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苏俄回来，根基不稳。
但孟享怎么会去用自己的婚姻和自由来换一场富贵？有基地在手，就是这天照样可以捅出一个窟窿，还会在乎老蒋的那一点小权利？若不是担心起内乱，华夏大伤元气，现在他就能扯出大旗称王称霸了。
旁边的唐药师不知道后边那一句话什么意思，但对于孟享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劝说了。此时的先锋军的实力已经不需要政治婚姻这条线来维系与中央的关系了。
倒是李树春在旁边忍不住道：“大帅的婚姻也需要及早有个安排。”
由不得不及，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位手握重权的婚姻状况，虽说孟享感觉自己还年轻，但这个时代，到了他这个年龄，有些人连孩子都已经开始准备谈婚论娶了。
这不是笑话，不少人十三四就开始结婚，三十岁之前当爷爷的也有。
山东地区在民国时期早婚现象很多。男子多数是在12到17岁之间成婚，男子到了十五六岁不结婚，就像后世的三十岁一样要被人笑话了。
女子略晚一些，17到19岁的居多。一般普遍比男子要大。这是山东当时婚姻的另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大出三四岁是很正常的，有些甚至大个十一二岁。盖因为男子结婚太早。有些甚至岁就开始结婚了，但那点小孩子能知道什么，守着个二十左右的妻子就跟找了个奶妈一样。女子这样无疑是守活寡，等到男子长大，女子又人老色衰了。为此，家中矛盾时有发生。
还有命运更加悲惨的童养媳，就跟一个免费的长工一样。
对这种现象，中央政府30年的民法中指出，结婚的法定年龄是，男子不低于18岁，女子不低于16岁。包括韩复榘在内，都曾经做了很多努力，来改变这种陋习。虽然也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少地区还是保留了这些习俗。
直到先锋军推出了低保政策后，也依照中央的法律推行了特区的婚姻法条例。重申了禁止早婚和童养媳违反法律的人只能得到最低的低保标准，而且是惩戒性的涉及到双方的父母。即使是务农种地的，也被取消部分农田的免税政策，一户的免税亩数最低可能降低到3亩，超过3亩的就开始征收。
之前经过了半年的宣传，从39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第三天就通过广播电台公布了个七起顶风作案的例子，毫不客气直接执行。
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现在特区内百姓都知道先锋军的法律条例很严格，但只要不犯法，却是很自由的。有了低保，童养媳的现象很快杜绝。谁家父母肯舍得把自己的女儿卖掉？以前那是穷，没办法，但现在有了低保，害怕什么？最不济也能吃口饭。
还没有成婚的童养媳也被政府拿出的补贴由各家赎回。太平银行为此推出了小额的低息贷款，来解决童养媳被赎回的问题。现在政府实行的义务教育，符合年龄不上学的孩子，父母都要问责，严重的甚至直接抓起来蹲大牢。童养媳不上学一样要被追究，而且被盯得格外严格。这个强制性的蹲大狱可是早早就开始实行了，比婚姻法还要早。一些婆家也是担心，早早的就把这些童养媳还了回去。
义务教育之风也使得早婚年龄大减，上着学怎么结婚？早早出台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义务教育期间不得结婚，否则一样追究监护人的责任。
如此几项措施下去，才刹住了早婚和童养媳之风。
但人们的观念中，孟享这个二十六七的年龄还没结婚，即使按照婚姻法来说，也是很晚了了。
“即使大帅有什么难言之隐，也需要有所行动，以免百姓胡乱猜测。”这句话是唐药师在没人的时候跟他说的，不由让孟享头顶青筋乱冒。
“居然猜测自己有什么难言之隐？”孟享心中气急，但又无奈，虽然每天早上标准的一柱擎天但有克隆卫士护卫，没几个人看见。自己又老实的没有去闹什么风流韵事。这种事情无法解释，总不成让别人看现场直播来证明自己吧。
“改天我推倒你的宝贝女儿，你就知道我是不是有难言之隐了。”孟享虽然心底诅咒，嘴上却辩解道：“暂时没有合适的，我不会轻易去找一个不喜欢的人，随随便便的就娶过来。”他面对唐药师倒不似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匈奴不灭不成家的架势。
