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就有九叔一个。这批干部和部分欢送他们的家属，一共有80多人，乘坐一辆大客车，从本溪市内向郊区牛心台开来。
车过太子河时，这一边欢送的队伍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那一边的农民队伍名放鞭炮扭起了大秧歌。突然间，“咔嚓”一声，太子河冰破车沉，全车83人无一幸免，都淹死在车内河中。刹那间，喜剧变成了悲剧，欢呼声变成了一片绝望的哭嚎。
是冤家路窄吗？数九隆冬，冰冻三尺，这里竟然是薄冰。区区太子河夏日常常可以涉水而渡，偏偏冬日的此处水深流急！早不停车，晚不停车，正赶上车行驶在冰面上，一个女孩哭着要停车上厕所。他们和那个大人捡了两条命，一泡尿还没洒完，一车人却命丧黄泉了。
83个冤魂生时一处，死也一地，后来被本溪市政府安置在牛心台的一个山坡上，俗称83烈士陵园。
九婶自九叔走后领着三个儿子，靠政府定期补贴维持生活。她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养大成人了，头几年九婶也过世了。听到他离开了人世，她已经走好几年了，我真不明白，这些年来，九婶是怎么熬过来的。
2 我的先祖（李家铺子）（8）
2我的先祖（李家铺子）（8）
1970年冬，我去本溪买自行车首先看望的就是九婶。
那时候自行车很不好买，别说是永久牌凤凰牌的，就是沈阳产的东方红牌（前身是白山牌的）的在城乡几乎脱销，听说本溪有我就去买了。
那时候的九婶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对老家来的人更是亲热，就提起我小时候如何如何的虎头虎脑，她很开心。
我到她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是按照六大爷给我的地址找到她家的。九婶怕我饿着，连忙到厨房去烙饼。第二天通过九婶我找到了我的小叔李若凤，也看到了我的小姑李淑云和我的继奶奶冯氏。
本溪的确有很多的商店卖自行车，我买了一台轻便东方红牌的，花了132元。我们生产队的地离家很远，最远的地块有八九里路，为了上下班方便，很多人都有了自行车。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卖了一部分口粮，就买一台相对廉价的代步。
从本溪回来的时候，九婶的大儿子李鹏元非要跟我回老家看看不可，九婶答应了。为了省几元车票钱，九婶通过一个铁路的熟人把自行车放在机车里，我们坐车在沈阳站下车了。随后，我领着李鹏元去大东区看了我们的姑奶奶。
那时李鹏元初中刚毕业，整天没有什么事可做就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似乎着迷了。九婶没有闲钱给他玩，遇上了我他很开心。在沈阳我们走了好多家商店，买下不少电子元器件，够他玩一阵子的了。他不好意思对我说：“哥，这可不是小数目的钱啊，我一定想法还你的。”听后我只是笑，什么也没有说。
李鹏元要回老家看看他的亲大爷大娘的目的在沈阳已经达到了，我又给他拿出路费让他早点回家，省得九婶惦记他。
他回本溪了，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走，90多里地的路程。那天天气很冷，北风也很大，我没有穿棉衣，来时就打算骑车回家，图的就是剩下钱给孩子们买一些糖果什么的，他们一年到头什么也吃不到。
车子骑起来很沉，汗水结成了冰，所以冻得发抖，恨不得一步迈到家。
孩子们见到糖果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一个小竹凳是给大孩子坐在饭桌前吃饭用的，他很喜欢。我长吁了一口气，总算走到家了，路上没有吃一点东西，孩子没百盼望一会就好。
人到家了，心似乎还在本溪，还在回忆远方家族的人。
我的继祖母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她的长子李若桐在本溪钢铁公司工作，后来去了湖北，叫做支援三线。次子李若凤在本溪钢铁公司的焦化厂上班，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她的女儿是我的八姑，长相和我的二妹妹一模一样，见证了血缘基因的遗传性。我到本溪后，小叔八姑对我都很热情，尽管继奶奶和我祖母曲氏曾经不那么和谐。
