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阅读普朗克的论著，撰写《普朗克之魂》，是在中国；书印出来了，到我手中，看样书，却是在德国——普朗克的祖国，是我先前没有料想到的！
今天我要问：当年我作为北大一个文科学生，毅然决然潜心阅读普朗克的书，勇敢地走进量子物理学及其哲学世界的动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我？从德国文学转到量子物理学的跨度是很大的。完成这个跨度要有一定的胆识。
“我崇拜，故我在”（7）
学物理的，去涉及文学艺术，这不新鲜。比如去拉琴，写诗，写剧本。但从文科到理科，并不常见。我想有以下４个地方深深吸引我：
第１，冬天，我们在室内生一个炉子取暖。一群孩子坐在炉子周围听外婆讲童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
直觉告诉我们，炉火的能量是以连续方式向四周发射的。
白天，阳光从窗口射进卧室，直觉告诉我们，日光也是以连续方式发射的。千万年来，人类都是这样感觉的，认为的。我们的直觉经验告诉我们的，难道还有错？！但是我们的感觉常常会出错，掩盖了事物的本性或真相。
黑格尔说：“哲学观念常常是通常观念的反面。”
１９００年普朗克发现：能量的发射是以不连续的、跳跃式的方式发射的！或者说，能量是一份份发射的！——这可是通常观念（常识）的反面。
这是革命性的。就是说，能量的真相是量子化的。
光和所有其他种类的电磁辐射（比如炉子向屋里发射热，使我们感到温暖）并不像千万年的传统直觉告诉我们的那样是连续的波列，而是由一个个“能量包”所组成，每个“能量包”有着完全确定的、分立的能量。
后来（１９３２年）普朗克说：“我认识到，光原来是由最小的东西所组成，它们是一份份地被发射出来的。这种发射只能是以最小的量子——我们称它为基本作用量子——的整数倍进行的。”
１９００年，他和儿子在柏林郊区森林中散步。我在柏林逗留期间，特意造访了这片森林，为的是看看，当年这里的“森林场”究竟给了普朗克什么样的灵感闪烁？他曾对儿子说：“今天我作出了一项发明，其重要性堪与牛顿的发现相比。”（这是我从一本英文杂志中读到的。原文是：Ｔｏｄａｙ Ｉ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ａ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Ｎｅｗｔｏｎ）
我查阅了其他几处文献，说法不尽相同。只有把这几种说法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才能呈现出一个较全面的真相。（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提供了便利）。
其中一种说法是：“我现在所发现的那个东西要么就是荒诞无稽的，要么也许就是牛顿以来物理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另一种说法是：“我要么作出了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或许可以同牛顿的发现媲美，要么可能会证明是大错而特错。”
普朗克的发现在我内心激起了一个特大的惊叹号！这个惊叹号属于自然哲学的性质。
在北大最后三年多（１９５８—１９６１），“自然哲学”（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是个关键词，它成了我的中心兴趣。我对理论物理学的热爱，说到底就是迷恋“自然哲学”。
能量（Ｅｎｅｒｇｙ）及其交换存在于一切自然现象（ａｌ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中。——这个命题在我内心又激起一个惊叹号！
根据我的理解，北风乍起，万叶吟风，便有能量在交换，否则风和叶就驱动不起来。
阳光照着原野上一株小草，也有能量交换。因为光合作用的主角是能量。
蜻蜓在飞，或停在空中不动，也在耗能。
夏夜，蛙声一片，青蛙也在耗能。否则它便发不出声音。
正是能量及其交换推动了自然界一切大小动作的发生。
关于能量的本性和结构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兴趣在本质上属于自然哲学，层次最高，远远脱离了我最初逃避不正常政治社会现实这个低级、表层的动机。
即便是社会变好了，进入太平盛世，十全十美，我对“自然哲学”追求的热情也不会衰退。因为这种探索的动机才是永恒的。
第２，有两个公式吸引我这个文科学生（当年我刚好是２０—２１岁：）
普朗克公式：Ｅ＝ｈｖ，其中ｈ便是著名的普朗克常数。
爱因斯坦公式：Ｅ＝ｍｃ，其中ｃ是光速。
１９５９年严冬的一日黄昏，为了琢磨、消化和吃透这两个公式的涵义，我走出成府校门，又去圆明园。雪已经融化了，仅在一些背阳的角落有少许残雪。很冷，是干冷。没有风。树叶已落尽。透过空空如也的枝桠，可以看见天边一弯新月。
于是我、枝桠和一弯新月同在一条直线上。枝桠成了我同宇宙太空连线的一个中点或中介。
我突然领悟到，阳光、月光和星光这三光也服从普朗克公式和爱因斯坦公式。几百万年后，即使人类这个物种从地球上最后灭绝了，这两个公式还是有效的。
于是一阵惊叹便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歌德有言：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便是在自然界的基本现象或规律面前表示深深的敬畏和惊叹不已。
每经历过这样一种境界，我就有了一次大的长进。我说过，那三年多，我是月月不一样，半年大变样。我自己都能听到我前进的脚步声。
我是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赶路。我把自己比成是一列晚点的列车。
我不是为了追求“丰屋、美服、厚味和姣色”。我是为了得大道。得小道，小有福；得大道，大有福。
“我崇拜，故我在”（8）
“清净而自守”是我当时的灵魂状态。这也是中国古人所倡导的游心内运，不妄动，不外求，而是静心内求。——这种生存方式非常适合我，也塑造了我。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这种精神面貌。
第３，普朗克常数（ｈ）、光速（ｃ）、万有引力常数（Ｇ）……这些自然界的基本常数在我内心深处激起的又是一个重重的惊叹号！对于我，一个惊叹号就是昏睡灵魂的一次大觉醒，一次恍然大悟。
每当人类发现一个新的基本物理常数，人类文明之旅便向前大踏步地推进了一大段。你能想像今天我们的工业文明可以没有ｈ和ｃ吗？——这两个常数分别表征了量子论和相对论。
一个新的基本物理常数的发现，表明人类对大自然的结构又有了一层新认识，它的哲学意义和价值是不用我多加说明的。
普朗克把基本物理常数称之为普适（宇宙）常数，德、英文分别叫“Ｄｉ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ｎ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开头第一个字母都大写，显得神圣、壮丽和崇高，因为这些常数是上帝的使者）我想，这些常数即便在火星也照样有效。
１９６０年早春，我意识到，大自然像人。量一量她的脚趾，便等于量了她的全身。光速是她的一个脚趾量度，普朗克常数是另一个，当然还有万有引力常数和电子电荷……
