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 第911部分

　　　　说起这几万人的吃喝，张佛奴让孙祖德可以找韩社长，以自己的名义，招集这里的佛社掌权人，由民间自己解决一部分。这是做功德的时候，不少富户愿意开仓放粮，拿米面出来发给信众。当然，事后立一声功德碑自然更好，这就是沙州官府和僧录司的事了。

　　　　张佛奴于这些俗事了解不多，也不在这上面用心思，聊了一会，三人便告辞出来。

　　　　到了门外，蔡挺对韩社长道：“社长，借一步说话。”

　　　　内地州郡的监社使一般不允许州官兼任，沙州特殊，愿意到这里来的官员也少，没办法才由通判兼职。作为监社使，本地的各种会社都在其督导之下，韩社长当然也不例外。

　　　　引着三人到了旁边房里，分宾主落座，上了茶来。

　　　　韩社长道：“不知官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最近信众云集，官人辛苦。”

　　　　蔡挺面带微笑，看着韩社长的面色，过了一会道：“社长，我有一事相告，烦请一起拿个主意。我为监社使，朝廷说得明白，只是知会社事务，并不安排。”

　　　　韩社长忙道：“有事通判官人尽管吩咐，小的们照行就是。”

　　　　“商量，只是商量，监社使并不干涉会社事务。”蔡挺面带微笑，“依着朝廷律法，天下会社，有几样是不能够做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涉教。”

　　　　韩社长一愣：“官人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社，朝廷律法不得开么？”

　　　　蔡挺点头：“不错，依着朝廷律法就是如此。——社长莫急，我来不是要让你们把社散了，而是商量。到底该如何做，又能让你们做下去，还不违朝廷律法。”

　　　　韩社长一头雾水，会社不许涉教，沙州一大半的社都要解散。当然现在有西平王，大家供佛有了方向，佛社解散倒也没有什么。但是许多寺庙，是由佛社供养的，没有佛社了以后如何生存？毁寺灭佛，朝廷是要损大功德的。

　　　　功德虚无飘渺，徐平及一众宰执，是不信真有西天佛国的。但是换一种说法，功德代表的就是人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佛国毁寺灭佛，是要大失人心的。

　　　　真宗的时候，士大夫中曾经广泛流行过佛教。当时有钱塘高僧省常，立净土社，社首就是宰相王旦。参加净土社的，士大夫就有一百余人，各种身份的有一千余人。王旦为净土社首，并不是说他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了，只是当时有一种想法，就是借助佛教净化人心的作用，对天下施以教化。此事无疾而终，随着儒家兴起，便没人再提起了。

　　　　有净土社这个先例在，徐平不许因教立社其实阻力不小。所以此事不能强推，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更加不能够诉诸武力。徐平的目的，也不是防止借助宗教会社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谋反。虽然历史上宋朝有人把传承久远的白莲社发展成了白莲宗，传到后世成了白莲教，在元明两朝多次因教起义。那是政权的问题，不是宗教会社的问题。没有白莲教也会有其他什么教，本质是社会矛盾，白莲教只是个载体而已。包括净土社在内，这个时代的很多宗教会社，都有白莲社的渊源。庐山白莲社是正规宗教活动，不是邪教。

　　　　不许宗教结社，是为了把宗教，特别是佛教的管理制度，彻底纳入到僧录司一直延伸到州县的系统中。以这种办法，完成对宗教的世俗化，不许宗教独立于社会管理之外。

　　　　蔡挺心中早有办法，对韩社长循循善诱，一点一点引导到自己的设想中。这个社出了张佛奴，影响力非同小可。只要韩社长按照自己的办法做了，其他的社就好办了。

　　　　这个办法，就是把沙州现在所有的佛寺，统一纳入到僧录司的管理系统中。规模够的系账，比内地要求可以低一点，比如有房一百间，便可系籍。其他的小寺，全部作为这些系籍寺院的分支，由他们派人去主持。民间信众要做功德，不再立社，而是到附近的寺院里，由寺院统一组织。凡系籍寺院，全部实行十方住持制，便于官府管理。当然，相应的规格也高，紫衣法号获得容易，以后还会分出等级制度。蔡挺推行的，是徐平需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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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晏殊之论

