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第6部分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这是《圣经》里的话，“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人，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不能那么说。李政道二十九岁就得诺贝尔，要讲读书，八十多岁的人肯定看得比他多，怎么人家得的了诺贝尔？我以为并不那么简单。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

鬼子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我的一个堂兄从沈阳来，打算看看北京，再回沈阳找工作。9月19日那天，天气炎热，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不久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了。历史的功过是很难评说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痛斥张学良，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长官，竟然一枪不打就放弃了。现在我们知道，张学良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可那时候的人并不能谅解他。国民党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东北、西北以及西南的军阀基本上都处于半独立状态，甚至到了抗战的时候，这些地方势力也还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仍有独立性。张学良迫于压力很快撤到了山海关，整个东北三省就此沦陷，北平逐渐暴露在最前线。

为了躲避战乱，不久我们便举家回了一趟老家。我的老家在湖南岳阳，正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地方，离岳阳楼极近。岳阳楼非常有名了，和武汉黄鹤楼、江西滕王阁并成江南三大名楼，唐代大诗人杜甫题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到了宋朝，范仲淹写了一篇有名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现在大家都会背。一天我在岳阳楼上玩，看见远处有四艘军舰冒着黑烟开过来，到了湖中心卸小皮艇划过来，大概有一二十条的样子，都是日本兵，拥到岳阳楼上参观。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上印着“大日本军舰保津”、“大日本军舰出云”，“保津”、“出云”都是他们的船号，出云号就是后来“八·一三”时候的旗舰，也就是司令舰。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悲恸。怎么能长驱直入把军舰开进人家的内湖？请看今日之域中，难道竟是日本人之天下？这不是敞开地横行吗？在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可他们居然就这样横行霸道。

冬天，天气已凉，我们又回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就读于祖家街的第三中学（因为那里曾经是清朝降将祖大寿的旧宅，所以叫“祖家街”），但从湖南回来后正值学期中间，我失学了。父亲的一位朋友和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很熟，于是我就被带到这个学校插班。这所私立学习名为“五三中学”，是为纪念5月3日国耻命名的（1928年5月，北伐军占领济南，日本人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北京有很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又叫“野鸡学校”，不过这所学校各方面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当时几乎所有北方的中学老师都是北师大毕业的，有一句谚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大概是说北大的学生年龄比较大，师大的学生穷，唯有清华的学生还不错，也有人说这是针对女同学找对象而言的。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北师大毕业的，总体上讲，水平还不错，而且尽职尽责，非常诚恳。有一次我和关崇焜在学校里和数学黄老师谈话，他平日对我们两人比较垂青，郑重地说：“你们就要毕业了，一定要读一个好高中，入师大附中，将来上清华。”

东北沦陷后，少帅张学良住在北京的顺承王府（即今政协礼堂所在地），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里经过，门前堆起沙包，行人路过都要受检查。应该说，当时的张学良是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将军”，我在课堂上就听见老师公开地骂：“你堆沙包有什么用？日本人飞机扔一个炸弹就把你炸了。”关于张学良私生活颓废堕落的传说很多，说他吸毒，说“九·一八”当晚日本人攻进大营时，他正在看梅兰芳的戏。国民党右派元老马君武还写了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绝句：“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将军本是多情种，哪管东师入沈阳。”（此诗似是仿李商隐的《北齐》诗。）

日本1937年攻占北京，其实在这以前，他们的军队早就大量开入。这当然是侵略行为，不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力量阻止它，也不敢阻止它。1936年秋天，我上高一，9月18日早晨9点18分——他们故意挑这个时间，日本军队突然开进北京城，从东长安街走到西长安街，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大队坦克车从新华门的前面开过去，那时候柏油不太好，我上学回来的路上看见柏油路上坦克车轧过的痕迹清楚极了。不过他们这样是很失败的，何必采取这种横行霸道、不得人心的姿态呢？抗日战争中，他们对平民区毫无道理地乱炸一气，其实越是这样越激发人们的反感与反抗。

我们都恨日本人，再有就是“高丽棒子”。“高丽”是朝鲜，“棒子”是流氓，在日本浪人的手下做事。日本浪人本来是日本流氓，那些高丽棒子就是流氓手下的流氓，他们是亡国奴，可又比你高一等，因为他们是老亡国奴，你还没亡国呢，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是更下一等的亡国奴。元朝的时候把人分成四种，最高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就是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指中国北方先被征服的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最后被征服的中国南方的人。北方人是顺民，南方人则更低一等。高丽棒子正是这样，他本来是亡国奴，做了日本流氓手下的流氓，越是这种人越可恶，正所谓“汉儿学得胡儿语，反向故儿骂汉儿”。

