，说杜山没有资格继续代表本组织出头露面，因为她的家庭有问题。杜山总说自己的父亲是军人，却从不说起自己的母亲、外婆和外公。为什么？因为她外公秦之川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畏罪潜逃去了台湾，去台后还经常跟大陆家人秘密联系。杜山的父亲杜荣林也有问题，因为保护国民党特务，镇压群众运动，已经被撤职审查。
杜山整个儿懵了。她从来不知道世上有个什么秦之川，从来不知道这人跟自己还有关系。杜山跟外婆和妈妈一向格格不入，文革以来总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特别是父亲调闽西后，她就再没回过家，因此外头大字报沸沸扬扬，她是一概不知。
她去看了那些大字报，回家追问妈妈。秦秀珍承认了秦之川的存在，却一口否认互有联系。她说：“这些事你们孩子还不懂。”杜山跑到邮电局，打了一天长途，试图找到父亲，跟他说说这里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未能联系上。末了她给父亲写了封信。杜山在信中说，她从来都相信爸爸，不管大字报怎么骂，她都绝对相信爸爸。但是她不信任妈妈，不是因为妈妈偏心或者其他什么，那都不要紧，关键是她从来都认为妈妈虚伪，包括妈妈给她做好吃的，说是关心，其实也有引诱，让她意志不能坚定。她也一直对外婆有看法，早就觉得外婆不对劲，就像童话里会读诗，会说假话的狼外婆。以前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现在才有些明白了。杜山问爸爸为什么早不把家里的事情告诉她，那回学校宣传队到部队慰问演出，她曾经告诉爸爸外婆不正常，爸爸仍然什么都不说。也许爸爸有爸爸的道理，但是她还是觉得不管怎么说应当让她知道。她非常想跟爸爸谈心里的想法，这种想法她跟任何人都没法说，可是爸爸不在，她只能自己思考，自己做出决定。她要把事情彻底搞清楚，不让它像根鱼刺似的梗在心头。如果她错了请爸爸原谅。
第七章 逢劫难（8）
她把信寄往“３５信箱”，回头带着她的“前线红卫兵团”采取了行动。
她抄了自己的家。行动时间挑选在上午，这个时间秦秀珍在医院上班，可以避开彼此打照面的尴尬。行动之前，杜山把大弟弟杜海找来，要弟弟跟她一起造外婆和妈妈的反。杜海是初一年学生，知道造反怎么回事，他瞪圆双眼，一言不发。杜山一挥手不再勉强他，只吩咐道：“你把小路带到外边转，中午以前不要回家。”
他们从王碧丽的匣子里搜出了一些旧照片，其中有张旧日全家福，照片正中立着一个身着国民党上校军服，威风凛凛的中年男子，身边站着穿旗袍花枝招展的王碧丽，还有一个是中学生模样的秦秀珍。照片中的军官无疑就是所传的秦之川。照片背面录有一首词，词句悽婉：“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王碧丽的笔迹，录的是唐人林逋的《长相思》。
这张旧照片对杜家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
三天后，杜荣林被带离部队农场，坐上一辆军用吉普，从闽西奔往东南。
同车有两位军官，他们奉命护送杜荣林即返回闽南。
“上级命令给你四天时间，回家把事情处理清楚。你要沉住气。”他们告诉杜荣林，“你妻子死了。”
“不可能！”
“是畏罪自杀。”
震惊之余，杜荣林无法相信。
他认为妻子不可能自杀。他们这个家庭最大的麻烦就是跑到海峡那一侧的秦之川，秦秀珍碰上的灾祸只可能与秦之川有关。但是这麻烦再大也不会致她于死地，因为这是一个老麻烦，十多年来他们不断为之所困，早已心中有数，思想准备充足，再怎么折腾也不会让秦秀珍精神崩溃去一死了之。秦秀珍是个很好的儿科医生，工作认真，医术上乘，心眼好，为人低调，无论在医院还是在街坊中都很有人缘。她在家里有个自备药箱，三更半夜里，邻人孩子突发急病，连夜上门求助秦医生，她衣服一披就出门，菩萨般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她这样的人不会树敌，她不是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充其量就是有一个把家人丢弃跑到台湾去的父亲，在最激进的造反派眼中，抓她这样的人也不会有太大意义。他们会斗她，却不会也不必把她往死里整。
是什么天大的理由要让她抛夫弃子，选择离去？
杜荣林满心痛切，一路东去一句话都没有，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当年，当年他在昏迷中，耳畔有一声轻柔的声响：“轻点，他会痛。”
此刻他已经整个儿麻木了。感觉不到痛，只有一种直入骨髓，寒彻心肺的悲伤。
第八章 东南流窜
１．
罗进服刑的地点在江西南部深山里，那里有一些劳改农场，聚集着各类被判了罪的人。罗进在劳改农场常有一种做梦之感，因为此地山水和语言他相当熟悉，百无聊赖十分亲切。赣州离此不远，罗进曾在那里生活过，十多年前他带刘小凤和女儿随败军溃逃时，曾一起乘车穿过这一带山水。
罗进没有表露任何一点异常，没有谁知道他鸡零狗碎跟本地有许多私人关联。在被捕后的审讯中，罗进只说自己是台湾高雄人，光复后进入国民党军队，派到大陆参加内战，以后撤回台湾。他自己不说，就没有谁知道他的底细，包括他那些“反共挺进军特别支队”的队员。这些队员里，除上尉副支队长和另一个士兵因拒捕被击毙外都捡了条命，几个家在大陆的士兵在审讯程序完成后很快获释，几个军官被判了刑。罗进是支队长，本次窜犯骚扰的主犯，尽管被包围后没有抵抗，非常麻利地率部缴枪投降，审讯后却予重判，处十年徒刑，审讯人员说他不老实。罗进在受审时只说给他的任务是进入闽南山区相机行事，建立秘密据点，没有具体目标，没有潜伏在大陆的接应人，让人觉得他的这一次窜犯就像小孩游戏似的随心所欲。审讯人员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