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35部分

其三叫“谢幕”，惊诧的谢幕。刘书记“送礼不收，溜须不受”，令机关上下惊诧不已，也叫八千岁十分惊诧啊。刘书记牺牲了一条烟，坏了八千岁的千秋大业。他觉得，恍惚之间天地都变了，屡试不爽的万应灵药失效了。他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好大的一把“米”。这“米”就是他的饭碗子，身怀的绝技，露馅了，演砸了。从此，人们的心病不治自愈，眼前一亮，再也不怕得罪了八千岁而激怒领导给你小鞋穿了。所以，他们敢在机构改革中毫不违心地给八千岁打分，“穿小鞋”，致使他一败涂地。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被时代的潮流卷到浅滩上成了沉舟，一个机关的股长被历史的车轮甩在地上而爬不起来。这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吗？

那么，他是怎么入党的呢？答案是，几经周折，几多坎坷，才终成正果。

机关支部大会和支委会多次讨论他入党的议案均未获得通过，愁煞人也。欲进不能，欲罢又不忍，愁坏了两个人，一是八千岁自己，一是那时当权的党委书记。领导思来想去，觉得既然对他有了承诺，就该负责到底。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领导动用了他的权威，暗示机关支部负责人专门找和八千岁过不去的两个人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两个人抵挡不过这种干预和压力，违心地扮演了“月下老人”的角色。八千岁入党大业就是在领导亲自指导和策划下进行的，完成的。八千岁对此很是懊恼，入个党咋就这么费劲啊，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还不如不……他认为，党不党的没关系，只要我和说了算的拥抱在一起，任何死神都不能把我从“得意”中抢走。

在他为人处世哲学地指导下，我行我素，义无反顾，怎么可能去反思自己的“失误”啊，怎么会理解什么叫自我检点啊！这回机构改革他傻眼了，头头脑脑和大家一样，只有一票的权利，寡不敌众，无力回天。唉，作茧自缚，咎由自取了。

　5　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太过霸道）（1）

5本土的上司

1958年初春，大跃进的号角刚刚在农村吹响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叫王胜岩，是我们这里“乡镇”一级的大人物。那时公社还没成立，更不能叫“乡镇”。当时“公社”一级的地方政权称之为“区”，后来又叫“作业区”了，他是作业区的首脑人物，我听大人们说的，相当于现在的党委书记。看外表，他人很老了，其实那时他也就30多岁，但在小孩子的眼里他就是老头。“王书记”衣着简朴，腰间经常系个麻绳做腰带，和我的邻居老头差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个老革命、老八路、老资格，没有一点架子，基层的干部都围着他转，神圣、威严。

等我到公社当临时工上班的时候，他在我们公社从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待不住，就做机关的常客。有时候晚上没事可做，我们常在一起打扑克，对他的为人、性格有了一些了解。

王书记头脑很机敏，扑克打得也好，要是输了，你就遭殃了，直到他赢了才罢休，往往玩到后半夜才结束。争强好胜，就是他的性格，工作上也一样。所以，他退休后很少有人和他来往，说上句说惯了，现在你退休了，谁还受你那套？有时候无理他也要狡辩三分，包括打扑克。我是小字辈，出于对他的印象和尊重，违心地配把手和他玩，就输给他，不然你受得了吗？真是“和尚没事（寺），尼姑不得安（庵）”啊。这都是70年代末的事了。那时候王书记退休的工资很高，他的夫人也是高工资的退休老师，老百姓都叫他财神爷。可他属于“铁公鸡，琉璃猫”一毛不拔之类的，扑克输了也不请客，呵呵一笑算了。别人输了，他贬损你的话就多了，直到你掏腰包才打住，受不了他那张损人的“臭嘴”。

