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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黑
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一个梦。
还记得父亲每次开家庭会议都要闭紧门窗，生怕被外人听见，每次唠叨完，父亲也不忘安顿一句：“这些话，你们听一听就可以了，出去不许乱说。”每次父亲的目光总是特别在我脸上多盯一会儿，好像我出去必然会乱说。
我敢肯定，我不会乱说！
不过，“不乱说”，这大概成了我的一个心理负担。于是，有段时间我老做一个梦，梦境总是很简单，一成不变：早晨，一进校门，就看见校门口有张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有时是校长，有时是班主任，桌上摊着一张类似花名册的大纸，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方格子。你认为自己在过去的一天里，是诚实的，就把格子涂成浅灰，如果是半诚实，就把格子涂成深灰，如果是不诚实，那就要让手中的铅笔使点劲，把格子涂成浓黑。每次，我都吃不准把格子涂黑的程度，拿铅笔涂的时候总是很心虚，好在“浅灰”“深灰”和“浓黑”三者之间，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每次我总是硬着头皮轻轻涂两下，每次都是“铤而走险”，而且总能“蒙混过关”。有人只是用目光冷冷地盯我一下而已，并不像心里担忧的那样，喝斥一声，让我重来，当然代价总是有的——只不过早晨起来才能发现。我一直想不通，梦里面，用来涂格子的铅笔，为什么总是一色，而不是三色？比如，“诚实”用红色，“半诚实”用黄色，“不诚实”用黑色。这样，选择笔的时候，就要拿定主意，容不得半点犹豫。
梦醒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梦境中的“考勤”方式做些改良：要么一个名字后面有三个格子，分别代表诚实、半诚实和不诚实，用铅笔在相应的格子里打个钩就行了。要么就准备好三种铅笔，同样很明确很省事。改良之后，梦里面肯定会更痛苦一些，但一定有助于我“不遗尿”。因为，越是微妙的含混的首鼠两端的情况，越有可能遗尿。
我的建议却总是不被采纳。
于是，我相信自己的梦对自己是有私心的。于是，每次在梦里面，我都窃信自己总能蒙混过关，便总敢铤而走险，绝不涂黑！
春天
那个报道起了大作用，我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工作安排在了卫生局下属的防疫站，“身体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可以不上班，只领工资。我还一次性从卫生局领到了补发工资2360元。入党问题甚至也有解决的可能。蝴蝶和五个孩子的户口也一次性登记了。防疫站站长是谢局长的老婆，姓习，40多岁了，但看上去很年轻，说话和风细雨的。我去报到的时候，她对我很友好，口气里含着几分谨慎，她说：“10年前，你报名去麻风院工作，我就知道，当时我就很佩服你的勇气，这几年你肯定没少吃苦，身体不大好，那就不急着来上班，等病好了再说，这么大一个防疫站，养活你一辈子也没问题。”她的话没一点出格的地方，但是，我心里很难过，羞愧难当，不知不觉就遗下尿来。幸亏我裤裆里垫着小天鹅专门缝的尿布子——外面兜着一层塑料纸，遗了尿，外人看不出来。不过，习站长肯定从我的表情里看到什么了，低头朝我底下快快扫了一眼。我耳朵里嗡嗡嗡地响，习站长继续说着话：“你肯定知道，现在麻风病能看好了，全国的麻风院麻风村都取消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归咱们防疫站管，咱们韬河是麻风病高发行区，这方面该做的事情还很多，麻风病的流行学研究还很不够，以后呀，你就继续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我回家了，我想永远做一个病人，永远让防疫站养着，只领工资，屁事不干，我不想再研究什么麻风病了，我也不想再见习站长。
几天后，习站长带着些礼物来看望我们一家子，家里没点炉子，冷冷清清。她明知故问：“这么冷的天，怎么不点炉子？”母亲说：“不冷不冷，孩子们在山里待惯了，热了倒不舒服。”习站长扫了我一眼，我又不行了。因为在家里，我没有垫尿布子，我把裤子和鞋尿湿了，我红着脸躲出去。我蹲完厕所，换了件裤子回来时，习站长正手捧那本《千家诗》，习站长正不停地赞叹着：“实在太漂亮太漂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我家里有几百种蝴蝶标本，都没这么漂亮。”
显然，习站长绝不是一般地喜欢蝴蝶。
“习站长，那一本子都给你吧。”母亲说。
“太好了，太感谢了！”习站长都有些失态了。
“明年春天带我去看看。”习站长睁大眼睛盯着我。
我当然满口答应，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那一年的春节很快到了，干爸领着我，去给谢局长习站长夫妇拜年，习站长拿出她所有的蝴蝶标本让我们看。标本夹在漂亮的大相册里，用薄薄的塑料纸蒙着。每一种蝴蝶标本底下都注明了蝴蝶的名称、出处、生活习性。习站长一页一页给我们介绍时，显得谨慎极了，用比手指还显得轻柔的镊子轻轻地夹出来，映在离台灯不远不近的地方，给我们说她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儿发现的。文革开始后的这10年是空白。不用我们问，她叹着气说：“文革开始后就不敢搞了，怕人家说我是‘走资派’。”
“杜大夫，等天气好了，咱们借几匹马，约几个人看蝴蝶去！”习站长的表情里有浓浓的孩子气。我没有不爽快答应的道理。