　　　　政事堂里，徐平和章得象翻看着沙州来的公文，讨论着那里的局势。

　　　　自太平兴国年间设译经院，后改名传法院，天禧年间自丁谓始，形成以宰相兼译经润文使的制度。此时中书是章得象兼译经润文使，宰执中名义上跟佛教关系最密切的人。徐平有意在中书设置统管天下宗教的制度，关于佛教的事情多与章得象商议。

　　　　沙州的佛教管理制度已经大致清晰，以僧录司管佛事，统领附近几州所有寺院。小寺能合并的则合并，不能合并的挂名于系账寺院名下，主事僧名籍在系账寺院，名义上是大寺的派出机构。民间所有佛社取消，在各寺院立功德簿，信众由佛社转到功德簿。

　　　　商量了半天，徐平直起腰，伸展了一下筋骨，道：“现在州境制度已立，只是如何由朝廷统管，还要再议。此事倒也不急，可以慢慢摸索。”

　　　　章得象道：“如今由各州管辖，也无大碍。佛事非天下急务，似不必朝廷来管。”

　　　　徐平摇了摇头：“现在制度初立，自然千好万好，时日一长，便有弊端出来。如各寺尽量用十方住持之制，住持换人，各寺公推之后，州府来定人选。日子久了，寺院住持必然被州衙把持。再年深日久，州里主官于政事不熟，这权柄就移到了下面吏员手里。吏员要贪利，所举人选必然不能服众僧之心，十方住持之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章得象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对于这些事情，章得象总觉得徐平过于杞人忧天。每立一项制度，必然要提出将来会有什么害处，写明后人时间到了，当改则改。制度立下，只要禀公而行，哪里会有这样那样的弊端出来。制度难以维持，大多都是所选非人。

　　　　徐平可不这么认为，制度难维持，既有人选不合适的原因，也有制度本身对制度执行者改造的原因。只要是集体，最初大多会立下一些简单的制度，来约束众人行为，维护集体利益。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最初想不到的状况，制度不断被完善。随着制度完善，最终有一天会变得与初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不改整个集体的性质都变了。

　　　　人在改造制度，制度也在改造人，最终会形成一个与最初愿望面目全非的局面。常讲不忘初心，实际上随着人和制度不断相互改造，不忘初心也没用，本着初心在改变了的集体中难以生存。要想政本初心，则制度就必然要不断变化，甚至不断来回摇摆。怎么不断地修正制度，又建立起政权的信用，是要执政技巧的。闷头维持制度不变，来获得天下百姓的信任，最终是连政权集体的信用一起失去。

　　　　人力有穷尽，徐平也管不了一百年会什么样子，他只能尽自己的努力，把每项制度的优点缺点一起列出来。为什么这个时候立这项制度，采用这种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会制造什么新问题，写出来供后人参考。解决了实际问题是功，立下制度不是德。不许别人改自己的制度，强求功德，大多会被后人嫌弃。

　　　　见章得象不理解，徐平道：“若以州郡为块，朝廷不以条提之，则为封建，权柄尽在地方。封建之害，前人论之甚详。一地封建，此一地终不为朝廷所有。一事封建，此一事终将为朝廷力不能及。此为政经纬，缺一不可。”

　　　　建立从上到下的条，才能打破地方的块，条块结合，才能稳固统治。现在除了三个僧录司，地方佛事都由州县主官统管。没有来自上方的支持，地方的佛寺无法跟州县官府对抗，慢慢就会失去活力。这是后面要做的事，现在倒也不急。

　　　　晏殊从一边走过来，道：“昭文相公所言，莫非即是权柄？朝廷无抓手，则对地方事务难以下手。单靠管地方官是管不住的，如一地知州其余事都做得好，就在佛事上面与朝廷相违，这人换是不换？换了民不乐，不换政难行。”

　　　　徐平笑道：“史馆相公说的是，这一个‘柄’字用得极是妙！朝廷治天下，必有其柄在手，不然遇事无处下手。不只是佛事，其余各政事同理，当有国柄在朝廷之手！”