王书记属于本土的上司，工作上我们没有共过事，业余消遣算是我的上司，我得听他的。不久，他去县城养老了，我解放了，至今没有他的消息，我依然怀念他当初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罗家房人杰地灵，原辽宁省省委书记全树仁就是这块黑土地的生人。著名作家马加在这里度过了他年少的时代。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8年的20年间来奇……書∧網，全乡共有2000多人考入大中专院校，其中博士生11人，那时的学子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996年夏，党委书记贾清仁为实现罗家房乡经济腾飞，举办了在外地的罗家房人士献计献策的座谈会。拟定与会的都是科处长以上职级的官员，共一百余人到会，号称“百家论坛”，由此可见罗家房人才济济。缺憾的是，自1958年成立公社到现在的乡党委、政府的一把手中，没有一个是本土的。被乡村各界认为很有才能的周春林，也仅仅是个党委副书记，位居三把手。

何以如此？原因太复杂。有的说县委没人，县官都是辽河西的，没有裙带关系，此其一。有的说，罗家房人太“文化”，呆板，不会走动，“运动”……大家总结出来的，没错是吧。这两条放在周春林身上都合适，可谓量体裁衣，量身制作了。

周春林，本乡新兴村人，过去叫平安堡，马加的家乡。他小学文化，连级军官专业。冷眼看去，这个人是很难接触的，有一种自以为不同凡响，自封清高的架势与神情。他的记忆很好，对各种事物都能弄清来龙去脉。他的思维也很敏锐，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思路清晰，方法简单而得当，干净利索。同时，他常常容不下属下说话，不管正确与否，他可一语中断对方所言，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霸气。在他刚刚当上副乡长的时候，这种霸气已初露端倪了。

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同洪毅文（后来的副书记）任加林（农业助理）边骑车边聊天，我说周春林是个山大王的作风。不想，这句话被他们俩其中的一个告诉了周春林。我是心直口快的人，说过也就忘记了，只是闲来谈笑。

第三年夏季防汛时期，周春林在堤防值班，我遇上了他。因为我家离堤防很近的，吃过晚饭我去堤防看我的表哥慈明信，周春林和我算起了旧账，这就是他的“强记”。

我走进堤防，周春林正和表哥他们喝酒，见我进来就让座。堤防的饭我是常吃的，但有客人的时候我从来都是回避。我和周春林没有什么隔阂，又是领导和同志的关系，在大家再三礼让下，只好“作陪”，也是好意，其实我就是坐坐，吃过了。我刚刚坐下，周春林突然向我发问：“听说，你管我叫山大王吗？”

“这话问得真没劲！怎么，难道你吃饭就不许我来吗？难道你喝酒，就不许我吃饭吗？你吃谁的？我吃你的了吗？你怎么这么独！”

我一连问了他好几句，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依然“得理不饶人”：

“是的，是我叫你山大王了，怎么，不对吗？”

“为什么？”

“你就是山大王！我来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不是山大王又是什么！”

屋子里原来融合的气氛霎时间凝固了。大家都觉得周春林太霸道了，又不好直说，只好我说，总不能因为我的来到让别人也尴尬吧。

“我叫你山大王，是瞧得起你，你还别不识抬举……”

周春林涨红着脸细听下文，他自己也觉得说话太不合时宜，等着下台。

“乡政府有好人吗？个个都是土匪，你不是山大王是什么！不愿意干，说话！”

我说完，包括他都哈哈大笑。

其实，他的领导艺术和才能都体现在这里，只有你服从的份，他的尊严才得以体现。后来他承认，他当着许多领导评价我，说我是唯一“不受话”的人，我不会唯唯诺诺。我不是“不受话”，我是不受歪曲、贬损、小觑的话。

　5　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5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周春林从部队转业来到乡政府之初，任农会主席。这个农会成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都干了些什么，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历史记录可查；后来是什么时间取消的，取消没取消，只有天知道。

形式主义创造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类似的机构记载着形式主义永不泯灭的足迹与历史文字。这也是一种世俗，就像当官也讲究论资排辈那样。周在部队是连指导员，给转业军官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是约定俗成的天理和世俗。农会主席算老几？谁还以为这个角色是土改时地主眼中的怪物值得很多人哆嗦吗？“主席”的名称很伟大，但放在他身上就不那么炫目了，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主席”，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官当得可笑也可怜。时来运转，过了不久，公社有了纪检委员的空缺，我们的周主席天经地义地补位啦。