“大帅先纳一房妾也可以！”唐药师心中想着其他的事情，随口说出，却突然想到了几天前颁布的正式婚姻法中，已经有了关于纳妾的说法。
关于纳妾的说法是最近刚颁布的，以前在特区的时候不是很明显，但到了京津地区，那些遗老遗少们娶上几个姨太太的很正常。有的甚至娶到一二十个。这不由不让孟享担忧妇女资源的分配问题。
战争期间还好说，男少女多，但和平年代，出现一帮帮的光棍就是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民国时期没有强令禁止纳妾的法文。
可以想象一下，纳妾的都是什么人。当官的要讨上几个小老婆、社会名流需要交际花、即使文人都要风流一下，那些个地主乡绅无一不通过纳妾提醒着人们，他们人上人的地位。总之一句话，掌握着权力、金钱的中上层人士才有纳妾的资格。谁敢命令禁止纳妾？无疑要与整个上层来做对。
即使孟享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谨慎小心。先锋军中除了那帮忠心的克隆兵，那些军官心中也有不少有纳妾的心思，很多高级军官，尤其是从别处接收来的，本身就已经纳妾了。
虽然中央政府提倡一夫一妻制，甚至老蒋等人亲自带头，黄埔学生也都执行一夫一妻制，但提倡只是提倡，不是社会法令。三奶的形式也是小妾的体现。
这个问题终究是需要解决的，尤其是低保登记中统计出的一些纳妾严重的数据也让孟享心惊。先锋军才开始管理京津，有些事情早处理比晚处理要强。拖得越久，越难处理。趁着先锋军带来的那股杀气震慑，有些事情反而更好解决。
孟享在考虑再三后，推出了奢侈税。在其他税种大多数在减少和压缩的同时，推出了这个奢侈税就很吸引人的注意。
孟享推出的奢侈税，是一个很好的调控棒，它的范围被孟享添加的很广泛，可以直接引导社会的方方面面。纳妾的调控只是其中之一。
奢侈品，在和平时期还好说，但在混乱动荡的年代，一些上层人士的奢侈很容易引起激愤。贫富差距的巨大鸿沟在奢侈品的面前表现的更加的明显。
在路有冻死骨的时候，朱门酒肉臭就是典型的奢侈。本身差距过大就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奢侈税的来源就是为了拉近一些这种差距。想奢侈可以，先交税。
奢侈税的范围可以不断的调整。不同的地域和时间，不同的外部环境，奢侈的概念是不同的。不如，一个啃窝头的贫民眼中，一个地主手中的白面馒头就是奢侈品。
但作为法律规范，不能那么宽松，必须要严谨。
馒头直接列为奢侈品显然是不合适的。但鲍鱼、鱼翅等山珍海味必然是奢侈品。
按照后世的房地产的比喻来看，要是一家人手里边抱着两三套房子还属于社会财富的正常积累，要是抱着四五套甚至十几套房子，那就是有点投机了，这显然就是奢侈浪费，占用了其他普通大众的有限的房产资源，这就可以按照奢侈税来征收。
住别墅的占用耕地多，显然也是奢侈品的行列，也是需要征收奢侈税的。
总之一句话，奢侈税是某个时代，某个范围内，对于占用资源大大超过了民众平均水品的就算是奢侈税的征收范围了。
娶小妾也需要缴纳奢侈税。按照正常的男女比例，一比一都有些光棍诞生。别人一个老婆都没有娶上，你还三妻四妾、三奶的抱着，自然是过多的占用了大众资源，交税没商量。
千百年延续下来的风俗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消除了。对此，孟享也没有硬抗，一刀切，只是提出了要逐步提高妇女地位。以二十年为限，逐步的向一夫一妻社会过渡。而在这二十年中，39年1月1号之前纳娶并在6月1日之前登记的可以不算，但以后新娶姨太太，需要交纳奢侈税，并根据纳妾人数按照不同的级别来收缴纳。RO！~！
第二卷扬帆，38到39第367章只是练兵而已
第367章只是练兵而已
随着基础保障的实施，土地的分配，土地紧缺也成了很现实的问题，不少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占据了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过多土地的人，也可以算作有奢侈的嫌疑。既然奢侈，就要收奢侈税。
国内人口集中的地区，其实不大适合大农场经济，后世日本人那样的精耕细作才是适合国内很多地方农业发展的模式。像山东这样的地区无疑就是此类，所以先锋军给出的标准是一百亩。在山东很多小地主都达不到这个数目，超过100亩的户数原来据统计不超过2％，34年的一份统计大致为1。6％。经过低保冲击后，分户分田，超过百亩的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