小叔领着我几乎走遍了本溪各各买自行车的商店，终于买到价格相对便宜的“东方红”。随后，小叔又领我去了他的家，见到了我的继奶奶，那时我的祖母已经去世了，继奶奶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有些哮喘。
小叔住在山腰处的平方，是自己的产权。八姑住的是楼房，有好几个孩子，她和姑父留我吃饭，我答应了。
在我的印象中，八姑有些老了，她很坎坷，离婚了又嫁。小叔还是那个样子，虽然比我大两岁，体貌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土改的时候，他家是地主，小时候他的脖子上生有鼠疮，所以30来岁了还没有对象。后来听说他结婚了，还娶了一个漂亮小婶，我们不认识。那一次见面后，至今未曾再面。这几年来我多次与他们联系，但始终没有他们一点信息，我还在努力。
我们李氏家族从曾祖那辈算起，一共五大支系。我曾祖这个支系是人丁最为兴旺的了。大曾祖李瑞田有两个儿子，是我的大爷和四爷。大爷的名字叫什么我记不得了，四爷叫李春和，小时候我常到他们家玩。
民国年间，无论是按长幼之序，还是持家的能为，大曾祖当家理所当然。大曾祖人送雅好李水珍，都称他为“李大爷儿”。他仗义疏财又有胆识，口碑很好。其他兄弟四人无论什么事都听他们大哥的，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哥五个还在一起生活着，实在是难得的大家庭。至于李家为什么发财，又拥有那么多的田亩，其中自有蹊跷。
据很多知情的人说，大曾祖是发了俄国人的财，他是用柴禾换“枪帖”发家的。那么什么是枪帖呢？知情人说，枪帖相当于现在的支票。我想，大概是帝俄政府为了战争费用而发放的债券吧。日俄战争中，俄军溃败，以为这枪帖是毫无用处的废纸了，就要烧掉。大战争见到了，就用柴禾把枪帖换下来成了暴发户。
这种说法李家的老辈人承认，外姓人也有板有眼地讲述，我没听说过李家其他的发财之道，只好相信了。
大曾祖当家理财很有一套，也很公允。可他的堂孙们乃至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说他有些偏心眼儿。
他的嫡系孙子李若柏（四爷儿子）、李若堂（大爷儿子），是我的五大爷和三大爷，同我的家父和六大爷年龄相当。五大爷和三大爷读书的时候花钱如流水，要什么就有什么，甚至是西装革履，大有大家公子相公的气魄。李大爷和家父与他们比起来迥然有异，只能去煎饼铺捞点油水，还落个“李大煎饼”的外号。
对外，大曾祖为人豪爽和善有求必应。十里八村无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一到场就好使，问题就解决。至今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一提起“李大爷儿”还是不住地啧啧称道。他应约去人家说和事，肩上总跨个钱搭子，总能派上用场。一般说来，邻里纠纷、兄弟阋墙、夫妻反目……大都起因于经济问题。李大爷儿钱串子一向下，一切矛盾自然化解。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多人家没有了隔夜粮，大曾祖要是知道了，肯定差人送去。即使有人登门来借，他也一定让人家满意而归。
听我祖母说，家里专门有一个粮仓是答对玍子的。玍子借粮除了维持生计，就是上门找茬儿，看你李大爷儿怎样对待我。
这个粮仓装的粮食从来不多，遇到这样的人来借粮，大曾祖干脆就把仓子里的粮食都送给他。那人就觉得李大爷儿真够意思，他还能说什么呢，一肚子的气没了。仓子空了，大曾祖再令人把别的仓子里的粮食再装到这里一些，预备下一个求借的人。
李家那么大的家业和田地，从春到秋没有一次失火。这和大曾祖为人处世的周详，还有他城府的心计不无关系。大曾祖常说“穷的可交，富的可为”，都给别人一点东西，总比给你点一把火要好吧。
秋收一到，大曾祖也常去地里看看庄稼有没有什么损失。一次，他发现有人在偷地里的高粱，他没有喊抓贼。那人背得太多了，一时站不起身来。大曾祖不动声色奇……書∧網，悄悄走到他的身后，向上扶他一把。他嘴里还说：“多来一趟，背多了摔倒了怎么办，满地的高粱茬子像刀似的……”
那人怎么会想到帮他忙的是李大爷儿啊，以为是熟人，背起高粱就走了。第二天，大曾祖差伙计给他家送去了秫米，并说新高粱是不能磨米的……
那人很惭愧，他对来人说“昨晚上我还背了人家的高粱”。