　　　　徐平一直强调条块结合，实际上主要针对地方和朝廷。晏殊用这一“柄”字，范围就扩大到所有的政事中了。朝廷要理政，手里必然要有一个把手，用以操控天下。什么政事没了这个把手，则就容易脱出朝廷掌控，看着乱子出来却无能为力。

　　　　章得象为人谨慎，话不多，在政事上用心也不够。对徐平和晏殊讲的这些，他没有多少兴趣，聊了几句就岔开话题。

　　　　立了西平王，设了僧录司，西北最要害的瓜沙两州便就稳定下来。那里多是汉人，有胡人也早已经汉化，只要在佛教上不出乱子，其他就一切顺利。

　　　　灭了党项之后，河西周边和西域已经没有大的势力。与沙州接壤的西州回鹘即是高昌回鹘，在太平兴国年间曾经积极向中原王朝靠拢，主动称自己为外甥师子王，即延续唐朝时与中原的甥舅关系。不过宋太宗北伐失败，影响到了西域各国的倾向，此后他们开始靠拢契丹。大中祥符年间，耶律化哥受命征讨叛乱的阻卜各部，攻击了遇到的高昌人。虽然契丹人归还了俘获，惩治了耶律化哥，与高昌回鹘的关系还是冷却下来。

　　　　随着宋军攻灭党项，击败契丹的消息在西域传播，他们对中原王朝明显变得热情。不只是西州回鹘，黄头回鹘和喀喇汗国也派了使节到肃州见韩琦，要遣使入贡。

　　　　宋朝在西域重建藩属国秩序阻碍不大，朝廷明确了大军不再西进，停止于肃州也让这些地方政权安心。瓜沙两州仅设都巡检司，而不驻大军，就是表明停止扩张的态度。

　　　　所谓贪多嚼不烂，从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的藩篱尽皆失去，宋朝确实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现在只能集中力量，对付北边的契丹，把燕云之地收回来。

　　　　接下来西北的方略，就是集中力量发展新占的党项之地，把河西和河套地区的生产发展起来。有了这两个基地，才有向外扩张的本钱，不然仅仅大军粮草，就足以耗尽半个天下的积蓄。位于最西部的瓜沙两州，不驻大军，作为佛教中心，也作为通商贸易中心，从经济和文化上影响周边地区。首先争取周边势力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时机到了一切水到渠成。这个过程要多久？或许十年，或许数十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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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国柄

　　　　出了政事堂，徐平回到了自己的官厅。随便处理一下公文，就该休务回家了。

　　　　在案几上随手一翻，却发现一封来自新任巩县知县王安石的书信。展开来看，原来是最近京西路工商业进行大手术，王安石有不同意见。

　　　　之前，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各地的工商业基本都操控于官府之手。特别是像酒楼和邸店之类的服务业，稍微大一点的县以上城市，几乎全为官有。哪怕百姓自己开的店，只要官方觉得利润可观，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收归官有。

　　　　这些官有的酒楼和邸店，大部分让百姓指射，即承包出去，官方收取固定利润。大一些的店，赢利能力稍强，便由官府经营。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对经济的束缚不说，是官府为了保证利润，强行让境内的富户轮差衙前役，用家产作保经营酒楼和邸店。商业正常增长一切都好，一旦出现亏损，或者利润下降，便由轮差衙前补足差额。

　　　　这跟徐平前世的国有经济不一样，这些酒楼邸店被官方直接当作提款机，过分一点的地方不按前几年业绩，随意指定一年要上交的利润。达不到，便直接用经营的衙前人家的家产充账。在很多地方，直接变成了对境内富户额外收税。

　　　　宋朝天量的财赋收入，除了禁榷专营，还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的后果，便是造成了官府插手不多的商业的畸形繁荣，服务业的破败。除了采取特殊政策的几个京府，大部分的州县，城内服务业不发达。甚至于出现，城外偏远地方的酒楼邸店，由于不在官方掌控之下，比城内还繁荣的怪事。

　　　　在京西路试行的工商业改革，徐平借鉴前世经验，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除了四京之外，地方上那些由百姓指射经营的酒楼邸店，一律卖出去，官方收税。

　　　　一般原则，县一级保留一处官方经营的酒楼，和一处官方经营的邸店。州一级则按等级，保留二到五处。超出数字的，把小的卖掉扩建大的，形成规模化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