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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两座墓碑被牲畜“蹭痒痒”给蹭倒了。对此，不知道烈士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反正人们见了都骂董特派“无事生非”。
当初所以把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七星山，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意愿，认为那是烈士安息的最好选择了。董特派一意孤行，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也惹怒了原来墓地周围的人们，那也是人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啊！践踏了人家的感情，满足了他的自作多情，是何道理？
二道房以及周围的学校，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举行祭扫烈士墓的活动，去马虎山水库中心地带那个荒丘的一处烈士墓地。在那里，长眠着少说也有4名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现在，二道房学校的师生用不着舍近取远了，却冷落了那四名英灵，死人不知，活人伤感。由此看来，董特派的这个谋划“漏洞”太多了，甚至是一无是处，其中包括“怨声载道”。
在董特派的思维中，“格式化”的东西体现在他敲定的碑文上。“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背面书写的碑文，竟然不顾历史的真实，随意地塞进他个人“格式化”的意志，他把“杨姓”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地主武装，是杀害革命先烈的罪魁祸首，引起“杨姓”家族的强烈不满。“格式化”，就是那时千篇一律的“历史剧”情节的模式，只有这样“碑文”才能立得住。试想，人们在怀念先烈悲哀的情感中，这样的碑文不是更令人悲哀吗？
2 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2貌似的老师（鉴别真伪）（2）
崇敬的可以恣意亵渎，历史的就会遭到任意践踏，科学的则被随意丢弃，难以入驻人们的心中。置身那个时代，麻痹，已经是每个人的通病，且都觉得没病才是有病，病得不清。
有人说我是“貌似的老师”，就因为我自以为是真正的老师，才觉得我不是个真正的老师。除此之外，还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常常没有老师的“形象”，而难以得到别人对我的认可，根本不像个老师。
在学校，我还是个九等人。学校校田地的农活，都是我领头去干，活少的时候我自己去干。有时候刚干完活，就灰头土脸地去上课，上完课再去干活。上课就等于体力劳动后的休息，体力劳动则是脑力劳动后最好的放松。难怪人家说我是学校中的劳动力，是生产队劳动力中最轻松的人，有道理。
和在生产队一样，学校的“活计”我样样都得拿得起放得下。语文、数学、化学、物理、体育、图画……除了音乐课以外，我什么都教过。我不爱教音乐，觉得就像赶车不爱和牛马说话，自然也就懒得“对牛弹琴”。
“数理化”，学生爱学，感觉新鲜。在农村，别说是“数理化”的知识了解得甚少，许多农民连物理、化学这个名词都很少知道，他们的孩子对此哪能不感兴趣？
原来初中3年的课程，现在要2年来完成，课本就是这么编的，内容粗放，“深奥”得像诗，跳跃性很大，这完全背离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与规律。为了不泯灭他们的兴趣，当老师的就得深入浅出地讲解，能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东西就算行了，就算成功了，就算你对得起他们了，也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换来了有口皆碑，都说我真有两下子，这有点叫我莫名其妙……
哈哈，我终于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自己都憋不住要笑。那就是，听不懂的人越是多，就越是认为你“才高八斗”啊！你越是“才高八斗”，就越是有人“高看”你一眼，你就越是像个“貌似的老师”。