我在北京只读到高中一年级就到后方去了，我的同班同学有没走的，在日本统治下又念了两年，直到高中毕业。后来我入西南联大的时候，七八个北京的同班同学结伴同行，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坐船到香港，由香港换船到海防，然后换火车到越南、到河口，最后从河口再坐三天小火车到昆明。从河口到昆明并不远，火车走滇越铁路本来并不需要三天，但是山里铁路用的是窄轨，和我们的电车一样，晚上不开，而且白天路边有行人招手，火车就停下来，所以走得非常之慢。这一路很艰苦，从北京到昆明要走三个月，还有走半年、走一年的，因为穷，到了一个地方往往找个小差事糊口，干两个月，然后拿点钱又走。做亡国奴的那种心情不好受，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决心。

1939在昆明我和以前北京的同学又见面了，问他们日本统治下那两年的情形，他们说，日本人一来就把英文课废止了，来了一个日本人教日文，又是学校的总监。我说，你们学了两年，日文应该不错了？他们说：“什么不错，一个字都没学，字母都不认得。”大家谁也不念，考试全班都不及格，最后都是零分。他们还对我讲，1937年底日军攻占了南京，敌伪下令要全北京市学生参加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全班同学都哭了。虽然我听到这件事已是两年以后，依然激动不已。

日本侵略中国，不使中国统一，而是在东北、华北、南京分别扶植几个傀儡政权。东北建立“满洲国”，溥仪做皇上，用了一批原来满清的遗老，比如罗振玉、郑孝胥，实际他们都只是摆设。打下华北以后，在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用的是北洋时期的政客，表面上继承的是北洋政府的“法统”。先请吴佩孚，吴佩孚不出来，一说是条件谈不拢，结果被日本人害死了。后来用王克敏，王克敏曾任北洋时期的财政部长。日本人打下南京，又成立了一个“维新政府”，后来改叫南京国民政府，扶植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批汉奸。

1935年12月，以宋哲元为首在北京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是个日本侵华的特殊产物，因为无论真正是国民党或日本哪一方面来了，都不会有他的份。日本不过是利用他作为向“特殊化”的过渡，如果真正国民党势力直接控制了，也不会要他这种非嫡系的旧式军阀。今天却为宋哲元送上一顶“爱国将领”的桂冠，似乎很不实事求是。不应无视历史，“爱国”一词不宜贬值。29军广大官兵的确是爱国的、抗日的，但宋哲元本人——至少在我们眼里——不过是想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夹缝中做个土皇帝。所以他一方面敷衍南京政府，一方面又敷衍日本，他在中南海举办堂会戏，请马连良、尚小云等名角来唱《四郎探母》，享受土皇帝的生活。可是日本并不愿意他永远处在半独立的状态，而是要彻底皇民化的统治，所以这种苟全于夹缝之中的土皇帝注定是要短命的。“一二·九”运动前夕，《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张奚若先生名震一时的大文章《冀察当局不宜以特殊自居》，旨在批判宋哲元的北京军政当局政府，警醒他们不要卖身投靠日本人。那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此《独立评论》还受到了处分。1937年，中日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宋哲元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梦想能够继续维持他土皇帝的宝座，并没有积极认真地备战，而是对日本一味妥协、敷衍，最终导致一败涂地的惨重损失，我们对宋哲元的痛恨决不亚于对日本的痛恨。如果以大刀、水龙镇压“一二·九”运动的宋哲元是爱国，难道“一二·九”运动是卖国的吗？尽管宋哲元后来并未做汉奸，但他的所作所为与“爱国”二字却是相去甚远，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协求全，北京、天津和河北不至那么轻易地沦陷，等于拱手送人。

另外应该补充一点，自1935年以后，由于大势所趋，蒋介石国民政府确实也在备战，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开通了陇海路、粤汉路，尽管这些也是出于对内控制的考虑，但也是针对日本的。另外，还邀请了英国经济学家李兹·罗斯到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没有这一项改革，抗战初期的财政是无法支持的，但后来一味地乞灵于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经济崩溃。

日本是1937年夏天动手的，7月7日在卢沟桥打起来，可是宋哲元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和物质的准备，手忙脚乱地不断后撤。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请来全国著名的人物，讨论对日本作战的问题——庐山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影响太大了，过去蒋介石在那里办军官训练团，而且基本上每年都把各界的名人请到庐山开谈话会，交流意见，其中包括了北大、清华的知名人物。前几年我读曹汝霖的回忆录，1937年的时候他也上了庐山，蒋介石专门跟他谈过话。那时候连曹汝霖都认为非打到底不可，还有人问他：“你不是亲日派吗？怎么也主张非打不可？”曹汝霖说：我主张的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亲善，日本问题本来可以在“九·一八”的时候解决，可惜当时当政的人，包括张学良在内，都没有把握好时机很好地解决，日本军阀现在的气候已经形成，没别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