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考虑到下海期间虽然没有给乡里捞到什么大鱼，但也把船完整无损地开回港湾，功不可没。我的功劳在于：把原来的股份企业的股份，完全收回乡政府，主权不在旁落，挽回被他人“窃取”的资产100多万元。
回乡里后，我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和原来的职位属于平级。回来后，我和李士和的工作有进一步的密切起来。
他和我的工作性子相类似，浓缩一个字就是“写”。我们写的东西大体相同，或叫做完全一致，都是些汇报材料、经验材料、年终总结、年初计划、会议纪要、政府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所以，我们是同僚、同志，也是“笔友”“文友”。只要是领导一张嘴讲话，我们不是动腿就是动笔。还好，两个人一个动腿跑材料，一个动笔写材料，分工明确相辅相成，倒也其乐融融。动笔动腿这两种功能我们都兼具，所以写起来我们用不着精推细敲就能心照不宣，一笔成就了。对于材料，我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该完成的必须完成，能推脱的绝不抢时间去完成。但是，我们这种工作作风与态度还有速度把领导坑了，养成一些人懒惰的坏习惯，也坑了自己受苦不小。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写字的机器，有些材料在限定的时间里用嘴说都说不完，何况一笔一划地写啊？后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悟出了一个法则，“糊弄”。结果，糊弄的材料也能糊弄过去，看来，天下没有什么比糊弄更好糊弄的了，就像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一样，不糊弄就违反了客观规律，天理不容！
我们心心相连息息相通互溶互补。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坚毅，他诚恳地接受着我的阅历。我比他年长十来岁，他常和我探讨有关孩子们的成长教育等家庭问题，我们无话不说。
一种向往，往往就是收获的开始，没有向往，人生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正因为如此，他才和我交流，也得到了“教益”。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这让他亦喜亦忧。他那几百元的工资供两个孩子念书，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生活计，灵人也得出笨招，李士和夫妻俩承包了某军区农场60多亩稻田，以解决家庭财政之逆差。他用最脏的写字的手，换取最洁净的钱心安理得，虽苦犹甜，值得人们称道。孩子们深知父母的艰难与不易，学习上更加用心刻苦了。孩子们能有这样的心态对待父母和学业，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也不是苦口婆心所能凑效的。几年后，他们都考上了大学。由此说来，“文人”官人靠务农挣钱看似笨招，其实是高招绝招，总比靠权钱交易要干净得多，文明得多吧。
有人善意地开导他：在机关，你是少有的函授大专生，论能力水平，还是为人德行，混个领导当当还有问题吗？你怎么就不活动活动啊？工会主席空位，副乡长增编……
谁都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这个真理。他也清楚“花钱买官，升官发财”是硬道理，是一本万利的真经。但是，他执意不去念这个经，也不和任何人说这是为什么，只有自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很像年轻人看对象，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为什么还要说出“不乐意”的道理啊，“埋汰”人家啊！你觉得那样做恶心，也许别人很得意，各取所需，任由自己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苦口婆心”的说教开导是毫无作用的。再后来的换届选举中，他按着“自然”法则，当选为副乡长，但被调离罗家房去了兴隆点镇政府，一直到如今。
有的“平民”不刻意钻营官位，有的“高官”却会把触觉伸向“平民”。确切点说，狮子大张口的领导，巧妙地为你设计一个让你自投罗网的感情投资的环境，外人称之为陷阱，或叫做“情网”。段景汇就被领导导演成了猎物，心不甘情不愿地坠入这个情网之中。
