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26部分

　2　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2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6年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人家的70％，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的5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元钱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师头顶上的“负责”2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3　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3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1976年8月1日到1998年9月初，在这22年的时间里，公社变成了乡政府，机关官邸由原来的平房拔高为楼房，我也从青年过渡到头发渐渐花白的岁月中来。那年我还不满55岁，但领导我的上司何止55位啊，堪称多如牛毛！

在农科站搞气象时，有阎站长史副站长两位领导领导我。张柏春虽然是站员，但他是国家的正式干部，领导不在，我就听他的，他是我实实在在的领导。站级的领导之上，还有分工负责的部门领导，部门主管的领导之上，还有党政一把手的领导。除此之外，县里气象、农口系统的各级头头们也是我的领导。下乡蹲点，我要接受“片”（几个大队、行政村为一个片）、“点”（一个生产大队、行政村为点）领导的领导。加上我工作部门“频繁”的调动，加之领导走马灯似的迁升调换，领导“繁衍”几乎成几何级数的增长，难以计数了。

刚到公社，直接领导我的，也是和我首次谈话的，是农科站的史贵华站长，公社党委委员。

史站长出身贫寒，一身正气，在机关里“没门没派”，没亲没疏。在许多公社干部的眼里，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属于“独立派”，或“游离派”，不会搞小动作。解放初，老史是农会干部，讲惯了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淳朴实在得很。他没念几天书，但由于肯学和工作环境的关系，自己的工作计划和总结从来不责成他人代笔，这在领导中少有。

老史下乡蹲点喜欢带上我，他说可以向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在他身上受益匪浅。蹲点的时候，他不会找借口回家看看，我们年轻人就陪他吃住在村上，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换换衣服，农忙时，几个星期也不回家。

社员们看他穿戴很简朴，就和他无话不说。有些村干部就不同了，他们认为老史不够派头，是个大老组，就像对待农民那样对他“不恭”。老史讨厌以衣帽取人，当然也对这些人另眼相待。史站长的“跟头”就栽在这帮人的身上了，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

他们可以小瞧你，但你绝可小瞧他们！这是他后来的感慨。

村干部往正道上走，是群众的带头人，龙头；往邪路上迈，那就是一条地头蛇，毒害一方水土。有的连党委书记对地头蛇都惧怕三分，和他们称兄道弟，这是后话。

1977年秋末冬初，老史和我去一个很“不错”的大队抓秋粮征购工作，在“不错”的大队铸成了“大错”，老史中计又“中毒”。

这个大队迟迟不组织个生产队送交征购粮，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大队书记不做自我检查，反倒说“冤枉啊，郭书记啊，是老史不让我们交的……”大队书记信口雌黄，党委郭书记不问青红皂白，老史李代桃僵，受到不白之冤。虽然后来弄清了来龙去脉，但“后来”是多长的时间啊？半年后！这对老史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只落个悔之晚矣，又有什么值得可以弥补的呢？

在老史的建议下，公社“撤消”了这位阳奉阴违的书记。没过多久，老史被调到别的大队蹲点，那位书记又直溜溜地站起来了。

对这件事的处理，我对郭书记很有看法，就凭那位大队书记的几把眼泪，怎么就抹掉了自己的是非呢？

老史所以“中毒”，是那书记领着一帮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大吃大喝被老史抓个现行。书记眼珠一转，当即就请老史上座同干共饮。老史“不识抬举”，一股怒气，转身走了。

老史走有走的道理，他看不惯吃吃喝喝那套，骨子里觉得恶心。再说了，你为什么不先请老史啊？抓到你了，你才想起来“让座”啊，心里没有人，眼睛里小瞧人＇奇。书＇，这是我的感觉，不是老史的初衷。

我和老史回到蹲点的住处，刚到屋里大队的通信员就送来好几斤肉，说是书记的“关心”。老史拒收，书记闹个“卖不了的烧鸡——窝脖回来了”。书记觉得这事不好，决心和不识抬举的老史较劲，于是，恶人先告状，告到郭书记那，倒打一耙“反客为主”先下手为强……

郭书记个子不高，也是老早年的农会干部。他到这个公社当一把手有两年了。他的信条，无一不在工作作风上，和外部表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

他在机关里有个外号——“寡妇脸”。整天一脸的哀怨，如丧考妣，且与杀气腾腾的神色混杂在一起，人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他不骂人不说话，不骂人就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就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头似的。

我是比芝麻官还渺小的官，工作上接触不上他，所以没有受到他的伤害，官小也有优势了吧。老史则不然了，是他的属下，冷言恶语司空见惯。有时候忍了，他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人家是一把手嘛。但是，对于那次的不白之冤，老史也是耿耿于怀。

1977年夏锄时节，郭书记到老史蹲点的大队检查生产进度，就碰了一鼻子灰。

郭书记见进度很快，质量也很好，没说什么就想走。老史笑了笑，说：“郭书记，还有什么指示吗？”他回头啐了一口：“指示个屁！”

“那我以后还听你的吗？”

“随便！”

“你可以随便，我不敢。”

“那我就听你的了。”

“你听过我的吗？”

郭书记哑口无言，老史也不留他吃饭，满心不快地走了。从来也没有人敢顶撞他，今天是猫遇上“急眼”的老鼠了。

老史有些“古板”，他懂得变通，但从来舍不得使用。我也“古板”，臭味相投，只有我算是他知心的朋友，我们之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流，毫无忌讳可言。

为了走的更远，我学会了河里的石头把自己“磨圆”。老史在我的搓揉下，也在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游刃了许多。在我的劝导下，他试探着主动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加上那次他对郭书记的“敲打”，郭书记对他的成见也渐渐地“磨和”了，说话也变得“推敲”了。

老史出身好，历史清白，工作踏实上进，“文革”中就成为公社机关当然的革命派首脑人物之一了。新兴公社和全国一样，在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中，一共造成11名“反动派”被含冤打死！累累血债得以昭雪之日，老史的领导责任在数难逃，难辞其咎。“文革”后，县委解除了他党委委员的职务，成为一名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1995年，他退休了。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执行的都是上级的指示，怎么没有人为我负责呢？党犯了错误，怎么让我来承担呢……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老史的确是苦大仇深，是共产党新中国使他翻身得解放，并成为一名革命干部。朴素的阶级感情，让他对一切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这就是他“古板”人格的内在因素。他不随波逐流，体现了他的“古板”，但他又“随波逐流”，卷进“文革”的黑色漩涡，淹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悲的是，至今他也不明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症结所在。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症结，见仁见智吧。

我同他一起工作了四年，我很感激他。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一心培养我入党的人，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他的想法。当他想向组织建议的时候，他已经是历史的“罪人”了，有人会听他的吗？说话还有分量吗？

他一直在考验着我，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