一个星期天的黄昏落日，趁着周遭一缕缕薄暮，我在香山写下了这样几行：宇宙永恒法则的象征宛如庄严而静穆的顶峰我坐忘于山前在黄昏的暮色苍茫中同你的存在融为一统于是从灵魂的山谷升腾起一种敬畏一种天地有大美而绝言的朦胧这便是当年的我，一个文科五年级学生对一些基本物理常数的感受和领悟。
记得我写下这几行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在恸哭。因为“至道绝言”，“得意忘言”，我只好以哭代言。
分享最激动、最幸福的时刻；感受一次世界体育锦标大赛的胜利……都会流出泪水。
流泪同说话一样，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而且往往还是一种最高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胜过语言。
第４，普朗克的生平引起了我的兴趣。
１９５９年年初，北大新物理大楼落成（四层），离南校门约１００多米。除了一些实验室外，便是图书馆。自那以后我在阅览室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那里有比较齐全的国外期刊杂志。尽管我看不懂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刊物，但有不少综合性的杂志，我还是能走进去的。如：《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ｈｅ Ｂｌⅲ簦簦澹颉罚ㄎ锢硇挛牛挛模弧叮模椋濉。危幔簦酰颍鳎椋螅螅澹睿螅悖瑁幔妫簦澹睢罚ㄗ匀豢蒲В挛模弧叮校瑁螅椋悖蟆。裕铮洌幔罚ǖ贝锢硌В⑽模！�
毕业后，我依旧是这些杂志（约１０来种）的忠实读者。阅读这些优秀刊物并做笔记的习惯便是在北大物理新楼图书馆养成的。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对普朗克的评论和回忆文章都散见于这些期刊。我是一篇也不放过。我的读书方法常常是这样的：从物理大楼出来，习惯向右手那条小路走，经过成府，沿着一条小水沟，去圆明园，跑到蔓草离离路道旁，在悲风愁白杨的环境中去消化接受到的大量信息；或者晚上七点，从物理大楼出来，直接去朗润园，借助于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去同普朗克的灵魂相交汇。
在普朗克的漫长一生中，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丧失了一个儿子，在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创伤。所以他特别渴望灵魂的宁静和平衡。——这必然引起我的内心共鸣。
普朗克是一位合格的钢琴家。德国有不少大物理学家都能弹一手好钢琴。战前，普朗克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钢琴伴奏，曲子多半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这些回忆文章无疑拔高了我的层次、视野或眼界。从中我知道，生命应当像他们那样去度过。只有这样，生命才有意义。这也进一步决定了我的价值观以及生存方式或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士志于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基本物理定律和法则便是大道）老子提倡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偏爱过恬淡虚静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尽管我今天有较多的金钱来支撑过一种小康的物质生活，但我拒绝奢侈。因为这不利于默契大道。何况在北大６年，我依靠助学金，刚有温饱，只有选择恬淡虚静，对物质不敢有什么奢望。所以贫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不是件坏事。当然贫困的界限是刚有温饱。物质生活的贫困迫使人跑到精神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去寻找弥补、补救和平衡。
许多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贝勒爷和格格，公子哥儿，八旗子弟的优越条件，往往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尤其不利于走向“世界哲学”康庄大道。
四、 玻恩和海森伯
“我崇拜，故我在”（9）
在我眼里，理论物理学是最纯正、最正宗和最高形式的自然哲学。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这样看。这判断来自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我的自修途径是跟踪追迹。
我不会在爱因期坦和普朗克身边止步。从这里出发，我结识了一大批物理哲学家。英文
叫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单纯的、技巧上的物理学家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追随的是“物理哲学家”。这个术语对我很重要，直到今天。
伦琴发现了Ｘ射线，贡献不能说不大（抗击非典，Ｘ机也派上了用场），但按本质，伦琴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
索末菲（Ａ．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在原子物理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他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不像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狄拉克、薛定谔、玻恩和海森伯等人善于发现、提炼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原理或法则。
就是说，“物理哲学家”追求的是“绝对”。
在德意志民族深层精神构造里，追求“绝对”是她的一个特点。马克思、马赫、康德、黑格尔和贝多芬都有典型的表现，尽管他们各自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但“从相对到绝对”，追求世界的终极原理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我，当我还在北大的时候。
在物理学王国，我像只蜜蜂，懂得在百花丛中忙碌。
“有奶就是娘。”这是我的自修原则。北大图书馆也为我提供了众多导师。
玻恩（Ｍ．Ｂｏｒｎ，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德国“物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