段景汇同我是文友，十多年前迈进了乡政府这个大院，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官方身份是电影管理长的站长。他年轻我十多岁，有很扎实的文学功底，他的诗《我们农民是画家》曾获得辽宁农民报诗作大赛一等奖。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都认为段景汇前途无量，眼下只是缺少一块能敲开封侯挂印那扇大门的“金砖”而已，还有敲门的时机与胆量。
时机终于来了，不是等来的，而是领导主动送上门来的。
那一天下午，他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盛情约请他星期日早上到新民市区内帮领导搬家。幸福从天而降，他反到犹豫不决了，摊上了令他心烦意乱的麻烦事，感到是个灾难。去，还是不去？他拿不定主意就找我商量。
我说，领导搬家就是乔迁之喜，找你“帮忙”是瞧得起你。你不能不去，也不能空手白去，不然人家为什么不雇力工啊？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明白，不愿意做的事，不等于不去做，违心的事就得违心去办，你不违心日后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段景汇乘早班车去了新民，到领导那里他才知道，前去帮忙的不止他一个，有的人头一天晚上就去了。
事后，我没有问他付出多少感情投资的价码，这种羞于启齿的问题是难以启齿问答的。但我还是安慰他——“帮忙”是在劫难逃的，花钱免灾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他点头……
段景汇是文学青年，我借了他的光才有人称我们是文友的，或称我是“文人”文化人。在农村，被称为文人的人是很有光彩的，很是受人尊重的。我们那的文人就很多，能在省内外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人不下十几个，唯独段景汇获过大奖。两年后，段景汇改行了，做了文化站站长。这本该是发挥他潜能和灵感的地方，然而，他自己也难料到的是，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后又改行了。
这篇报告文学是赵国林请他写的，那时赵国林已经去了另一个乡任党委书记了。
谁都晓得报告文学的分量，给个人写的报告文学胜过于撰写“功垂千古”功劳簿。也就是说，一篇报告文学顶得上十本功劳簿，凭此可以连升三级！对此约请，段景汇不情愿，就像去领导家里“帮忙”，但所有委婉的推辞与借口都被赵书记一一驳回了。上次因违心帮忙遭重创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一次又让他的违心雪上加霜。从此，他竟然和写作一刀两断，废了“文功”，毁了自己的文学前程，可悲。于是，他从文化站去了林业站当站长一直到现在。
赵国林大功告成，当上了新民市水利局局长。文人成了政客的“御用文人”，政客都需要这样的文人为他粉饰，甚至是文过饰非！
段景汇自毁“文学前程”，就像谁都乐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行我素。但是，谁都无法摆脱他人的意志，“他人”则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这叫受制于人，无可奈何。他人就志得意满，春风得意，你为他人做嫁衣。可见，“他人”是多么的“高尚”、神圣，难怪很多人都抛弃了自我而要“他人”，或不惜一切地争做“他人”！不过，也有宁要自我，不要“他人”的人。
3 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3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1997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夫人在家收到了一份厚礼，一条20多斤的大鱼。那天上午我不在家，不知道这礼物是哪位朋友送过来的，送礼的人她根本不认识。我在想，我没有什么权利与人做交换啊，也没有为谁办过叫我记忆的事情啊？更想不到送礼的人是出于什么心情和目的，很是纳闷儿。
我还在想，大概是他吗？我把电话打过去，他先是笑了，接着只好如实“招供”。他是我的同僚，交通管理站的站长刘春州，我这才把心放下。因为我担心别人求我办事，我也办不了什么大事。
刘春州的礼我敢收下，不犯什么忌讳。我们是“政见”苟同的一族，是淡若清水的君子之交。我们同属猴，他比我整整小一轮，都有那么一点猴脾气，不听邪，爱谁是谁！
春节一到，送礼之风猛于虎，更猛于流感，无处不在，席卷整个社会，刮得乌烟瘴气。单位的头相互送礼，求人办事提前答谢或超前送礼……似乎人人都得送礼，不送礼就过不去这个年，不送礼也不叫过年。不然就没有“有礼行遍天下”那句话了，“无礼不成年”也自然顺理成章了。