春节过后，韬河县城的春天就从身后的大森林里一步步走来了，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习站长派人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杜大夫：准备好，明早出发。
当晚，我在小天鹅这边早早就睡了，前半夜睡得很死，鸡叫头遍的时候，突然醒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睡意都没了。这时我觉得，心里有些不对劲儿，有那么一丝魂不守舍的滋味。鸡叫二遍的时候，就开始明确地害怕天亮。表面看来，时间是一动不动的，但是，时间明明在流淌，在深深的地方流淌，你盯着它的时候，它是停顿的，你一不留神它就过去一大截。鸡叫三遍的时候，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心一揪一揪的，眼看要碎了，就像一个大财主，明明白白地地预感到天亮后将破产！我杜仲哪是大财主？我怎么可能破产？但是，“要破产”的感觉硬是那么真切，挥之不去。天蒙蒙亮时，我就悄悄穿上衣服出门了，还随手带了本防疫站新发的油墨味很浓的“毛选”第五卷。一出巷子我就闻见了韬河水的味道，我马上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了。来到韬河边，把习站长的纸条扔进河里，把我自己的一张纸条夹进书里，用石头把书压住，就扑嗵一声跳下去了。
自首
杜仲出门时，我睡得正香呢，我还不想醒来，就没理他。天亮后，我一睁眼就看到了床边的钥匙，单单的一把钥匙。我说过，我这间房子的钥匙一直是他一个人拿着，他向来都是拴在裤带上的。他不会随意把钥匙丢下的。
我立即就猜出了几分。
太阳照进院子时，我听见马蹄声进了鸭子巷，接着传来习站长的声音：“杜大夫，准备好了吗？”习站长听说杜仲一大早就出去了，派人到处找。临近中午，有人从韬河边找到了杜仲留下的书和纸条，纸条上是这么两句话：
怪病缠身，只欠一死。
我的死与任何人任何事无关。
我一动不动给杜仲戴够七天孝，然后就去自首了。我身上揣着那份“委托书”，正是杜仲偷回来的那一份。杜仲让我毁掉，我却藏在了褥子底下。我早就知道我会走这一步的。我不可能藏一辈子的，我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我承认除了刘侦侦我还杀了谭志。当时，公检法正在恢复和重建中，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后，1978年7月5日，新的判决才下来。当年的死刑，倒变成了现在的无期徒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替我说情的结果？大牛叔叔，大舅二舅三舅，爸爸妈妈，所有的人都露面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这个问题，我当然始终不说实话，我总是淡淡一笑，要么不管，要么就说：“在一个麻风村里活下来的。”
我问：“怎么不说三条人命了？”
小天鹅一愣，答：“其实，三条人命都不止。”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
她答：“其实，杜仲也算是我杀的。”
我说：“他明明是自杀。”
她答：“是我连累的，如果没我，他不会是这个下场。”
这个话题很难再说下去。
我问：“狱中的生活怎么样？”
她答：“挺好的，我还给大家教秦腔呢，有很多徒弟！”
我问：“大雪他们常来看你吗？”
她答：“很少来。”
我问：“听说，小雨现在也红了，名叫八岁红？”
她说：“是大牛叔叔给起的名字。”
我问：“大牛叔叔知道她是你的女儿吗？”
她说：“应该——不知道。”
我问：“杜仲临死前，没向你说过什么吗？”
她说：“没有，能说什么呢！”
我问：“你知道他自杀了时，怎么想的？”
她说：“我想，他把植眉的事忘了！”
我问：“你一直在等他植眉吗？”
她说：“是呀，他应该说话算数。”
我问：“当时麻风病的所有症状都消失了？”
她说：“差不多吧！”
我问：“有后遗症吗？比如疼和痒？”
她说：“还是不知道疼和痒，割一刀都不疼，满身虱子都不痒。”
我问：“心理感觉呢？比如伤心和难过？”
她说：“这个，还是有一点。”
说完这句话，她不经意地蹙蹙眉。
我问：“监狱允许你画眉？”
她说：“一开始不让，我就闹，后来同意了。”
我问：“你怎么闹？”
她说：“你看，我这个指头。”
我这才发现，她左手没有食指。
我问：“指头怎么了？”
她说：“我本来打算剁掉的，找不到工具，我就把指头夹在门缝里，硬硬把骨头挤碎了，后来送到医院，连皮带肉切掉了。”
我禁不住呲牙“哎呀”了一声。
她说：“其实，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我问：“为什么？”
她说：“就算是把骨头挤碎了，我也没觉得有多疼。”
我问：“仅仅为了画眉？”
她说：“要不然，能吓死人！”
我着意看了她一眼。她始终围着一条黑头巾，并且拉得很低。眉毛明显是画的，眉梢微微翘了上去，让人想起李慧娘这些戏曲人物。那些年，社会上的女子还不时兴化妆，因而，和习见的不事雕琢的眉毛比起来，她的眉毛便有一种与时代气息微微相左的美感。加上一些半遮半掩的病容，加上一些与病容和身份暗暗关联的灰色气质，以及一些若有若无的呆气，总体看来，她实在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美女了。
湿葵花
我和杜仲最后的谈话，是在一大片蝶舞蜂飞的葵花地里。葵花还没长大，鹅黄色的细小花蕾螺旋状排列，精密而柔软，令我有伸手触摸的冲动。花香很淡，在繁花盛开的森林里，显得并不出众。孔雀蝶和蜜蜂显然更喜欢葵花的香味，但是，和幼小的葵花相比，孔雀蝶和蜜蜂都显得有些苍老。我注视一朵葵花的背面，那儿又光滑又饱满，好像在尽力包住的味道，以免被我闻见。我的目光滑至它的颈部，我似乎看见了少女的玉颈，幼嫩和成熟并存，仿佛眨眼间就会变老变粗，