1972年初春时节，德盛堡大队的李书记，也就是8队原来的队长，找到我“才高八斗”，说有要事相求。那么大个书记“求我”，我哪能不去？人家事先都和校长打招呼了，我知趣，搭个“求”字不是求我，是求校长。我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别说我不务正业就好。
李书记开门见山，要我和他一起去沈阳买硫酸。
70年代初，好多生产队对使用化肥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认识到化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大家都想买回硫酸，自己用磷矿粉兑硫酸做磷肥，省钱，有效。
李书记要我和他一起去，想让我鉴定一下硫酸的含量，害怕买到假硫酸，搭进去钱还让人家笑话。
鉴定也好，鉴别也罢，相关的药品与仪器学校没有，我只能用物理的办法试试看了。李书记也无奈，只好如此。
我带上天平、量杯和李书记去了沈阳一家化工厂，那个厂子在东陵区，很远，当天勉强返回。
经过对硫酸比重的测量，这个硫酸的浓度太低了。看颜色，十有八九是废硫酸，PH值很低，根本不能使用。李书记相信了我的分析，奇#書*網收集整理没有买下这批硫酸。
后来，这个厂子有个和李书记很熟的人告诉他，这些硫酸全是用过的，幸亏你们没有买，不然白白搭进去5000多元。那时，一个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有个三千两千的就不错了，5000元是个想象不到的天文数字。
你看，我又成了“农技员”，生产队做磷肥的时候都请我当参谋，把关。
正是因为我客串了一回“参谋”，李书记才下定决心，自己大队的学校也要开办戴帽的初中班，省得有事求人家二道房学校的校长放人。
1972年5月末，德盛堡在二道房学校的初中学生，回到了本大队的学校。进校的老贫农就是那次带队抄家的“老曲”。别看他的年龄只比我大两岁，全堡子的老少爷们都这样称呼他，年轻的“老谋深算”者也。现在，他对我很客气，只要我说出的话，他都言听计从。但我从来不胡言乱语的，只有一件事我是非说不可了。
这就是要在学校建立一个气象哨，老曲十分赞成，我也得到如前文中一些想得到的效果，再此不再赘述。
德盛堡的初中班，也和我当年任团支部书记一样地昙花一现了。到了下学期，公社在建立了曹家中学后，全公社北部11个村的初中班都河归大海一样吞并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不愿意放弃我所经营的气象哨，没有回应曹家中学的诚意约请，依然在德盛堡小学任教，一直到1976年8月1日到公社上班。
回想起差1个月就是整整6年的教师生涯，我往往暗自窃笑：
我是怎么为人师表的呢？我是传道了，还是授业了，或是解惑了？但只有一点我敢肯定，也很欣慰，更是自豪：我对任何学生都如同兄弟情同手足，从来没有以我之好恶，而对学生选择亲疏。这是我做学生时最希望得到的，我必须让我的学生得到。直到如今，凡是我教过的学生，老远就叫我李老师，亲切。就像王作东同学送给我的豆腐，看着洁净舒心，吃了回味无穷，享受一生。
我这样做一个“貌似的老师”，用不着谁说我“伟大”，根本也不是哪类的“伟大”。我就是一心想把“卑微”与“鄙视”蒸发，得到“博爱”与“人性”的结晶。一次又一次地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从新开始，从学生到农民，从农民到公社干部。
3 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3草根的干部（偶得天书）（1）
一次次的努力，合围着一圈圈汗水的年轮。一次次的重新开始，印满了一个个艰难辛苦的足迹。
1976年8月1日清晨，我骑车25华里来到公社上班。在外人看来，在岳父的眼睛里，我也是一名很荣耀的公社干部了，羡慕我的眼神和喜悦脸色都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只是一个挣工分的临时工，在大大小小的公社干部中，我不是九等人，而是十等人，最低的一等。这就是说，曾经庄稼人中的“好手”，教师中的“有两下子”，都像旧的年轮一样化作了一个圈——那就是个零，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在公社上班，工作时间的伸缩性很大，而不是现在的弹性工作制度。要不是开会的话，晚来早走由你自己做主，没有人说你迟到早退。这和生产队相比，有点像过年放假；与学校对照，相当于老贫农。
公社机关的机构很是庞杂，什么党委、革委会（后来的乡政府）、办公室、组织办、秘书办、政策研究室、机管站……不下20几个，济济一堂。我是搞气象才去公社的，由农业技术推广站领导管辖。那时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有正副站长2人，阎站长、史站长（副），我们站员4人中有3人都是临时工。