过了春节，见到刘春州我就和他开玩笑道：“我也太死板了，来年也开个先例，给兄弟送点礼，不然的话，你在路上一栏我，我可就没有办法上班了……”
运输管理站有这个权利，管理交通车辆的权利。他对工作很认真，对手续不健全的车辆一律按章行事，或扣押或罚款，一视同仁。大多手续不健全的车主都有背景，从来不办理什么执照，缴纳什么管理费用，草民哪个敢目无法纪？刘春州倔强得很，你越是和某某结缘当靠山，我越是跟你不讲“人缘”，当你的拦路大山，就先拿你以身试法。开始，他给“靠山”的面子，反正你还得栽到我的手里，吃惯这碗饭了，他们不会放弃。所以，第二次被扣车，领导不好说话了，只得任惩认罚。他的原则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下不为例！这也是只给你领导一次说情的机会。
我和他开玩笑说要给他送礼，他哈哈一笑。真要一提“送礼”俩字，他保准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些车主们，给靠山送礼的钱，足够缴纳管理费的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图的是什么！”我问他，既然你有权利，那些人为什么不给你送礼？他笑了，说，给我送礼只能解决放行这一件事，给靠山送礼不仅可以放行，还能拉上关系办其他的事，一举两得，比给我送礼便宜多了。是的，市场经济嘛，人人都会算账，怎么个算法各不相同，算眼前算长远更是大不相同。
刘春州的父母都是河北昌黎人，同我的岳母是老乡，有时候我们之间也会以此为话题闲聊。他父亲刘景权原来在本乡粮库上班，后来乡里成立了粮食管理所，他就到乡里上班了，我们就认识了，也有了更多的交往，那时刘春州还小。爷俩个为人性格大体一致，但他们的闯劲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守业型的，一个是创业型的。
在我出任鞋厂厂长的时候，刘春州正在筹备建房，准备搬出乡政府大院另起炉灶，干了一番事业。和他同时另起炉灶的还有林业站，干到半路就停工了，直径依然是一片废墟。相形见绌，刘春州想干事能干事，且又雷厉风行，人人称道。刘春州的办公官邸落成了，一不请客收礼，而不声张造势，悄悄地把事先多建的房屋出租了，解决了招待费用的开销，处处为公，精打细算。于是人们慨叹着：有些人连自己的小家都管理不好，让他去管理大家，让他去闯，只能闯出一个又一个破破烂烂的大窟窿。这样的人和事还少吗？比比皆是！
从1984年起，辽河连年水患成灾，沿河五个行政村无疑幸免于难，村里的经济早就越过崩溃的界线。这其中无不与“乱闯”有关系，创出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大窟窿。
五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但也不能差得太多。且不说长论短，那也得个有功能和长处吧。我们那五个村，除了二道房村外，他们既有内债又有外债，方方面面无一是处。这五个村的地理条件相同，村干部们从小也不比谁缺奶，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同在一块蓝天下生存繁衍，很难找出先天不足的差别，客观上不同之处，怎么就“性相近，习相远”了呢？听听老百姓唠的实在嗑，也许会找到答案。
“人家二道房村干部，没有一个人打麻将的，俺们的书记主任可好，把村部鼓捣成麻将社了……”
一语道破天机，整天夜以继日地沉湎于“万、饼、条”，那还有心思顾上群众的“吃、喝、烧”啊？二道房村干部是个啥样的人？
杨焕杰（也作杨桓杰），党支部书记，新民市人大代表，别说是本村人对他有口皆碑，就是外村人说起他来也无不交口称赞。
他这个代表是由五个村共同选举出来的，没有真本事可能吗？再说了，其他那五个村的干部谁不想弄个代表当当？没有不争这个头衔的，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岂能是争来的？他们也不想想为什么争不来，而年年去争。
我和杨焕杰一无亲二无故，经济上更没有任何交易，没有一分钱的来往。有的是经常性的思想交流，和对农业生产上的技术交流与探讨，情感日浓。那时候的乡村干部都在上级的指示下，进行“进修”，参与“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的学习，毕业了学历是中专，国家承认。杨焕杰靠理论与实践互动取得了毕业证书，不像党委书记赵国林委派他的手下去替考混文凭。
他家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和我家的一样，是一块杂七杂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