俗话说的好，“多年的大道变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周春林在仕途上从不运动、活动、走动，而是靠水到渠成和水大泡倒墙当上了副乡长。

周乡长主管过农业，后来主管乡镇工业。他所分担的工作从来不让主要领导操心，这就是水平和能力吧，就是领导“器重”他的原因吧。

1994年9月末，正是乡镇工业全面启动大力发展的高潮时期，比当年大跃进还气势磅礴如火如荼。在周乡长的主导下，乡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皮鞋厂，其全称是“沈阳市晴天省力保健鞋厂”。鞋厂刚筹建的时候，谁来任厂长还八字没有一撇。筹办过程中，一切事宜均由周乡长直接领导下的乡企业公司代管。

代管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周乡长心中，企业公司一班人没有一个可以胜任厂长的料呢？在一方缺人，一方“毛遂自荐”的情势下，我就成了这个厂的厂长了。

为什么我要“毛遂自荐”啊？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从一则民谣说起，这民谣把乡政府的干部分成了十类（和前面我说的略有不同）：

一类干部是乡长，搂完这厂搂那厂；（类似当今的官商勾结）

二类干部属党委，喜欢什么都得给；（到企业见啥好就拿啥）

三类干部武装部，大盖帽子遮羞布；（吃拿卡要全靠绿军装）

四类干部农田水，一项工程就够本；（高预算低投入包私囊）

五类干部管民政，国家钱财我私用；（不花白不花为己巧花）

六类干部企业办，老婆孩子酒桌转；（花天酒地加鸡犬升天）

七类干部实体站，中午有酒也有饭；（垄断经营又肥吃肥喝）

八类干部青妇联，笔墨纸张都犯难；（有职又无权办事真难）

九类干部事业编，工资奖金真可怜；（文化广播站啥都难赚）

十类干部临时工，上班早点别看钟。（勤奋辛苦看领导颜色）

“十类干部歌”需要注释的地方，就是其中的奥妙。其中一类干部包括党委书记，他们的奖金除了“按章所得”之外，“业余”的奖金不计其数。比如，计划生育部门完成了指标得到的奖金，就有书记乡长和主管领导的份。一年下来，哪个部门都会完成超额完成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与指标，都会有一笔可观的奖金等待“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领导的奖金是各个部门的综合、总和，盆满钵盈多多益善。“农田水”，过去叫农田办，就是这时的水利站。一有外地的工程下来，上边拨钱，下边齐钱，他们的腰包自然在刹那间膨胀了，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油水。“实体站”，指的是“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和“兽医站”、“农经站”、“林业站”。这些站都有行政性的执法权力与收费，靠政策吃饭，有权有钱，开心快活。“青妇联”，就是共青团和妇联，有职无权也没钱，干啥啥难，这里仅仅是个向上攀爬的阶梯或避风港。

在乡政府，我那时就是个九类干部，被称为臭老九，玩文字的。县财政的定额拨款仅仅够三分之一的工资，其余的部分由乡财政补贴，成为花钱的累赘。奇书网县里可怜乡里，就对广播站隔三差五地下文件，今天让你搞自筹办实体，明天又说新闻工作很重要，不能削弱……总而言之，广播站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现状弄得你死去活来，又活来死去，谁不顺心都会拿你开刀，拿你当出气筒，获得“改革”“新政”的功绩，进行泯灭人性的改造与实验。于是，许多乡镇的同行们，为了能够吃碗安稳有序的饱饭，纷纷逃避这个是非之地，寻求新的“生活点”。那些暂时还没有出路的，都如同困兽一般在极力地挣脱着、挣扎着。我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下海”的，当上了厂长，以此来躲避一下“朝秦暮楚”的罹难与尴尬。

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甚至占了主导。我这人有些意气用事，一心想和社会上的偏见做一回斗争。那就是，“难道乡镇企业真的搞不好吗”？真的是“大家拿，拿大家吗”？我不服气，决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