到那的第一天，我听见那个正式的张姓站员对阎站长说：“阎站长，我出去一会儿。”“行。”这一会儿究竟有多大的一会儿呢？反正我一天都没有看他回来。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比阎站长还大的领导来找那个站员，阎站长说“他出去了”。那领导“嗯”的一声走了。这就等于他“我出去一会儿”，就是工作去了，得到领导的认可，放心地走了。从那以后，我时常听见“我出去一会儿”这句人人都可以说的话，哪个部门都可以听见。后来，“我出去一会儿”进化了，进化为“我下去了”，意思是我下基层工作去了，堂而皇之，师出有名。
我没有“下去”的地盘可用，也从来没“我出去一会儿”的理由。一是我被生产队与学校束缚惯了，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也不会享受这个优越的行规。二是组建气象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选择观测场地、定做百叶箱、筹备观测仪器、自做观测记录簿……无暇东顾，“日理万机”。
但是，这并不是说公社干部就是一盘散沙，就没说没管了。每个星期六的工作汇报，就是对你工作的检查。领导对你的汇报不满意或者提出质疑，就等于你没干好工作或者没干工作，你自在吗？
汇报，很关键，汇报是功夫，人人重视。到现在，汇报依然是你工作的全部，汇报的功夫越来越高了，越来越举足轻重了。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有踏踏实实的干，不是出于什么目的，是我的天性使然，是我的本性把我定位在“干”的行列中。
全县27个气象哨，唯独我到位最晚，没有参加过正统的半年业务培训。我凭着在学校时自学的气象知识和实际观测经验上岗了。我不想落后于其他同行，想当个佼佼者，于是也应用起了“伸缩性”。人家有资本的，把“伸缩性”中的“缩”无限地缩小再缩小，我则把“伸”无限地放大再放大，延伸自己的工作时间，强化自己观测的能力与水准。其实，我不想放大也不行——
早上8点是一天中3次观测的第一次，迟到了行吗？离公社25华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不到7点就得上路。下午2点第二次观测还算轻松，但要听电台的气象趋势演变实况广播，绘制天气图。
晚上8点的第3次观测最难熬，别人5点就下班了，你不能回家，离家太远了，只好等那个时间。5点钟公社的食堂开饭了，我不能去就餐，为了省钱，也没有钱，不要忘记我是挣工分的，那时我已经有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了。观测结束了，9点钟才到家吃晚饭，我没有怨言，反倒充满希冀。
在这个“不想放大也不行”的时间里，正好可以强制我业务学习，也算得上“废物利用”吧。
不久，新民气象站为了检查气象哨的观测是否达标，专门召集各公社气象员到气象站现场演示。在这次演示和有关理论考核中，我出乎所有人也包括我自己的预料，取得了第一名。之后，气象站把各个公社气象员的排榜，邮寄到主管的公社领导手中，他得到了我一份特殊的工作汇报。
70年代，我们国家的气象观测和预报的水平相对于欧美很落后，更没有气象卫星这些高科技的应用。那时有个口号，叫做“群众管天”，提倡“土洋结合”、“专群结合”，实行走适合中国的“气象之路”。
于是，农村公社的气象哨，除了把观测到的气象数据记录下来，用于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还要上报县气象站作为历史资料存档。剩下来的时间，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搜集民间观天测风雨的“民间谚语”，走群众办气象的路线。
经过不长时间的走访，我很惊异，民间的“气象学家”，竺可桢似的物候家原来近在咫尺，他就是我们大队的五保老人李华春。
李华春那时就80来岁了，是当地有文化的名家，旧社会是个卖卖人，日子较为殷实。他膝下没有子女，老两口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生活还算不错，至少比我要好多了。他是我叔伯大哥李葆元的大舅，我们早就认识，我自然也叫他大舅。
李大舅从年轻时就开始天天记载雨雪阴晴，冬寒春暖，燕来雁往，草木枯荣……有60多年的光景了，人称“天气日记”。对于我来说，这日记无疑是难得的“天书”，自然吸引我对它如醉如痴。
李大舅诺大的年纪来日不多，对“天书”不尽快地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