李家几十口人，还有二三十个伙计，平时所需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自然不会少的，足够一个专人去采买了。大曾祖为方便和节省计，便开了一个小铺。这个小铺子相当于现在农村的小卖店，生活用品宗宗样样倒也齐全。大曾祖遇上孩子们来买米面肉什么的，一定要问清来了多少客人，从来不多卖人家东西。逢年过节卖年货更是替人家着想，生怕别人浪费分文。对一些家境困难的则是买一送一。这个小铺子不挣钱，大曾祖图的就是自家和邻人的方便。直到解放后，有人问我们家里的孩子是谁家的，我们都会说是“李家铺”的。李家铺成了我们李家的代名词，响当当的。
2 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2我的先祖（多舛人生）（9）
李家与人为善名传遐迩，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家也是强盗不抢土匪不夺。八路军来了也从不为难我们，我们不是土豪劣绅。相反，八路军区大队的官兵常以我们家作为根据地进进出出。“区大队”在关内叫武工队，队长姓萧叫萧烈。萧烈在我们当地很有名气，解放后任山西省人民银行行长，新民县志对他有很详尽的记述，我曾整理过他的材料。他把大曾祖当成自己的同盟，有些是还同他商量，对大曾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大曾祖也从不以此自居自傲干预区大队的正事或借机来报复人。
大曾祖同当地的绅士宋亲侯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宋亲侯是个饱学之士，为当时新民县很有威望的参议员，“李水珍”的雅号就是他给贺的号。
用当今的话说，大曾祖算得上黑白两道的人物了。所以，在朝秦暮楚的年月里，李家则是家泰人安秋毫无损。
大曾祖确实是个人才，有目共睹，人所共识。但是，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是谁帮组大曾祖呢？
大曾祖兄弟五人，他最信得过的就是他的二弟，我的曾祖，人称“二当家的”。曾祖忠厚，事事让人，从来不会计较什么，更不患得患失。大曾祖不在家，家里的事就由曾祖说了算。遇上什么大事，大曾祖都要和曾祖商量，意见一致了才操作。家里来了客人，大曾祖就把曾祖拉上陪客。在外人的眼睛里，他们就是双胞胎，有些人根本看不出他们谁是老大老二，言谈举止内心外貌处处都像。
大曾祖终于老了，他是李氏家族中兴的奠基人，他的精神也是永励后人的财富。他一生为后人留下的，除了几千亩田地，还有有口皆碑的人格。
大曾祖的丧事办得很隆重，除了两支鼓乐队昼夜轮番地吹打，还请来了两方喇嘛咏经诵灵，丧事历经三七二十一天，筵席酒宴不绝，笙罄之乐不断。期间，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吊唁，沈城南北的大小商号也携重礼为他送行。
曾祖早已有了吩咐，除商贾之礼却之不恭以外，其他人等的丧礼一概不纳——这种办理丧事的做法叫做“大善席”，行善之席。丧事期间，全屯各家各户均不开火，老少人等一日三餐俱在李家候用。
从丧事的规模和“大善席”上看，曾祖无疑是大曾祖的“智囊”和贴心了。
大曾祖临终前，按兄弟五人把家产分为五股，兄弟五人就分家了。树大分枝，理所当然。四个弟弟念大哥劳苦功高，也为他的百年之后做了安排，分爨前从共有的土地中，拨出一方上好的地块作为他的“养老送终”的积蓄。一方地是多少？那是旧社会土地的一个单位，一共240亩。
按传统惯例，其余的土地哥五个“五一添作二”，每人一份。曾祖的人口最多，哥哥弟弟想多给他一点，被曾祖拒绝了，他不想开这个先例。曾祖的土地再往下分，轮到祖父和家父那，自然就更少了。李家的子孙的土地此处就拉开了距离。所以土地改革时，家父的成分才是上中农，即富裕中农，这时我记事了。所以，其他李家各户则是清一色的地主成分。
大曾祖的大儿子我不曾谋面，没有关于他一点的记忆和了解。他的二儿子是我的四爷李春和。小时候我们住在孟家窝铺时，我经常到他家和他的孙女李丽娟、孙子李福元在一起玩。四爷和四奶都是很精明的人，更为和善，对待我就想对待他的亲孙子一样。只要有东西吃，哪怕是饽饽头他们也给我留着。他们是地主成分，解放后自食其力，四爷开了一个磨坊。这个磨坊专门磨小麦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