超出此类的就算多占用了社会资源，需要执行更高的税率。这也为众多人不满为什么地多多纳税找了一个不错的借口。这也就为土地的流转平均走了一步好棋。
既得利益群体的庞大，往往使得一些税种征收困难，孟享把他们直接列入到了奢侈税的征收上来了。
在先锋军的有意识宣传下，在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下，社会平均资源这个字眼一时成了热门话题。特区很多资源的匮乏，与人口的众多联系起来，也让百姓知道多寡的差距，过多占用资源就需要征税。
这个与个人所得税不同，个人所得税按照收入征税，多得多征。而奢侈税是按照消费征税。一个人再有钱，你戴上三块表都没人管你，但如果手腕上戴上块名表，那同样征税没商量。
奢侈品数量有限，倒是很好统计。洋烟洋酒等物品都可以计入，国外产品一划入奢侈税，就立起了一道贸易壁垒，也保护了本国的产业。
税率分为几个档次，根据不同的奢侈物品征税。有钱人不差这一点钱，孟享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贪图这些钱，主要的是为了引导社会消费，控制不必要的消费。就像后世的房地产，全民炒作起来本身就有初期调控引导不利的因素，一旦泡沫吹大了，谁都怕泡沫破裂时的后果伤到自己，只好继续让他膨胀，直到有一天，一起完蛋。
当然，奢侈税也有局限性，只能控制经济的一方面。控制经济需要多管下手才可以，个人所得税也需要征缴，不过起征点提得很高，与普通百姓基本上没有牵扯。
奢侈税一开始征收，它面向对象的庞大群体就开始施压了。
“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连唐药师都有些担心。
“此时正是时候！”孟享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他有基地撑腰，最不济也有保身之路。
此时正是抗战的大环境，又被日本人围困，奢侈品的征收自然占据了道理。两个月来新占领区低保制度的推行已经过半，得到了低保补贴的欢天喜地，还没有开始推行的地区百姓也是充满着期盼，奢侈税与大多数人离得都很遥远。先锋军已经获得了民众基础。
在日本人围困的这个封闭的这个环境下，中央政府的众多势力被日本人隔开了。那些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想反抗，却没有外援的支持，而他们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新兴起的权力者也需要在这些旧势力上踹两脚，接过他们手中的权杖。在克隆兵部队的带动和监督下，先锋军的中下层还没有和这些旧有势力勾结在一起。
于是，先锋军的刺刀亮了起来。
当京津和河北河南等新占领的地区出现了十几处骚乱的时候，武装警察用三百多人的鲜血警告了所有的人，纳税是一种义务。孟享也不惜用铁血来维持纳税的秩序。此时不定好规矩，以后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如果反对，可以。到公民代表大会上来提出相关否决议案，按照法律的途径慢慢的来解决。
其实，奢侈税的收费并不是很高，毕竟表示的是一种态度。而同样，那些不满者也是在试图维持他们特权。双方博弈的是权力的话语权。
“骚乱流血事件，已经有多家报纸在责骂你了。”周白这几日也是忙个不停，作为战区经济的执行者，他最忙碌了。
“骚乱？好几个地方连山炮都拖出来了，还叫骚乱？双方开火，还有不死人的？限制枪械法案已经规定了不得拥有火炮和机枪等武器，他们的武器从哪里来的？”孟享对于有人责骂也不在乎，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满意，责骂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可以通过民事法律来和他打官司，但孟享哪里有这个时间，也无此必要，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
“他们的武器很多都是私藏没有上缴的，也有部分是新近补充的。一些地方的骚乱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有京津地区有三十二家报业的背后也有日本人的资助，但不是直接资助，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